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燕鵬的聖誕賀信
你蒙難台灣已一年又半，再逢聖誕佳節，朋友們謹以不渝的友誼，執
著千萬次問候，讓聖誕老人帶去我們所有「不結社」之友的永恆祝
福。不管海峽兩岸距離有多遙遠，大家關懷你的心是永遠不會變的。
你為自由付出代價，已經裝進聖誕老人的口袋裡了，他只是微笑著在
考驗你，只要你有足夠的韌性與耐力，以不悔的忠誠踏遍人生的每一
步，他終有一天會把你的自由還給你。聖誕老人從不吝嗇他對每一個
人的愛。
我們這些始終與你風雨兼程，攜手相伴的朋友，此時此刻寄意燦爛的
星空，願滿天的星斗為你祈禱，願你在新的一年裡，走出困境，贏得
自由，贏得快樂。我們相信你能聽到海峽對岸的每一次浪涌，那是我
們對你的每一次呼喚。中國的版圖與青島的風景，永遠把你鑲嵌在他
美麗的懷抱裡，不論你身在何處，都不要寂寞，「不結社之友」的每
一次呼吸，都是對你的深深祝福。雖然大陸的朋友還在意識形態的牢
籠裡關閉著，無法前去看你，但已經自由了的海外「不結社」朋友，
即將在春節之際，代表所有國內「不結社」朋友前去慰問、看望你。
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海內外朋友都在關心、幫助你。特別是我們山東
的其他朋友：姜福禎、陳增祥、車宏年、王金波、張銘山、陳青山等
也都無不關切你的命運，希望你早日獲得合法身分。我們大家堅信：
國際社會及台灣執政當局，會依據《世界人權宣言》第四條：「人人
為避迫害有權在他國請示並享受庇護」及聯合國1967年12月4日通過
的《領域庇護宣言》之精神，落實人權普世價值，履行文明國家締結
的國際條約之義務，最終使你獲得合法身分。
在此溫馨的佳節裡，我們思念滿懷，將這分「超重」的祝福，遙送給
我們親密的朋友。為此我們特奉獻小詩一首《聖誕贈燕鵬》，作為聖
誕禮物，傳情寄意：
天涯明月共此夜，葡萄美酒與君酌，
千里祝福同嬋娟，聖誕飛雪從天落。
山東「不結社」之友：
牟傳珩、李協麟、牟孝柏、王欽德、張宵旭、
葛樹幫、唐建民、盧樹義、申貴軍、濟小士、
季波、鄭宏、鐘顯業、荊秀蘭、杜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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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燕鵬簡況
中國大陸知名異見人士燕鵬先生，自1989「6．4」走向街頭，聲援學
生愛國運動來，一直投身於爭民主，護人權事業，始終以寬博的胸
懷，不拘一家之見，不僅是山東「不結社」朋友，也曾為營救遭難的
正義黨人陳增祥和聲援民主黨人謝萬軍多次被警方傳訊、拘押，且是
大陸最早利用電腦網絡技術，溝通海內、外信息，傳播人權理念的。
尤為令人欽佩的是，燕鵬先生為接待、資助各地民運朋友，特出資經
營飯店，但在接待民主黨人劉連軍後，被迫關閉。燕鵬對推動大陸民
運事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對此海外媒體已多有報導。但不幸的是
燕鵬先生在2001年7月外出旅遊途中，突遭拘捕，並以協助牟傳珩先
生發表文章為由，被冠以「煽動顛覆政權罪」，判刑1年6個月。燕鵬
刑滿後，當局不僅不依法發給釋放證明，反而強行為其辦理「取保候
審」手續，繼續對他進行騷擾與監控，迫使他不得不於2004年6月，
假道台灣，投奔自由。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燕鵬政治難民身分得到證實後，仍在台灣自由
制度中被擱置一年半多，其留台或奔赴第三國的願望至今未獲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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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事件」再敲中共喪鐘
自89「6．4」中共公然以武力血腥鎮壓學生運動以來，近17年，中共
對付國內此起彼伏的抗議、示威和集會，多是採用軟硬兼施，逮捕一
些領袖，給群眾些許安撫，以求暫時的安定。卻從來沒有像汕尾官兵
這樣膽大包天，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諱，悍然開槍射殺幾十名抗議的
群眾。
事件發生後，中共高層採取一貫的做法，一方面封鎖消息，禁止媒體
報導，禁止新聞記者採訪，防止引起轟動，引起憤怒，引發更大規模
更加強烈的抗議；另一方面，他們則極力掩蓋事實真相，誣陷群眾鬧
事，違法，為地方官員的暴虐無道辯護，事實上，也是為中共暴政編
造謊言和借口。
作為一名深深眷戀那片生我養我的熱土，慇切盼望她富強繁榮的海外
華人，我除了對中共暴政表示極大憤怒並強烈要求中共嚴懲兇手和下
令開槍的地方官員之外，還是要再次向中共鄭重正告：你們的時間真
的不多了，如果你們依然故我，不實行政治改革，不將權力真正交給
人民，就一定難免滅亡的命運。因為「汕尾事件」再次敲響了你們的
喪鐘。
我完全支持海內外一切正義人士就「汕尾事件」所發的抗議，聲明和
簽名等行動。但是，我還是要說，僅僅這些還遠遠不夠。與其被蚊蟲
叮咬之後搔癢，不如在蚊蟲下嘴之前將其熏倒捕殺。因此，我們早就
需要做好充分准備，更需要採取更多更好，更直接，更有效，更有力
的行動。如：像《大紀元》報社所做的，充分揭露中共邪惡本質，喚
起更多人的積極參與；利用國外便利條件，建立一個能夠有效支持國
內民主運動，深受國內民運人士擁護的堅強有力的海外民運組織，把
各地，各人的行動變為全國，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行動，以及深入中
共體制，說服軍警不服從鎮壓命令等。「汕尾事件」再敲中共喪鐘，
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每一位以中國的自由民主為己任，立志於中國民主
大業的有識之士：時刻警醒准備，方能不失良機。
就如同一個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從醫生宣告他已無法可醫，到他數
日，數月或數年後死亡，再到人們將他火化或埋葬。一般都要經過這
樣三個階段。如果說中共政權在89「6．4」以武力血腥鎮壓學生運動
是醫生對它所下的死亡宣告，那麼，此次「汕尾事件」就預示著這個
政權真正的死亡，雖然它還有一點氣息尚存。接下來，就是看我們怎
樣為這個死者掘墓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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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的一個老人瘋了
這位老人手中拿著一根棍子，一個人獨自的來來回回走在
東洲村的大路上，一邊走，一邊用棍子打著地面，嘴裡不
停的唸叨：
「一二三，打貪官！」
「一二三，打貪官！」
「一二三，打貪官」
……
他是在交出了拍有子彈穿過兒子尸骨的Ｘ底片後瘋的，是
在寫有兒子自引炸彈而死的證明上籤字後瘋的。
他的簽字一定是劃傷了僅剩的幾條健全神經。子彈穿骨的底片收走
了，瘋老人的身影印在大街上。那隻簽過字的手正拿著一根棍子劃傷
國人的神經。
「一二三，打貪官！」
「一二三，打貪官！」
「一二三，打貪官」
……
這應該是他兒子生前和村民們一起喊過的號子吧？這是瘋老人記憶中
最深刻的場面嗎？那些更深痛的記憶已經被深埋的難以浮起嗎？甚或
是已經被蹂躪成記憶的麻團？
兒子的生命被奪去了，子彈穿骨的底片被奪去了，真正的死因也被奪
去了。剩下破碎的記憶，被老人抽象成六個字，在寒風中瘋瘋癲癲地
飄落。
風車還在轉動，如瘋癲的十字架，在風中蘸血。
（2005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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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沈良慶一起抵抗開發商
對中低收入階層的襲擾 沈良慶也開始維權了。他為什麼要維權？一個開發商要將他現在居住
的樓房拆除，在此建新的住宅，而他又支付不起擴大居住面積所需要
的資金。如果他拿不出這筆錢，舊樓房拆除之後，他的居住環境就要
惡化，他有可能搬到公共服務設施不齊全的城市邊緣地區居住、或者
什麼樣子的房屋都得不到，因此他現在就要想辦法使自己在房屋動遷
過程 中利益不受到損失。
在沈良慶之前，許多人在房屋動遷過程中努力地維護過自己的權利，
可是成功的人幾乎沒有；北京的徐永海在維權的時候去過中南海和人
民大會堂，這些行動沒收到預想的效果，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在
家裡放置了一些汽油，准備和強行拆除他房屋的人同歸於盡，後來拆
除他房屋的人趁他不在家的時候，把房子悄悄地拆了。
當執行法律的司法機關不能給動遷戶以足夠的支持的時候，動遷戶根
本就斗不過開發商。因此動遷戶只有兩種選擇，接受開發商給予的補
償，搬到偏遠的地區居住，或者自己交一些錢，在原居 住地買開發
商提供的回遷房。
對於城市里的中、低收入者來說，交錢買回遷房是難以承受之重。高
額醫療費用、教育費用已經使人們透不過氣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
者李培林指出，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增長比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長高出
幾倍，家庭教育和醫療支出過快，完全打亂了正常的家庭消費結構。
看病貴給大多數中國家庭帶來了困擾。中國有65.7%的人沒有任何形
式的醫療保險，全國40%的城鎮居民、72%的農村居民看病需要自掏腰
包，而個人醫療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所佔比重還在不斷加大，大約
1/4的居民因為無力支付醫療費而放棄醫療。現在水、電、煤氣又要
漲價。在上海等地房價近來出現大幅度回落的情況下，全國的住房價
格仍然上漲5.6%，遠遠高於平均的通貨膨脹率。
在生活成本節節攀升的情況下，讓中、低收入者去購買價格處於上漲
中的房子，這樣做是太狠毒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根本就拿不出錢去
買房子，有的人可以拿出錢買房子，但是他們用於醫療、教育等方面
的支出勢必就會降低。一個人讓開發商把自己的房子拆了，然後此人
