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3.19 a

思想不一定伟大，却可以使人发抖。极权社会的主要敌人不是物质的
匮乏，而是自由的思想。固若磐石的国家政权不仅是建立在暴力之
上，更是建立在“人们柔软的神经纤维上的”。极端权力不仅表现为
对人的身体的控制，同时也表现在对人的思想控制。不但要你口服还
要让你心服，使民众的身体和思想，乃至灵魂，都无一例外地趴倒在
权力脚下，这种极端的权力控制最终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民精神的
“内卷化”。国民精神内卷化主要表现有两点：其一是“思想弱
化”，其二是创造力萎缩。权力集团对思想的控制手法不外乎以下几
种：

一、正统化

“独尊儒术”，利用国家权威使权力集团的政治哲学基础正统化，形
成极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权力架构形成的早期是
权力集团统一思想和动员社会的有力武器，不仅为新秩序的建立提供
了蓝图，而且为它的信众提供了一个精神归依的场所。在某些无神论
的国度，这种意识形态往往扮演着科学真理和信仰真理的双重角色。
权力核心则是世俗国王与教皇的一身二任，而数量庞大的主管意识形
态的专职人员，则类似于身披教袍的神职人员。他们和行政官员平行
分布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主要负担着教化民众的责任，使民众的思想
统一于主流意识形态并与权力核心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也为权力集团
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辩护。

很多无神论的国度并不都是唯物主义的天下，而是唯“神”主义的天
下，关键看供的是哪一尊“神”。每一尊神都有一套自创的神学理
论。神不变则神学理论不变，神变则神学理论跟着变。在极权社会，
最高权力者总要炮制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这种正统化了的政治逻
辑往往连教条都算不上，只能算作一种政治口号。然而，最高权力者
从中却获益菲浅：首先，通过将自己的理论正统化能巩固自己的历史
地位。最高权力者“驾崩”之后，理论会形成一种符号化的政治遗产
在若干年里依然能对政局产生一定影响力。作为权力载体的个体生命
消亡后，通过理论却能使自己“虎死威不倒”。再者，理论在最高权
力者的有生之年，往往还被用来作为测试自己“人气指数“的理想工
具｛对最高权力者而言，你如果积极拥护并宣讲我的理论，你就是我
的人，属于我的阵营；如果你对理论采取的是消极接受，抵制或者批
评的态度，那你就是理所当然的异己份子。对于双方来说，理论的内
容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你对理论的态度。

二、压制和禁锢

“罢黜百家”。对权力集团而言，“百家争鸣”只会召致思想上的混
乱，形成思想界的自由化趋向，并且撼动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因此对非主流的意识形态进行压制，藉此避免民众以其它精神资源与
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可能。官方钦定的政治哲学的一枝独秀的局
面，往往是政治权力通过对“百花”的打压和绞杀来实现的。除压制
外，何况，如何判断“香花”和“毒草”，也是有当局说了算。官方
还明确划定出思想领域的禁区：哪些能碰、哪些不能碰；哪些是可以
讨论的、哪些是不可以讨论的；对那被认为越轨的思想则予以严厉整
肃，对已经被国家权威所正统化的思想、理论或论述，则绝不允许有
任何怀疑、批判或质疑的声音。通过对思想界的压制与禁锢使全社会
的思想都高度统一起来。

权力集团通过对百家的压制和禁锢，迫使民众以一个思想、一种声音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而对于异端的思想和不同的声音，则通过
权力制造的紧张气氛予以解决。

三、取代

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异端思想者所带来的麻烦，解决麻烦的最彻底的方
法无疑是肉体消灭。然而频繁地消灭肉体成本过高，同时思想者的肉
体消灭的结果反而使其思想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道义上的优势。因
此，较为稳健的方法就是“取代”，以主流思想取代非主流或反主流
的思想。

取代一般采用政治灌输教育和洗脑的方式进行。政治灌输教育最得力
的工具主要是权力集团所垄断的教育系统和宣传机器。通过国家考试
这一较为刚性的选择机制，使从教育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符合严格的
政治标准。这种教育不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去思考，而是强行让他们接
受某种结论。通过教育机器对这些产品的重复的机械的打磨，使官方
意识形态深入心，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即使在这些人离开学校
进入社会以后，也依然保持着对现存秩序先入为主的认同感。个体基
于人性的，常识的思想被官方意识形态取代。

“洗脑”以民间语言来说就是“换脑筋”，又谓之“思想学习”或
“思想改造”，实际上借国家权力这一台大功率的“吸尘器”，清除
掉人们头脑中任何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思想。如果说压制只能算
作一种治标的办法，那么取代则无疑是一种治本的手段。各式各样的
洗脑运动使权力集团对思想的控制披上了一件脉脉温情的面纱。

