2003.3.2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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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对斯托雷平谈得最多的学者是秦晖和金雁。他们挖掘这段历 史，当然是借古说今。最近，秦晖先生几乎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将 多年坚持的这一思想重新整理出炉，文章干脆就叫《斯托雷平反动中 国版》。真是，不呼出不足以抚良心、不足以平民愤。秦晖先生是为 民请命的大善人、大学者。他的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不可辩驳的 学理性，有出奇制胜的新锐性，更有透骨彻髓的亲民性。我的文章只 是步秦晖先生后尘，企图在政治、经济等一些他未竟的层面简单涉猎 而已。 斯托雷平（1862～1911）是俄国政客，沙俄政府强硬派代表人物，主 张对1905年彼得堡工人和平抗争进行弹压，并对随后此起彼伏的起义 进行镇压。他于1906年任首相兼内务部长，1907年发动“6．3”政 变，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解散具有民主倾向的两届杜 马，屠杀贫苦农民和革命者，残酷镇压农工运动，取消公社，实施新 的土地法，使少数富农垄断土地。他推崇效率至上，藐视公平，曾大 力组织向西伯利亚、中亚移民，使俄国农业空前发展。 反动，当然是逆历史而动。16世纪以来，俄国发生了数位一体的变 化，即，“自由农民向农奴转化，农户地产向公社份地转化，古典色 彩的地主向公社主转化……”（秦）。在这一框架中，公社处于关键 地位。公社的主要职能是：土地公有、定期平均分配、土地分自耕地 和共耕地、农畜实行统一管理。中央集权下的公社与东正教意识形态 “是封建俄国或前近代俄国的总框架”（秦）。这也使俄国成为一个 “非个性化的集体主义意识的国度”。这种意识实际是教会势力、非 教会势力、知识份子的共同愿望。它构成当时俄国的历史主流。 19世纪末，俄国农村公社、农奴制、与中央集权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 危机，已由“是否分家”的阶段，发展到“如何分家”的阶段。这 时，知识界不仅要为改革呼吁，还要为改革的公正方式呼吁。1905年 的沙俄政府，首先以一种相对开明的姿态颁行宪政。于是，立宪民主 党人占据杜马主要席位。但激进者们很快打出了不切实际的口号：与 政府公开决裂，使立宪派与维特政府的谈判失败。旋即，维特因过于 “温和”被沙皇解职。随后，主张警察统治的格列梅金、斯托雷平相 继登台。斯托雷平首先摧毁了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原本没 有错。但斯托雷平是以铁腕、强权、绞索推行改革的。他赤裸裸地宣 称：“国家原先要‘抑强扶弱’，承担公社精神的化身，而今不然 了，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斯托雷平铁腕下的安定和发展，是以 农业的高速发展为依托、以公社精神的急速降温和拜金主义的高烧为 特征的。 历史证明，这种剥夺大多数民众基本利益、以效率至上（强者）为基 调的改革，很快就被彻底否决──这就是1917年2月到10月的革命。 10月革命的背景是：不公正的改革广泛激怒了社会下层，一边是“改 革的”专制政权，一边是“复旧的”民主运动；一边是不公正的“自 由”，一边是反自由的“公正”。其实，“抑强扶弱”是俄罗斯独特 的精神，是结合历史和现实精神支柱的凝固剂。1907年2月起义爆发 于一次偶然事件，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出面策划、组织和引导。其根 本原因在于：“肮脏的进步”导致了“干净的反动”。 由此可见，俄国革命不仅是“激进西化”的结果，“俄国革命的根不 在西方，而在俄罗斯，它是俄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宿命。”（别尔嘉耶 夫） 2月到10月，是清算斯托雷平反动的激进比拼时期，8个月政坛5易其 主，一届更比一届左，最后还是被列宁的“人民专制”夺了头彩。 1917年的革命发生在城市（城市保卫农村），根子却在农村。这与中 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农村保卫城市）的归宿（农村、农民）是相同 的。 从俄国斯托雷平反动到印尼家族经济模式，然后到“6．4”后中国改 革的“七上八下”的单一化高效率模式，都有一条专制和效率扭成的 死结。本文就是企图从中寻找某些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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