再添些錢從開發商那裡買一套回遷房，此人的孩子可能就上不了大
學，因為他用錢買房子了。如果他有病他也沒錢治療了。
這個中、低收入階層的人這樣生活是不理智的，舊房子完全可以不拆
繼續使用下去，人們可以斷絕享受新房子的慾望，把買房子的錢省下
來讓孩子上大學。當一個人有病的時候，他就會知道自己當初遏制了
享受新房子的慾望是多麼正確，沒錢治病，命歸西天，要那麼一處新
買的空房子又有什麼用？一個人理智地生活下去會遇到一些困難，開
發商會引誘你脫離理智的軌道，他們會想出各種辦法拆除你的房子，
機關算盡的時候就使出撒手䬷---強制拆遷；奇怪的是許多強制拆遷
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配合，城管的執法人員和警察經常充當強制拆遷
的打手。這種事情真是值得詛咒。如果你不買回遷房，你只好搬到公
共服務設施不多的城市邊緣地區，經受種種生活上的不便。
現在的城市房地產開發近乎瘋狂，許多城市的邊緣地區也成了開發商
的開發對象，中低收入階層的動遷戶已是無路可逃，如果繼續堅持不
買開發商的回遷房，他們只好到農村去買房子了。
中國的房價很高，中低收入階層的動遷戶如果想買房子，就要拿出自
己的所有積蓄、或者大部分積蓄來換房子。眾所週知，中國的房屋質
量並不令人樂觀，前不久江西發生了一次小地震，一個市政府的辦公
樓竟然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可見這棟樓的質量是非常低劣的。日前我
在電視節目裡看到，一個剛建成的樓房裡有許多房間的地面發生下
沉。如果一個中低收入階層的人用自己一生的積蓄買了一個存在著嚴
重質量問題的房子，那麼這個人的積蓄就消失了。如果一個房屋不幸
遇到火災、或地震，那麼中低收入階層的人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錢也
就隨著災害的到來而消失了。實際上中國是一個地震多發國家，中國
的火災也不少，吉林、湖南、河南等地都發生過讓整個建築受到毀滅
性破壞的大火。把自己的大部分積蓄或所有積蓄都投入到房屋上，這
是不理智的作法。有的時候你想理智起來也不行，社會上的一些規則
和潛規則引誘你或強迫你去選擇不理智的作法。
像沈良慶這樣逆潮流而動的人很少，所以我希望沈良慶能成功地維護
自己的權利，一個成功的維權案例對於其他正在維權的人是一種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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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民運人士」一詞在漢語中的變化
「民運人士」一詞是最近20年間才流行開來的，特別是在海外它幾乎
可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耳詳能熟，就是在國內，它也已經被許多談論
政治的人所頻頻地使用，即就是這樣，1998年出版的新版《現代漢語
詞典》卻沒有收錄它，因此「民運人士」一詞就和「大字報」、「四
大」等新近出現的詞一樣，因政治原因而被我們中國最有權威的語言
學家們給「過濾」了，好像這個詞根本就沒有在漢語中出現過一樣。
可是，這樣的「鴕鳥」做法是不是就可以把民運人士這個詞從漢語中
給「驅除」出去，使它失去了在漢語生活中的存在呢？我看事情未必
如此。我作為一個不是語言學家的人是這樣認為的，一個語言學上的
「立法」行為，如果置語言學本身的規則和現實於不顧，而心甘情願
地接受政治權力的擺布，那麼這個「法」就必然地要喪失正義，最後
它不被使用漢語的人承認和接受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但是，同其它的事物一樣，我們即使認為《現代漢語詞典》是一個語
言學上的「劣法」，在研究漢語中這一個新近產生的詞彙時也還是不
繞開它的為妙。好，我們先分析「民運」一詞。「『民運』一詞在漢
語中的出現，原本不是我們的創造」，在《就「民運」一詞談經驗意
義上的民主》一文中，我是這樣說的：「就《現代漢語詞典》『民
運』條目所提供的解釋來看，它有以下三種意義：『1、有關人民生
活和物質生活的運輸工作。2、舊時的私營運輸業。3、指民眾運動：
民運工作|民運幹事。』但是，經我們海外民運人士的創造，『民
運』一詞已經完全地脫離了上述『1、2』條目中的內容，並且使
『3』中的『民眾運動』的內容完全地變成了『民主運動』。到今天
為止，人們若提起『民運』，誰還會想到把它同『運輸工作』或『私
營運輸業』聯繫起來呢？在中國乃至全世界，『中國民運』已經變成
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簡稱的事情誰個不承認呢？」
「人士」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有一定影響的人
物：民主人士|各界人士|黨外人士|愛國人士」，依據此理，我在其
後續上「民運人士」就順理成章。但話又說回來了，雖然《詞典》沒
有續上「民運人士」，這樣的事情根本也阻擋不了「民運人士」一詞
在中國和世界上的流行。道理很簡單，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潮流
不可阻擋，中國民運人士將要在中國民主運動中大顯身手──這是必
然的、毫無疑義的！因此，如果我們認為20∼21世紀的中國存在著一
個「時代的最強音」的話，那麼，它一定離不開「民運」、「民運人
士」這些詞所表達的聲音。因此官方即使用「文化手段」，企圖剿滅
中國人民在推進民主進程中所創造的新詞彙和這些詞彙所表達的新話
語以及這些新話語所表達的新事物、新情感，那就是螳臂當車，自不
量力！
二、民運人士是中國特殊時代的產物
民主運動在中國經歷了一個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不能夠於之比擬的時期
之後，才產生了民運人士這個特殊的人物群體。因此我們若對這個時
期有一種深刻的認識的話，那麼，它的特點就會非常突出地表現出
來。首先，和前蘇聯不同，中國的民主運動有毛澤東作成的一段，它
是在1966年毛澤東鼓動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當權派實行「革命式造
反」，而「造反」行為又被毛澤東本人「上昇」到「無產階級革命」
的「高度」之後發生的事情，顯然這樣的事情在蘇聯是沒有的，斯大
林時代沒有，赫魯曉夫時代也沒有；其次，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
民主運動也不同，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工人階級」運動，也不是一個
知識分子運動，亦沒有一個組織很好的類似於「團結工會」或「77憲
章」之類的政治組織，而更多的是帶有群眾運動的特徵；最後，和蒙
古的民主化運動也不同，它沒有一個可以憑借的政治選舉的傳統工
具，因此運動總是在外觀上同傳統的革命近似，以至於這個發生於後
革命時代的運動到今天為止，還是被許多的「業內人士」看成是傳革
命的「翻版」。
如果我們要為中國的民主運動尋找一個可以用時間計算的歷史的話，
那麼從1966年開始，它已經具有39年的歷史了，如果說在把民主革命
的40年歷史（1919∼1949）加了上去，那麼中國的民主有了79年的歷
史，但是與這個「歷史」並存的是，79年時間中的民主到今天為止也
還是水花鏡月。如果說79年的時間使中國普通人失去了對民主的信心
和耐心的話，那麼沒有喪失信心的人就可以放到民運人士這一邊。也
就說在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的民主希望不大或者沒有希望的情況下，有
這麼一部分人仍然頑強地堅持民主的信念，認為未來的中國一定是
「民主的」，或者民主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無論怎麼說這些人就
顯得有一點出特了。如果說我們在說到民運人士時，他們同普通人的
區別也許就在這兒。僅就這個問題看，你說中國人不懂民主，這個話
就不對，恰恰他們懂民主，所以才對那些受到多次作弄的民主才失去
了信心和興趣。民主不是在1989年或1979年被人民認識的，而是在
1966年被中國人民「實踐」了的，如果說這一次「實踐」在全世界範
圍內也是僅此一例的話，那麼這樣的「實踐」的偉大意義在沒有被人
們解讀出來之後，民主意義的喪失便造成了中國人民對民主冷漠和失
望。
上述的問題還可以這樣的表述，就是說中國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經
要求民主，因此在所謂的「民主革命」勝利之後的「17年」（1966
年），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拿到了民主──這樣的事情就符合我們所說
的「歷史邏輯」，但是又因在全世界這樣的事情僅此一例，所以當這
一場民主的運動的意義在不被人民以民主的話語敘述時，其意義就被
毛澤東所「收購」；如果說「收購」它的毛澤東本身也是1966年人民
運動的支持者的話，那麼人民使自己的權利「神聖」化的行為就同造
毛為神的事情給攪在一塊了。於是，人民喪失掉了自己認識民主的機
會，就是一個可以論證的問題了。問題同時也在於，這個運動如果是
一個階級、一個階層或一部分人的，那麼，情況就有可能是另外的樣
子，可它是「全民」行為和「全社會」事件，因此可以說是在每一個
中國人的「靈魂深處」打下了深刻烙印的事件，以至於今後的所有的
中國事件都不能不「根源」於它。在這篇文章中，我所要討論的民運
人士的問題也一樣，它也是「根源」於此。
在我們人類的生活中，一個在特殊的年代中產生的普遍感動了人民的
政治運動的意義如果不被安排在價值的系統內，就必然會被當是非價
值的東西。66運動後的情況就是如此。當解放的運動在宗教化的浪潮
中開始消解時，民主運動意義就已經流失了，因此當毛澤東背著民心
民意把政治解放運動的意義要組織到一個新的「一元化」的共產黨專
制體制中時，人民反對毛的行為就為鄧小平的「復辟」鋪平了道路。
於是人民在反對毛的時候，把自己的造反的成果作為一個負面的價值
給以「否定」，就有著一個「自然」的趨勢。也正是在這個趨勢日益
明顯時，解放的政治意義就被經濟上的某些「實惠」所替代，問題又
在於當人的解放的進一步發展也包含著一個經濟的內容，我們就可以
解讀出在政治失敗的情況下人民行為的經濟意義的了。但是，到20世
紀70∼80年代這一段時間中，這樣如此巨大的「天翻地覆」式的變化
難以為變化中的人民所理解，就可以凸現出所謂的「歷史局限性」。
於是，沒有理解的政治解放運動和沒有理解的經濟上的「脫貧致富」
的事情加在了一起，就強迫著人民思考，而我所說的民運人士就是這