权力对思想的控制直接导致思想的弱化。

从思想的“载体”文本的表现特点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国民思想
弱化的迹象──首先是大量地复述：作为思想载体的各种公共文本可
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然而其内容则往往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无非是对主流话语的大量复述、解释，或者是对某些权威论断的抄
袭，甚至是对正统化教条的大量复制。其次是苍白：学术思想越来越
呈现贵族化的趋向，思想成为学院高墙之内少数精英的专利，其学术
不可谓不规范，逻辑不可谓不严密，虽然有思想，却看不到智慧的光
芒，而思想也显得苍白而贫弱。抽象的精英话语使思想成功地避免了
权力的封杀，获得了表达的机会和空间。但由抽象概念堆积起来的规
范文本，却消解了思想的锋芒和现实的针对性。这样的思想始终是一
个犹抱瑟琶半遮面的大家闺秀，而不能成为一个在广大民众中间一石
激起千层浪、并且山呼海应的大众情人。最后是空洞：多年极权的掏
空，使正统化的思想体系早已空空如也。压制和禁锢又使整个大环境
获得思想激活的机会也没有。但是出于各种动机，人们又需要表达，
结果使思想逐步空洞化：不仅规范的学术思想空洞化了，而且人们在
各种公共空间随意表达的思想也是空无一物，不知所云。要嘛人云亦
云，要嘛紧跟舆论导向，自觉或不自觉做政治上的应声虫。

作为思想载体而存在的公共文本徒具思想的外壳，其内核已为权力所
抽空，只剩教条和空洞的政治口号。在极权社会中，思想要嘛成为给
个体生命带来恐怖阴影的幽灵，要嘛就变成贴在人们脑门上的意识形
态标签。

精神内卷化的第二个表现为全社会创造力的萎缩。权构化社会使思想
的形成和表达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直接窒息了个体的首创精神。

对于权力者而言，创造就是找麻烦。极权社会要求每一社会成员都按
照其指令行事，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对他们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
是现状，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要维持现状。对一切可能打破现状
的新生事物都会产生一种失控的焦虑。尤其对于思想层面的创新，思
想的创新直接会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任何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想
创新对权力集团而言都存在极大的颠覆性。这样的社会尤其崇尚以不
变应万变，最难接受的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孤芳自赏或我行我素；总
是反复强调要坚持什么不动摇，保持什么多少年不变。

蕴藏在民间的创造的冲动与热情在权力者看来往往可能构成不稳定的
因素。争取劳工权益的民间组织的萌芽理所当然地使权力集团惊惧无
比，因为这种萌芽简直就是体制外独立工会的雏形。同样，媒体领域
的创新也使极权社会的新闻铁幕开始出现裂缝。创新就意味着变革，
而极权社会是至始至终都是阻挠变革的。

社会所拥有的增量知识始终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更多的则是对存量
知识的剪辑、克隆和解释。“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学术界抄袭成风的根源并不是学术道德的沉沦，而是因为权力对思想
的限制。学术领域的任何一次创新，都有触文网、犯忌讳的可能。然
而，抄袭现成则既快捷、又安全。无论抄袭会给抄袭者带来多么严重
的后果，都不会超过因其学术的大胆创新而可能招致的政治风险。权
力介入学术领域使创新者的学术生命随时面临着被封杀的可能。这种
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哪怕是一种注定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思想在
无所不能的权力面前都不得不三缄其口。

极权社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创新。有一种创新不仅不会受到限制，而
且还会得到权力集团的肯定和鼓励，将这种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国家
长治久安的高度予以重视，并且不惜以国家资源来加强对这种创新能
力的培养和扶持。这就是歌颂、美化和效忠的创新。极权社会造就了
一大批无比优秀的政治吹鼓手和化妆师。他们如众星拱月，围绕在权
力核心周围，以他们的政治智慧和创造热情，谱写着这个社会繁荣和
稳定的表象，同时向最高权力表达着他们的忠诚。

“我之所以要向你说谎，就是为了向你说明：假的就是真的。”创造
虚假信息、推销虚假信息、并且使人们相信这些虚假信息，这是“鼓
手”和“化妆师”的专职工作。极权社会似乎从来也不存在现代意义
上的大众传媒，而仅仅只存在受权力集团牢牢控制的宣传机器。媒体
成为权力精英的秀场和流布虚假信息的工具。真实信息和对事件的解
释权被彻底垄断。这使民众始终与外界保持着一种疏离状态。无所不
在的谎言，使民众丧失了对某些事件哪怕是基于常识的判断力。

鼓手和化妆师们创造性的劳动的确换来了整个社会意料中的稳定。当
他们的创造力得到空前发挥时，全社会的创造力却不可避免地迅速萎
缩，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就彻底泯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