種思考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人群。他們雖然不是思想家或者理論家，
但是他們必須思考這些問題，在思考的過程中，解釋這些問題，並且
要給人民一個交代。
正因為中國人民在民主的事情上經歷了如此的「大起大落」，所以，
人民對民主的失望就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又假如這樣的事情是發生
在中國人民主教養極度缺乏的時間內，那麼中國人試驗民主以失敗而
告終的事情就和民主本身的失敗不好區分的了。因此在中國情況就必
然是這樣，毛澤東「講民主」，但是他「講」的是「無產階級的民
主」；鄧小平「不講民主」，他只搞「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實
驗，所有這些情況就是中國的政治大環境。可見，在這樣的「大環
境」之中，人民在民主的問題上無所措其手腳就事出有因。於是，在
這篇文章中，我把這個「大環境」看成是產生了民運人士的「土壤」
就恰如其分。就「自然」的意義而言，有了這樣的「土壤」，它就要
「產生」東西，因此，我即使不說民運人士在中國出現有一個「科
學」上的意義，這樣的意義也是存在的。
正因為民運人士是一個地道的中國產物，所以在中國之外，人們不太
認識和了解他們是情有可原的，在國內又因此民運人士是一個半非法
的人群，所以人們對他們的認識和了解也存在著一個由官方造成的誤
區，職此之故，我才認為有必要寫作論述民運人士的這一組文章，至
於說這一組文章能不能說明問題，那則是一個「水平的問題」。
三、民運人士所處之時代的分析
民運人士在中國的產生預示著未來中國民主時代的到來，因此，可以
說他們是未來民主時代的第一批「新生兒」，在他們呱呱墜地的聲音
裡人們可以聽見民主中國的新聲！因此，我就有理由認為，所有善於
研究和觀察中國問題的人就不能夠對這樣的重大事件掉以輕心，都應
當從中發現未來中國民主的希望和前途。僅就這樣的情形來講，他們
的出世實際上不僅僅是一些人物的降生，在更大的意義上預告了一個
時代的誕生，因此即使在未來的民主的中國，他們變成了一些普普通
通的人，其「生」也是一樁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民運人士所處的時代是中國人民不能夠在政治上「自立、自理」的時
期，因此這個時期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如人們想象的那麼長，我有理由
說它是一個「暫短」的時期，但是就目前的情況看來，這樣的「時
期」好像一點都不「短」，反倒長得要命。其實，我們立在其中的這
個時代是我們當下所論斷不了的，它意義和價值還沒有充分的展開和
實現，因此，我們只能夠說一個大概。如果說在我們中國有一個毛澤
東時代的話，那麼這個時代的後半期（即我說的「後毛澤東時代」）
就是民運人士所處的時代，但是你如果又認為這個後毛澤東時代是一
個如孕婦一樣的「大肚子時代」，那麼它「孕育」著中國民主的新時
代就是一個可以論證的問題。民運人士所代表的時代不是一個純粹
「專制時代」──這一點和它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民主時代」的另一
點是混合在一起的，正因為是這樣，這個特殊的時代就不會被一般的
人所很容易地認識，必須有一些「專門」的人來「梳理」存在於它之
中的那些如「一團亂麻」的頭緒和線索，這也從另一個則面可以看成
是民運人士「出場」的條件。
因此民運人士所要面對的這個時代，不是民主的「白紙時代」或者
「光板時代」，也就是說這個時代在性質上雖然可以說是「專制」
的，但是它卻鑲嵌著不同時期的「民主」的珍珠，因此，你要反對這
個時代的做法就不允許你把這些「珍珠」也給毀掉，你要完全地「否
定」這個時代中的人民的作為，你就「等於把一把珍珠扔掉，因為它
被一個惡臭而又纏滿海草的牡賑包著」（《神秘的舞蹈》一書的作者
馬古斯利語）。說到這裡，朋友們，你明白了嗎？如果我們把後毛澤
東時代看成是一個「惡臭的牡賑」（許多人就是這樣看的），那麼，
你把它連同「包」在其內的「珍珠」給一同地扔掉（許多人目前正這
樣做）你就談不上是民運人士了。我其所以這樣說，道理很簡單，民
運人士是取了「珍珠」後再扔「牡賑」的人。
在前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獲得了一個合法的政治造反的權利，而這
樣的權利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中已經
由「革命家」許諾給人民的了，因此，前毛澤東時代中的1966年政治
運動可以被我們看成是一個全民的、全面的「革命權利」「兌現」的
運動，是「革命時代」沒有完成的任務在「後革命時代」的一次「完
成」，不是一個可以捨得過去的階段。所以，前毛澤東時代的最大的
價值是人民整齊而劃一地拿到了政治價值，而後毛澤東時代的最主要
的東西是人民獲得了某些經濟的權利和權益，但是這兩種價值在同一
個共產黨的統治中是「否定」式的存在的，因此，人民對兩種權利的
理解和運用就存在著很大疑惑，而這樣的疑惑如果僅僅是理論的，那
麼也許就不需要民運人士的努力就可以解開的，而疑惑恰恰是產生於
人民以最大的熱情所投入的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因此
它就不是一團很容易消解的疑惑，於是，一個「解惑」者的角色（它
是傳統的革命者角色）就不會一下子退出「歷史的舞台」，它會再一
次地要求民運人士扮演。
所有上述的現象，我們在前蘇聯、東歐社會中是發現不了的，因此它
是一個地道的中國現象，正是在認準這個現象時，民運人士的角色才
是一個地道的中國「角色」。中國共產黨不同於蘇聯共產黨，它不但
可以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關於這一
點毛澤東在生前就已經告訴給我們中國人的了，只是我們在那時把他
的這一番話當成了「耳邊風」，現在，當這樣的新問題已經出現在我
們中國人面前的時候，解讀它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了民運人士的肩上
了。有什麼樣的問題，就必然要產生出什麼樣的人物，這恐怕是一個
常識的問題，因此若用常識去認識產生民運人士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條
件，是一點都不違犯「科學」的。
大眾對政治的冷漠在任何一個國家中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我們中國這
樣事情的出現卻同其他的國家不可一樣的對待和看待之。在其他民主
的國家內，政治冷漠是一種週期性的東西，有著一個週而復始的問
題，而中國人的政治冷漠就不是這樣，它是同人民政治發展的特定的
階段以及特殊歷史相聯繫的，並且在民族的記憶的深處有著一種深刻
的烙印性的存在，因此，它就需要一種類似於「啟蒙」的行為來對
付，而我們所說的民運人士也可以看成是一些新時代的啟蒙的人。如
果說這種發生於我們中國20世紀末的啟蒙運動同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
動有著性質上的差異的話，那麼它就是一種中國式的啟蒙，從「物之
生必蒙」的意思開始，到物之「成熟」而去「蒙」就表現出一個過
程。啟蒙也就是取掉阻止事情進一步的成長的東西，就好像稻穀成熟
後那一層包裹谷粒的「稚」必然要除去一樣，而在稻穀生長時期，
「稚」包裹未成熟的谷粒卻是生長的一個環節。
四、民運人士與革命家的異同
民運人士是後革命時代的人，因此他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家這一
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這樣的事情絲毫都不能夠否認民運人士在後革
命時代是要完成革命時代的革命家沒有完成的那種一種工作。正因為
如此，所以民運人士與傳統的革命家角色就免不了會有許多的重合和
雷同。一些對此缺乏把握的人認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民運人士看
成是「革命家第二」，這樣的看法在原則上當然說不上是錯誤的，但
是在事實上卻是忽視了民運人士的「時代特徵」，以至於這樣的看法
有可能把人們引到「第二次革命」的那種一條道路時間去。民運人士
所從事的中國民主化的運動不是嚴格意義上「第二次革命」，而是
「第一次革命」的「繼續」和「延續」，它要解決的問題也不是自己
獨立提出來的，而是前「革命時代」本身就存在著並且遺留下來的。
如果說在革命的「暴力」階段這些問題是不可能借助於「暴力」解決
的話，那麼，「暴力革命」所能夠完成的任務就不是傳統的革命家所
想象的那麼的豐富的了。我們若認為「暴力革命」為基層社會的人民
走上政治的舞台開闢了一條道路的話，那麼人民走上的這一條道路是
不是平坦？會不會順利？就構成了後革命時代的問題。
後革命時代的一個衍生的問題是革命家被腐化問題，而這個問題的出
現又對革命時代的「革命成果」的保持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如何應付
這樣的挑戰，毛澤東在20世紀的60∼70年代作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探
索，但是非常遺憾這樣的探索在沒有越過後革命時代的共產黨權力的
絕對化設置時，其價值就發生了大面積的流失。如果說毛的「實驗」
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夠解決後革命時代的最重要最嚴重的問題的
話，那麼民運人士是這種問題的最終的解決者的事情就貫通了革命和
後革命兩個不同時代的脈絡。於是一個幾乎要被「否定」了的歷史，
在一種「肯定」行為的努力下，才表現出了不被「否定」的希望。
和傳統的革命家相對比，民運人士不是職業意義上的人，也不是一個
社會中的完全非法者的團體，在某些條件下，他們在中國社會可以半
合法的生存，目前在中國大陸，這樣的民運人士雖然不是很多，但是
幾乎可以說全國的許多省分都有他們的存在。你如果去看一看這些人
的歷史，就會發現他們是一些我叫作「監獄後」的人，也就是說他們
大概都有著一種「坐監獄」的歷史。就法律意義上講，雖然他們出了
監獄，但是隨時都有可能進去的情形是完全存在的，目前海外那些著
名的民運人士，他們是在走出監獄門後被現代「流放政策」像垃圾一
樣地輸送到國外的人，這樣的事情就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國內政治的
「污染者」。如果人們舍去了其他的問題不看，僅僅觀察這一點，那
麼民運人士中的著名人物的確好像是革命時代的革命家，從專制主義
者們對他們發恐懼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好像在他們的身上有著翻天覆
地的那種一種傳統的革命家的政治能量。
其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後革命時代的民運人士已經喪失了革命家的
那種傳統的職能，民主運動的現代性質決定了他們只能夠是政治層面
上的人，因此他們從事運動的行為同傳統的陰謀式、密謀式的由少數
人操縱革命的事情完全地不一樣了，與此相應的是，民主的運動也不
是一個可以存在於「一小撮人」設計中的事件，它在更多的情況下是
一個公民的「設計」，並且有著一種公開而不是秘密的內容。所以，
一旦禁忌衝破之後，公民的意見就會上昇到第一位，而民運人士自己
的意見必然地要服從於它，這和革命家把自己的意志凌駕於人民之
上，並且使革命的人民服從於他們自己的意志的情形是不可同日而語
的。明白了這樣的道理，民運人士的存在和作用就不是要和以往的革
命家一樣地先要組織一個如共產黨那樣的秘密革命的政黨，而後動員
人民參加革命。在這裡問題的複雜性就在於政黨的建立不是不需要，
而是這樣的黨如果被局限在傳統的「革命黨」的意義之上，那麼民主
的現代政黨同傳統的革命黨的區別就沒有人可以搞清楚的了。民主運
動的公開性和政黨組織的開放性顯然是中國民運人士現在亟需要解決
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問題在目前的民運隊伍中，甚至連有人提起都沒
有，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我的看法是這樣，民運人士雖然早已就位於民主運動之中，但是他們
還是用傳統的革命家的角色以規範自己的行為怕是問題的要害。如果
說傳統的革命家的職責是建立和培養一支革命的專業人員隊伍的話，
那麼民運人士又應當如何地動作，這就是我關心的問題。我認為如果
民運人士的目光若不是看著13億中國人民，而老是盯住自己的那個小
圈子的話，就一定作不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事業。原因僅僅在於現
代民主政黨的發展和壯大不是傳統的革命黨的那一種模式可以造就
的，在廣場上或者街道上組織和發展人搞政治運動，和在山溝裡拉隊
伍、打遊擊是絕對的兩碼事。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作為民主運動發動
者的團體，傳統政黨的那種組織方式和方法也不是就一下子地過時，
於是就必然的存在著一個中間地帶，如何研究「中間地帶」上的問
題，就是我要討論的問題。可見在發動和組織未來的民主運動方面，
民運人士有一點像傳統的革命家，要有煽風點火的能力和能量，但是
這樣的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不是補充著一個直接地面對公民社會和公共
社會公開發言、公開活動的畫面的話，那麼民主運動就不是理論上可
以證明的東西了。
可見民運人士的用武之地是公民社會中的公共空間，而這樣的東西在
目前的中國還是一個「出生」中的事物，因此，民運人士的作用在這
裡可以說成是它的「助產婆」，於是和這樣的情況相一致的是民運人
士也就不再必然是民主制度建立後的當然當權派人物了。他們的存在
的價值是「催生」民主的政治，而民主政治之於他們個人的在政治中
的權力地位是沒有必然聯繫的。就這個意義而言民運人士是一種「過
渡」性質的人物，在民主的制度確立之後，他們就一勞永逸地消失
了，可能消失得無蹤無影。
五、民運人士是過渡性人物
和革命家的身分聯繫著革命和革命之後的兩個不同的時期的情況完全
不一樣，民運人士僅僅是民主運動在處於非法狀態和半非法狀態時的
人物，因此，在非法、半非法狀態結束的那一天起，他們就完全地喪
失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到那時，民主生活中的政治家們就必然地取
代了他們的角色充當政治中的主角。如果說這也是民運人士一種「歷
史的命運」的話，那麼對這種「命運」的認定就是民運人士的道德問
題，在下來的文章中我要專門地論述它此處就不再多說。
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既然是過渡性的人，所以這樣的人的行為就必然
有著一種特殊的意義需要挖掘。我的看法是這樣，在革命時代革命家
對自己的使命的認識有著一種非常堅定的看法，以至於這樣的堅定性
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種頑固不化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精神
又超越了革命家個人的盤算，變成為一種「革命道德」或者「革命情
操」。也正是有著這樣的內容，所以，革命家這一類人物在中國或者
外國都被看成是社會中的非凡人物是一個我們不能夠否認的事實，相
比之下，而民運人士就不是這樣的，除了在政治這個特定的領域之
外，他們原本就是一些普通的人，和革命家那樣的人有著完全不同的
表現和表現的意義。
革命家要提供給社會的東西是社會中本身缺乏的，因此，革命家的行
為就意味著自己要為社會作出一種非常重要和重大的「貢獻」，但是
類似的問題在民運人士的行為中卻不可能存在，因為就問題的本質著
眼，民運人士要提供給社會的民主是一個由以前的革命家已經提出來
的東西，沒有新鮮性，也不是人民群眾所不可能理解或不可能了解的
東西，所以他們行為的價值在這裡就不能不「掉價」，也就是說，他
們雖然作為一個要把民主的事業最後地作成功的人群，但是他們的前
面有人，後面隨時都可能出現超越者──這樣的情形決定了他們的角
色就不能夠一成不變；在變化只，他們隨時都可能成為普通的人。問
題非常清楚，在將要完成的民主的秩序中，他們是一些無老本可吃的
人，這和革命家在革命成功後吃革命的老本的情況就截然不同。
民主是承認人的本性的政治，如果民主理論認為不存在人的本性這樣
的東西的話，那麼它必須假設一種人的本性的存在，然後再像精確科
學那樣的去求證它。就這個意義講，民運人士在沒有可期望的明顯回
報的情況下從事民運的工作，的確有一個很值得肯定的精神。僅就此
而言，你說民運人士很少有私心，我是相信的，他們要為之奮鬥的事
業中也沒有更多的參進自己的私心雜念亦可以論證的事實。和這樣的
事實有關的是，他們的個人的作為就顯得有些特別的了。因此，就目
前的情況看，雖然我們的民族陷入了專制的深淵，但是有了民運人士
這麼一個特殊的人物群體的存在，她的前途就不是很悲觀的。事實上
也是這樣，民運人士之存在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關係是我們這個21世
紀中最有意義的事件。因此，雖然我們不能夠像共產黨那樣地宣傳
說，說民運人士是代表廣大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者，但是起碼可以這
樣說，中國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希望可以在民運人士存在的問題上得
到體現，籍著這種體現，我們就可以斷言：民主沒有死亡，也沒有停
止其腳步！
把由專制過渡到民主當成一種人類進步的規律來看待的時候，民運人
士是過渡性人物這一點就可以清楚地得到說明，只是這樣的說明中的
事情如果真正的具有一個歷史的和現實的偉大價值的話，那麼這個特
殊的過渡性人物們的就可以被安排在「歷史性人物」的這一欄了。如
果說新的人類的歷史和舊的歷史有一個最基本的區別的話，我以為民
運人士就是「歷史性人物」中的最後一批了。這樣的意思如果不遭誤
解，就有可能得出如下的一個結論：即民主的生活是一個完全現實的
生活，在這樣的生活之中已經沒有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歷史人物」的
角色的存在了。也就是說，在民主生活中，「歷史人物」這樣的特殊
人群才可能最終的消亡。同其它的事物一樣，民主雖然也有自己的歷
史，但是這種歷史已經是一個隨時都可以與現實兌換的東西了，而沒
有那些專門的好像是時代賦予「特殊歷史使命」的人的存在的可能性
了。人之間的分類就不會再存在「歷史人物」和「非歷史人物」之區
分的了。政治上的人與人之平等才有可能變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事實。
就這樣的現象著眼分析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們所鼓吹的那個「人民創
造歷史」的觀念好像才可以兌現其意義，一些被認為是「創造歷史的
人物」的消亡就是它的揹書。
六、民運人士應該是創造性人物
從孫中山開創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事業以來，中國民主已經有了許多個
版本，在時間的長河中，這些不同的版本都被我們中國人讀過，於是
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在這許多的版本中，哪一個又是民主的正版
呢？又如果說在這些版本的系列中，存在著一個具有以一貫之的東西
的話，那麼它又是什麼呢？本文中我論證的中國民運人士與這樣的問
題有關，他們是回答這些問題的行家裡手。
眾所週知，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版本是一個「國民」版本，問題
是，當這個時代的民族國家還處於篳路藍縷的建設階段時，「國民」
的空缺就使得他的「國民革命」的主張失去了落實的可能性，於是，
中國民主革命的毛澤東版本──「農民革命」──就應運而生了。又
如果說這個產生了毛的「農民革命」版本在剛剛起步的民族國家因日
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處於「危難」階段時，那麼此刻，農民階級變成
了中國社會革命的主力階級的事情就具有了順理成章的理由。庶幾，
一個傳統社會中的傳統階級就在現代的條件下經歷了一場我們現在可
以稱之為「現代化」的變革；而在這樣的變革中，毛的「新民主主
義」的版本投合了時代的需要，這就是中國的民主帶上了農民階級的
色彩，因此到1966年的中國大事變發生的年代，當「農民階級色彩」
被中國人民認為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要求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時候，
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追求就促成了中國民主運動又的一次重大
進步，於是一個「城市版本」的民主就替代了「農村革命」的版本而
使中國的民主完全地「現代化」了！不至於此，在這一場「新的革
命」中，「億萬人民」拋棄了「槍桿子」而「拿起了筆桿子」（那時
的最流行語言是「拿起筆，做刀槍」）的事情就使民主的版本具有了
「正宗」的性質。就此而言，民運人士是「筆桿子型」的運動家的事
情就不是簡單的機會和機緣所成全的。
在民運隊伍中，雖然也有人鼓吹「暴力革命」，但是如果我們對民運
的主流看得清楚的話，那麼這樣非常過時的論點因為尋找不到自己的
市場而變成為一個「紙上談兵」的主張不就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嗎？
就這個意義來說，民運人士應該是一種具有非常創造能力的人的話，
就不是我的一種臆說了。他們事實是要把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民主
革命和民主運動的經驗與教訓都給總結出來，也只有這樣中國民主運
動才會健康地發展。把這一點同民主的多元化性質結合起來看，民運
人士在中國民主方面的創造就不是一個或者幾個主義的出現所可能說
明的了。民運人士是這樣的一個團體，在它今天的組成中我們就可以
發現未來民主生活中的多黨制，也就是說，今天出現於民運人士中的
那種派性和觀點的衝突，實質是由民主的多元化性質所決定的。因
此，現在的問題是在一種存在著分歧的情況下如何地發動和組織中國
民主運動？這樣的前途肯定不能夠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
袖」的老辦法去解決，但是它也絕對不能夠停留在目前這樣的分散、
無組織狀態，它一定要尋找到相應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別的不
說，僅僅就這個問題，它就要求民運人士要具備相當高的創造性！
問題如果可以反過來說的話，那麼，民運人士如果把自己要套在過去
的共產黨或者國民黨的那種歷史中去的話，他們就一定會變成為時代
的落伍者，既然是這樣，誰還會再買他們的單？民運人士必須為現代
民主政治運動提供出新的策略和新的方式和方法，也必須為中國人民
如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總結自身的經驗與教訓提供可以參照的模式。
在這個問題上，不是人不服人，而是要領潮流之先的那些人能不能拿
出可以使人信服的東西來！因此可以這樣說，我寫作這幾篇專門論述
民運人士的文章的目的也不外是想要促進民運人士的自身的反省和自
身的批評，從而提高自身的能力，堅強自我信心，在未來的中國民主
化的偉大運動中一展身手！
（2005.11.21）
|
請告訴高律師，請告訴中國人民，
我──鄭貽春 就是《九評中國共產黨》的作者 今天上午點，遼寧省高級法院在營口市中級法院的刑事審判庭宣讀了
對鄭貽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終審判決,這個法院最終無例外
地繼續了對文明人類的反動，判決維持了一審對鄭貽春七年有期徒的
非法及野蠻！
鄭貽春平靜地聽完了這一反動的枉法判決！當他離開法庭時，他平靜
地用英語告訴他的弟弟鄭曉春：「請告訴高律師，請告訴中國人民，
我──鄭貽春就是《九評中國共產黨》的作者。請告訴媽媽，不要為
我難過，這個反人類、反天理的惡黨的壽命不會比它們給我的刑期更
長啦！」
聽了電話哪頭鄭曉春平和地轉述，電話這頭的我猶如巨雷貫耳般地震
驚，使我熱血上涌：「我──鄭貽春就是《九評中國共產黨》的作
者」。這是我生命中迄今為止最令我震憾的消息，我正在看第三遍的
《九評中國共產黨》，是人類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從道德、人性、
天理、邏輯及寫作技術等任何方面，均堪稱頂級的宏作。《九評中國
共產黨》對中國歷史運動的作用將會在不遠的將來令全體中國人目瞪
口呆！聽到這個消息，鄭貽春的形像迅速被放大到無限倍。中國人，
中國的鄭貽春，頂天立地！這個名字，從今天起將永遠銘刻在這個偉
大民族的記憶中！
但是，就是這樣的一位我們民族瑰寶，卻被這個反人類、反天理的惡
黨關在死牢裡，分分秒秒都在經歷著死亡的威脅，在此，我要大聲喝
令：中國共產黨，你不要再繼續對中國人民的罪惡啦！立即釋放關在
死牢裡的鄭貽春教授；我要大聲喝叫全體中國人，起來吧，制止死到
臨頭中共的最後瘋狂！保衛鄭貽春的生命安全；我要大聲呵斥國際社
會，不要再裝聾作啞啦，迅速關注鄭貽春教授的生命安全及他在死牢
裡的非人道境遇問題！
中國尚在呼吸者的人，繼續麻木就是繼續在殺死我們民族的明天呢！
（2005年12月22日急書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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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上訴狀──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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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狀
上訴人（一審原告）：
馮正虎，男，1954年7月1日生，漢族，《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
版）》中文版作者。
住址：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號302室 郵編：200433
電話：021-55225958E-mail：fengzhenghu@hotmail.com
被上訴人：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一審原告）
住址：上海市紹興路5號。
法定代表人孫（禺頁），該局局長。
同濟大學出版社（一審第三人）
住址：上海市赤峰路67號。
法定代表人郭超，該社社長。
上訴請求
１、撤銷上海市盧灣區人民法院〔2004〕盧行初字第31號判決書
２、撤銷被上訴人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的滬新出〔2000〕電子第047號
批復
事實與理由
《上海市盧灣區人民法院〔2004〕盧行初字第31號判決書》（簡稱
《判決書》）遺漏經庭審質證的原告證據，致使判決書確認的法律事
實不完整、有誤。而且，《判決書》的評判是錯誤的。根據法律依據
與事實證據證實，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沒有盡到作為地方新聞出版局應
當履行的審核職責，卻越位行使應該由國家新聞出版署行使的權力。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以同濟大學出版社「在報請《上海日資企業要覽
（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CD-ROM）出版申請時，缺少相應的審核
材料和所收名錄的主管單位授權、委託等資料」為理由作出不准出版
的撤選批復，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而且，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作出滬新
出〔2000〕電字第047號批復的具體行政行為是適用法律、法規錯
誤、行政不作為、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濫用職權。
一、經庭審質證的原告證據被遺漏及法律事實確認有誤
在一審庭審上被告人、第三人均未對上訴人的《行政起訴狀》所附的
書證之二《同濟大學出版社書號及其書面指示》及書證之三《上海市
副市長周禹鵬委託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給馮正虎的稱
贊信》提出質疑。而且，在一審庭審中，上訴人（原告）還提供了證
據（即，《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各章節的彩
色打印稿一本），以該證據說明這是一本什麼內容的書。經質證，被
告和第三人對原告的舉證無異議。但是，這些證據在一審的《判決
書》中卻被遺漏了，致使《判決書》確認的法律事實不完整、有誤。
（一）經庭審質證的原告證據被遺漏
１、書證之三《上海市副市長周禹鵬委託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外
事辦公室給馮正虎的稱讚信》證實，《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
年版）中文簡體版》是一本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中日經濟交流、
有利於中國對外開放的電子書。這一官方的證據與由被告舉證的
證據《同濟大學出版關於〈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
簡體版〉（CD-ROM）的出版申請》的審定結論（即，《上海日資
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是「對上海市改革開放成果
的對外宣傳，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作用。」）是相吻合的。由此
可以表明，這樣一本好書不准出版，於情於法都講不通，這是官
僚主義作風的罪過。
２、在庭審中提出的證據《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
版》各章節的彩色打印稿，可以證實二個事實：（1）《上海日
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不是一本由行政機關所屬
單位編輯的企業名錄彙編，而是中國日資企業及其中日經濟交流
的研究成果。正如由被告舉證的證據《同濟大學出版關於〈上海
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CD-ROM）的出版申
請》所審定的結論：「《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
體版》以介紹上海市各區縣的對外開放政策、地理位置、產業分
布，上海市的金融業市場，我國的商業市場和精選的百家入駐上
海的日資企業的詳細介紹，中日關係機構名錄等信息。」（2）
當時出版社審定通過的是終審稿，而且樣片已存在。正如由被告
舉證的證據《同濟大學出版關於〈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
版）中文簡體版〉（CD-ROM）的出版申請》所審定的結論：「本
光盤由上海天倫諮詢有限公司製作，經審查和檢測符合出版要
求」。由此可以表明，當時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審核時需要樣片，
只要輕輕說一聲，同濟大學出版社片刻就可以呈送上。
３、書證之二《同濟大學出版社書號及其書面指示》，可以證實二個
事實：（1）同濟大學出版社已經出版的事實。由被告舉證的證
據《同濟大學出版關於〈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
體版〉（CD-ROM）的出版申請》證實，2000年4月28日之前《上
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電子出版物已通過同
濟大學出版社的終審，2000年4月30日同濟大學出版社電子出版
部主任胡兆民將書號與親筆寫的複製要求送至上海天倫諮詢有限
公司（簡稱「天倫公司」），嗣後天倫公司就代理委託光盤複製
的專業公司複製加工。當天倫公司於2000年6月20日收到同濟大
學出版社轉發上海市新聞出版局「請撤選」批復之此時，該電子
出版物的出版已成為事實。也就是說，同濟大學出版社對未備案
就出版的過錯是要負責的，實際上也傷害了作者的利益。但這是
以後的話題，與本案無關。（2）第三人同濟大學出版社委託的
特別授權代理人胡兆民為什麼會在一審庭審上的行為是反常的。
按理說，第三人同濟大學出版社與上訴人（原告）的利益是一致
的，因為他們都受到被告上海市新聞出版局關於《上海日資企業
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CD-ROM）列選請示批復的傷
害。但是，由於被告是第三人的主管行政部門，第三人為了出版
社的生存不敢狀告主管行政部門，只好犧牲作者的利益，在這個
官本位社會裡也只好如此，原告很同情第三人的無奈。但是，在
一審庭審時，作為第三人同濟大學出版社委託的特別授權代理人
胡兆民無原則地一味順從被告，居然還會出現如判決書所寫的失
態行為：「第三人述稱，同意被告的陳述理由，請求法院駁回原
告的訴訟請求。」他對被告是有恐懼感的，這與書證之二《同濟
大學出版社書號及其書面指示》有關，他正是當時的具體經辦
人，同濟大學出版社的過錯與他有關，而且他已親眼目睹這個小
小的過錯會使一個作者遭受三年冤獄的殘酷現實，他能承擔起這
個小小過錯嗎？上訴人諒解他的反常表現，但法律不容許，他必
須依法迴避。
（二）完整的法律事實
天倫公司和第三人同濟大學出版社在2000年3月22日簽訂〔2002〕同
版電字第002號電子出版物出版合同，准備出版由原告馮正虎編著的
《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的光盤，並於2000年
4月中旬按合同規定向同濟大學出版社提交該電子書的樣盤。經同濟
大學出版社審校同意出版後，2000年4月30日同濟大學出版社電子出
版部主任胡兆民將書號與親筆寫的電子光盤複製要求的書面指示送至
天倫公司，由天倫公司代理委託其它電子出版物複製單位複製加工。
而且，2000年4月28日同濟大學出版社向被告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申請
開具複製該光盤的委託書，並附：（1）電子出版合同；（2）內容提
要（目錄）；（3）終審報告。天倫公司於2000年6月初委託上海鐵道
大學信息化研究所複製該電子出版物的光盤，嗣後上海鐵道大學信息
化研究所所長王景銘委託江蘇新廣聯光盤有限公司複製加工上述電子
出版物光盤（裸盤）。電子出版物不同於以紙介質的出版物，電子出
版物的樣盤片刻即可以複製成品。2000年6月14日被告以滬新出
〔2000〕電字第047號文批復同濟大學出版社，認為其所報材料不符
合國家出版名錄的有關規定，要求撤選。當天倫公司於2000年6月20
日收到同濟大學出版社轉發上海市新聞出版局「請撤選」批復之時，
該電子出版物的出版已成為事實。天倫公司得知該電子出物不能出版
發行，仍然繼續出售，共計銷售160盒。2001年6月7日原告馮正虎因
天倫公司製作銷售該電子出物被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
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2003年11月12日釋放。
上述是原告馮正虎整個冤案的法律事實，但與本案相關的法律事實應
該截止於2000年6月20日。這是一場延遲四年多的行政訴訟案。2000
年6月20日後所發生的一切，包括冤獄都與本案的訴訟無關。未經備
案出版屬於重大選題範圍內的出版物，應當適用行政處罰，還是適用
刑罰？這個訴訟與本案也無關，上訴人（原告）已在另外的刑事申訴
案中提出。
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濫用職權與行政不作為
《判決書》認為，「被告作為出版行政管理機關，具有對報請出版的
電子出版物進行審核，並作出批複意見的行政職權。」這是答非所
問，沒有針對原告的訴訟理由作出評判。原告從來沒有認為被告不具
有審核的行政職權，而是認為被告不具有備案的行政職權，它可以作
出審核意見，但不可以越位行使了應該由國家新聞出版署行使的職
權。
被告在一審的《行政答辯狀》裡為了逃避被追究拖延46天才作出批復
的法律責任，並一再強調被告職責是審核，而不具有新聞出版署
（即，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受理備案的職責。被告在《行政答辯狀》
裡振振有詞地說，「我局認為，根據《辦法》（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1997年10月10日《圖書、期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
辦法》）第五條之規定，30日的備案期限為新聞出版署自決定受備案
之日起30日的辦理期間，與我局的審核期限無關。」的確，國務院
《出版管理條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1997年10月10日《圖書、期
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簡稱《辦法》）沒
有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門的審核期限，所以
按照被告的氣勢，不要說46天，即使拖延300年批復，原告也無法告
它行政不作為。這是《辦法》的缺陷，使被告有權力，但可以不受制
約。根據《出版管理條例》及《辦法》，審核在先，備案在後，審核
又是備案的要件，如果被告拖延審核或作出不同意出版（撤選）的審
核決定，那麼公民及出版社的出版物就無法向國家新聞出版署備案，
其結果使國家新聞出版署的備案制空洞化，而地方出版行政部門的審
批制卻成了事實，這有悖於《憲法》第35條、《著作權法》第十條、
《出版管理條例》第20條及《辦法》的備案精神。
按照《出版管理條例》第20條及《辦法》的法定程序，上海市新聞出
版局對出版物享有審核權，經他們審查內容合法、報送資料齊全後署
上同意或不同意出版的審核意見，報送北京的國家新聞出版署，而國
家新聞出版署對此類出版物實行備案制，即收到地方出版局的審核意
見後在立案審查的30天內不作出否定的意見，備案自動生效。
而且，《辦法》第四條第一、二、三款的規定，地方新聞出版局僅有
作出審核意見的權力，即地方新聞出版局無論認為該作品是否應該出
版，只能作出同意或否定的意見，將出版單位報送的材料連同自己的
審核意見報送國家新聞出版署，由國家新聞出版署作出同意或否定的
決定，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直接作出「請撤選」的批復，是越位行使
了應該由國家新聞出版署行使的權力。
由此證實，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應該履行審核的行政職責，把它的審核
意見與其他材料一併申報國家新聞出版署，它卻沒有做，這就是行政
不作為；它違反法定程序、越位行使了國家新聞出版署的職權，這就
是濫用職權。
三、缺少相應的審核材料不是撤選批復的法律法規依據
《判決書》認為，「第三人在報請《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
中文簡體版（CD─ROM）出版申請時，缺少相應的審核材料和所收名
錄的主管單位授權、委託等資料，被告依據職責，對第三人的申請作
出要求撤選批復，事實清楚，系正確，有依據。」這個依據是什麼？
是法律法規規章，還是被告自己的部門主張？四年之後，當原告啟動
了這場行政訴訟之時，才使被告講出了當時撤選批復的理由及依據。
被告的批復內容很簡短，一句話：「經研究，你社所報材料不符合國
家出版目錄的有關規定，請撤選。」那麼，被告是依據哪部、哪條國
家法律法規作出《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CD
-ROM）電子出版物不准出版的批復？原告查遍中國所有的法規，至今
沒有找到一部或一條「國家出版名錄」的法律法規？在四年之前，是
「法律倒置」觀念盛行、沒有《行政許可法》的時代，即使最低級別
的行政部門濫用職權時，動輒就用「國家規定」幾個字來嚇唬老百姓
也是比比皆是的現象。紅頭文件上的「國家規定」是指什麼？也從來
不告知申請人。其實，這些官員自己都不知道，反正自己是國家行政
機關裡的人，自己的話、發的紅頭文件理所當然就是國家規定。
在一審庭審前，被告向法院提交《行政答辯狀》及證據時，也未舉證
出「國家出版名錄」的法律法規，而是在《行政答辯狀》裡認為，
「根據新聞出版署《圖書、期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
案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同濟大學出版
社申請的選題《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CD
-ROM）》屬重大選題。根據《辦法》第四條之規定，同濟大學出版社
報送的材料中沒有書稿和電子出版物樣片，經與同濟大學出版社聯繫
後，依規定作出撤選的批復。」
以《辦法》第四條之規定作出撤選的批復。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答
辯。《辦法》第四條是備案要件的規定，明明白白寫道：「出版單位
向新聞出版署申報重大選題備案時，應當填寫備案登記表並提交下列
材料：……」。即，同濟大學出版社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申報重大選
題備案時，需要《辦法》第四條所規定的材料，材料不齊備時，不予
受理。實際上，不予受理，即備案時當即退回材料，也不需要批復。
本案的實際情況，同濟大學出版社尚未進入備案的程序，它還是處於
向主管部門（上海市新聞出版管理局）提出審核的時期。被告的答辯
也一再強調，它是在履行審核的職責，而不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受理
備案的職責，所以它可以不受《辦法》第五條的時效規定。同樣，
《辦法》第四條關於備案要件的規定，與同濟大學出版社向主管部門
提出審核時也是無關的。備案之前的審核與備案是兩類不同性質的行
政行為。
在審核時，沒有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出版社送審材料是什麼具體樣式，
審核機構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制定送審材料的具體樣式要求，而且在具
體審核過程還可以向申請人提出出示更詳細的材料。但是，以提交審
核材料的具體樣式不充分的理由就不准許公民及出版社的出版物出
版，這是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具體行政行為。根據被告舉證的證據
（同濟大學出版社關於《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
版》（CD-ROM）的出版申請），證實《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
版）中文簡體版》（CD-ROM）已經通過同濟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終審，
而且電子出版物樣片是有的。如果被告在審查過程中認為同濟大學出
版社提交的申請報告及其3分材料還不夠審查需要，完全可以向同濟
大學出版社索取其他材料，包括電子出版物樣片，同濟大學出版社是
一家國有出版社，也不是第一天與上海新聞出版局打交道，它當然知
道審核需要提交什麼材料。被告的批復正表現了它的官僚主義作風，
由於它的行政不作為，使《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
版》（CD-ROM）電子出版物根本就無法進入備案的程序，其結果使原
告與同濟大學出版社的出版權利都受到侵犯。
出版行政部門審核公民及出版社的出版物是否可以出版是以什麼審核
標準？應當是法律法規依據，而不是審查官的主觀感覺。國務院《出
版管理條例》第三章「出版物的出版」所規定的條款就是出版物是否
被准許出版的審核依據。被告身為上海市政府的出版行政部門為什麼
不依照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行政？或許，被告也知道根據國家法
律法規，《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CD-ROM）
電子出版物是應該准許出版的，因為《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
版）中文簡體版》（CD-ROM）電子出版物的內容符合國家的出版規
定：（1）沒有國務院頒佈的《出版管理條例》第26條、第27條禁止
的內容；（2）沒有國家機密與商業秘密；（3）沒有侵犯著作權的內
容。致使這本有益於社會、有助於中日經濟交流、有利於中國對外開
放的電子出版物得不到正常的出版，被告是有責任的。
四、缺少所收名錄的主管單位授權、委託
不是撤選批復的法律法規依據
被告的上述「撤選」理由在一審庭審時已被原告駁倒，然後被告在一
審庭審時又舉出另一個「撤選」理由，即「第三人在報請《上海日資
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CD-ROM）出版申請時，缺少所收
名錄的主管單位授權、委託」，並以《新聞出版署1995年8月17日新
出圖〔1995〕1060號文件》（簡稱《文件》）為依據。那麼，《文
件》是一份行政部門的工作規定，還是法律法規規章？違憲違法的文
件是否可以取代依法行政的法律法規依據？
（一）《文件》沒有法律法規的依據，也沒有國務院法規的授權。
在國家各級行政部門裡有編號、蓋紅章的文件比比皆是，連上海市新
聞出版局的答辯狀都是冠以「文件」之名、有文件編號（滬新出法
〔2004〕21號）、又蓋上紅大印的，但不是所有的文件都可以作為依
法行政的法律依據。惟有相關法律依據及國務院法規授權的規章（規
範性文件），才能成為依法行政的合法依據，這也是區別部門一般文
件與規章（規範性文件）的重要標誌，也是判斷部門規章（規範性文
件）是否合法的標準。《辦法》就是合法的規章，可以作為依法行政
的合法依據。《辦法》第一條首先確定了制定本辦法的法規依據，即
「根據《出版管理條例》第19條的規定，為了實施圖書、期刊、音像
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制度，制定本辦法。」而且，相應地
在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裡有國務院的授權，即「具體辦法由國務
院出版行政部門制定。」對照《文件》一比較，就可以清楚看到，
《文件》既沒有法律依據，又沒有國務院相關法規的授權，只是為保
證此類圖書的出版質量作出的規定。制定這些規定是行政部門的自
由，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與質量也是好事，但是以「紅頭文件」取代
法律法規就是非法行政。
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
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務院《出版管理條
例》第五條明確規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各級人民政
府應當予以保障。」第24條還明確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條例規
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達自己對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
務的見解和意願，自由發表自己從事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
文化活動的成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
干擾、阻止、破壞出版物的出版。」國家新聞出版署《辦法》規定，
「名錄」類圖書屬重大選題的出版物，出版前需要備案。這是符合憲
法法律法規的規章。但是，國家新聞出版署《文件》的第二條、第三
條的規定是違憲違法的（即，「二、『名錄』類圖書應由所收名錄的
主管單位編輯，或由其主管單位委託有關單位編輯，但書稿內容必須
經主管單位審核同意，方可交出版社出版。個人不得編輯「名錄」類
圖書。三、出版社不得出版未經所收名錄的主管單位授權編輯的『名
錄』類圖書」。）實際上，《文件》是使行政主管單位可以利用權力
向出版單位及所收名錄的企業尋租、有意或無意助長行政主管單位以
權謀私的風氣、使有些「名錄」類圖書粗製濫造的根源。這個違憲違
法的《文件》應當廢除，或許這個《文件》早已不執行，但是在政務
不公開的時期，公眾是不知道的，地方出版行政部門仍然會以《文
件》來「非法干擾、阻止、破壞出版物的出版」。
根據2004年6月18日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令第24號《新聞出版
總署、國家版權局關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清理有關
規章、規範性文件》第七項：「新聞出版總署其他規章、規範性文件
中關於行政許可條件、期限、程序等規定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
政許可法》的，一律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的規定執
行。」原告已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務院法制辦、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法規審查備案室舉報這個違憲違法的《文件》。
（二）《文件》在實際執行時也是無效的。
１、所收名錄的主管單位可以審核，也可以拒絕審核，因為「名錄」
類圖書內容的審核工作不是這些行政主管單位的行政職責。沒有
法律依據及國務院的法規授權，這些行政主管單位就可以不作
為，根本不理會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文件》。《上海日資企業要
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所收的與日本相關的國內企事業單
位名錄近萬家，涉及30個行業，有獨資、合資企業，也有內資國
企與私企，還有1,000多家在台灣的日資企業，你想要有多少個
行政主管單位，從地方到中央這些行政主管單位級別也不低，它
們憑什麼要服從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文件》、聽從上海新聞出版
局的審核要求。或許，編輯出版單位付一些辛苦費就可以擺平，
但是行政主管單位一多，編輯出版單位也難以承受，況且這些做
法又是國家法律法規所不允許的。
２、所收名錄的企事業單位是國外的，它們的主管單位是誰？《上海
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版所收的對中國貿易與投資的
日本企事業單位4,382家，這些單位肯定不屬中國的行政部門所
管轄。在日本，企事業單位是獨立法人，沒有主管單位。按中國
的觀念劃分，這些企事業單位大概歸口於地方或中央的經濟管理
部門，甚至司法部、外交部。日本是一個法治國家，尊重公民的
自由出版權利是一個常識問題。中國的駐日大使館、日本的駐中
國大使館也不會承擔審核企事業單位名錄的職責。向這些所收名
錄的主管單位提出審核的請求，會被認為是一種很荒唐的要求，
這些名錄資料都是公開的資料，你既然要編輯出版「名錄」類圖
書，就自己去查找、核對、分類、編輯，以最佳的檢索閱讀方式
滿足讀者的需求，何必還要主管單位審核，去辛苦別人，除非你
有利用國家公權謀私的不良動機。在日本，行政部門利用國家公
權謀私或侵犯私權都是犯法的。
３、《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年版）》中文簡體版不是一本由行政
機關所屬單位編輯的企業名錄彙編，而是中國日資企業及其中日
經濟交流的研究成果。本書披露出12,898家中國日資企業、
4,382家對中國投資與貿易的日本企業，均是經過大量繁瑣而艱
辛的篩選、評判、編輯整理而得出的，這在中日兩國均屬首次，
是對研究中日兩國經濟合作與企業交流的新貢獻。我們通過比較
研究描述出上海日資企業的地區、行業分佈及在全國的地位。我
們編寫這本書的做法與國內一些機構編輯出版國內企業名錄不
同，不僅僅不收一分錢，還義務幫助企業、各區縣編寫、翻譯介
紹，不是簡單的名錄刊登，而是對各企業基本信息進行分析比較
與研究。本書除了上海市區縣及上海日資企業典範的章節所引用
的資料由各區縣人民政府辦公室及相關企業自己提供及審核，其
他章節的資料全部來源於國內外公開出版物（以本書參考資料目
錄為佐證），而且在中日關係名錄方面這些編輯出版單位是最具
權威、可靠的。書中的企事業單位名錄不是什麼主管單位提供
的，對所收企業單位名稱、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等公
開數據我們也沒有創新的必要，而是作為研究的基本素材，獲得
研究結果與對名錄的編排、檢索、分類及其媒體形式的創新才是
我們的新成就，這是彙編作品的著作權。這本書不適合《文件》
的要求，一般行政主管單位既沒有義務，也沒有業務能力來審
核，只有出版社有審查的業務能力與出版行政部門有審核的義
務。
綜上所述，《文件》根本不可以作為禁止《上海日資企業要覽（2001
年版）》中文版出版（撤選）的理由與法律法規依據。這是一個以
「紅頭文件」取代憲法法律法規的典型案例。
五、審理行政案件的依據是什麼？
如果審理行政案件的依據是行政部門自己的規定或上級行政部門的文
件，那麼在民告官的行政訴訟中遭受行政部門非法行政傷害的原告幾
乎不可能有勝訴，因為99%的非法行政案件中行政部門都是依據自己
的部門規定或上級行政部門的文件來「執法」的，難怪行政案件的審
理很容易流於形式，其結果還會以司法審判的名義維護了行政部門侵
犯公民權利的錯誤。這種行政訴訟還有什麼意義？這不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行政案件的審理。
公民為什麼要依法啟動行政訴訟？就是依靠法官秉公司法，判斷行政
部門在具體行政行為中是否有法律法規的依據？行政部門依據自己部
門的規定及上級文件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違憲犯法？行政案件
審理的目的，就是依法保護公民及法人合法權益和規範行政部門的行
政行為。
那麼，審理行政案件的依據是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國務院、委根據法律和
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制定、發佈的規章以及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准的較大的
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制定、發佈的規章。」
而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78條：「憲法具有最高的法
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79條：「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
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因
此，若規章與法律法規不符，依法應適用法律法規而不應適用規章，
這一法定適用法律原則，不容任意違反。當然，部門的一般「紅頭文
件」更不能高於規章法規法律，甚至憲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頒佈前的年代，尤其是中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之前，任何行政機關都可以隨意設置許可權，紅頭文件大
於規章、規章大於法規、法規大於法律的「法律倒置」現象比比皆
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難以保障的。現在，時代變了。在中共十六大
後，開啟了一個從國家（官僚）本位回歸到個人權利的時代，尊重憲
法、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無法律就無行政、法不禁止即
自由的理念已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而且，今年12月4日為
第四個全國法制宣傳日，其主題是《弘揚憲法精神，增強法制觀
念》；11月29日至12月5日又是上海市第16屆憲法宣傳週，其主題是
《學習憲法，依法維權，建法治之城》。因此，當事人、法官都應該
在這場司法實踐中「弘揚憲法精神，增強法制觀念」。
綜上所述，「缺少相應的審核材料和所收名錄的主管單位授權、委託
等資料」不可以作為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的滬新出〔2000〕電子第047
號批復的合法依據。而且，被告作出滬新出〔2000〕電字第047號的
批復的具體行政行為是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行政不作為、違反法定
程序、超越職權、濫用職權。為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
法》第54條第（二）項之規定，法官應當依法作出撤銷上海市新聞出
版局的滬新出〔2000〕電子第047號批復的判決。
一審的判決有悖於司法公正，故向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請
求依法秉公判決，以示司法公正。
此致
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
上訴人：
馮正虎
2004年12月10日
|
關於新疆基督教家庭教會生存狀況的調查
2005年11月15日至11月20日，我利用在新疆烏魯木齊市開庭的機會，
對新疆基督教家庭教會目前的生存狀況進行了調查了解，這一「秘
密」實際上已被當時追至烏魯木齊採訪的《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
周看的文章所公開。
沒有走訪被迫害的法輪功信仰者那樣的驚心動魄和濃烈至讓人窒息的
血腥殘暴，但這卻並不影響我們對當地政府的對基督教家庭教會野蠻
打壓，對家庭教會成員隨心所欲的非法抓捕、迫害的殘酷現狀的評
價。
新疆警察的野蠻、無知及無法無天決不在京畿之地的、殘無人道地強
奸我信仰法輪功女同胞的警察何雪健之下。應被訪者的請求，我在這
篇調查中，將隱去他（她）們的真名！本調查篇幅中，我將儘可能多
地以被調查者的口述內容為主。我調取了13名信徒的自書經過，擇其
中部分在此公佈：
基督教徒馬連如2003年11月在奇臺縣被抓經過：「當我與十幾位基督
徒在一位叔叔家聚會（過聖誕），當時我們在唱歌，派出所、奇臺縣
公安局以及宗教局的人來到了現場。他們來到之後讓我們停止了唱
歌，問我們誰是帶領聚會的，當時我說我就是，他們就用照相機拍黑
板上的聖經章節，又把每一位基督信徒帶到房間去錄筆錄，然後把我
和一位弟兄帶到了警車上，把我們的皮帶給抽走了，就把我們帶到了
派出所，讓我們坐在會議大廳好好反省。他們讓我老回答他們的筆
錄，又用皮帶抽打我的身體，他們給我說我們信的（基督教）是邪
教，沒有通過他們的批准，又恐嚇說如果你不老實交代，就要把我送
到監獄，最少也要讓我坐三年牢。我就把他們所問的事情講了出來，
問完後又把另外一位弟兄叫去作筆錄。過了一會，我看到他們把信徒
所奉獻的錢以及奉獻箱也一同拿到了派出所。他們把我送到一個小房
間，用手銬把我反手銬在暖氣包上。到了晚上，他們說如果我要從這
裡出去的話，必須要交給他們1,000元的罰款，就讓我打電話給家
裡，讓家人拿錢來保我。我一直背靠暖氣包站著，等到第二天家裡來
了人，沒帶錢，他們就不讓我與家人見面，家人最後還是無功而返。
第二天的晚上到12點，他們又讓我給他們寫了欠條，欠條寫完之後他
們才讓我從派出所出來」。
奇臺的基督徒汝林2004年2月5日在奇臺縣被抓經過：「當時有20多人
在一起唱歌，突然聽到外面有很大的響動，我們向窗口看去，有幾個
公安人員已從院牆外跳進來，衝進屋子之後讓我們都不要動，有一個
公安隊長拿著攝像機，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把頭抬起來，把我們每個人
都攝下來，又都讓我們把皮帶抽下來，讓我們站在門外排隊，他們就
在房間內搜東西，床上、桌子上搜的凌亂不堪，又把我們從烏市買的
十幾本聖經還有我們每個人拿來的聖經都沒收，有一個姐妹從烏市批
發的小收音機也給沒收了。然後讓我們上了警車，走的時候一個警察
踢了我們一個弟兄一腳，把我們一批一批的送到了縣公安局。他們叫
來武警看守我們，警察就把我們一個一個的叫去審問。審問到我的時
候，他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們就把別的信徒作了處
罰，有罰400元的，有罰300元的、200元的，還有100元的，把我們其
中四人作為拘留，讓我們簽傳喚單，傳喚單的內容是非法聚會，而在
我們的拘留證上卻寫的是'邪教活動'，我們幾位不願意簽，警察說法
律條例上沒有這一條，我們只能用這一條（邪教）來定你們的罪。最
後我們還是一一簽了名，判了我們15天的拘留。在看守所裡，他們又
把和我關在一起的弟兄審問了許多次，我和跟我在一起的弟兄在裡面
被關了17天，出來時看守所的人員又向我們要了每天25元的生活費，
共計375元」。
教徒倪樹軍夫婦的遭遇：「2004年7月12日，有一批基督徒到昌吉州
鐵路渡假村去旅遊，由於當天天氣特別熱，大家吃完午飯，都沒有出
去，都在有空調的房子裡休息。有的人在禱告，有的人在談論。忽然
從外面闖入十幾個人，有的身穿公安制服，有的是便裝，沒有出示任
何的證件，也沒有說明自己身分，有的人拿著攝像機對大家開始錄
像，有的人拿著照相機拍照。就在大家對他們的所作所為莫名其妙
時，有一個身穿制服的公安大聲說，『不許亂動，原地蹲下』，對大
家的態度像對待犯人一樣凶，也不許別人說話，然後就開始登記姓
名、住址、工作、電話號碼等等。登記後就帶出去，看到外面的情
景，讓大家大吃一驚，有幾十輛警車，還有三、四輛部隊的軍車，還
有一輛大客車，外面站滿了警察和武警。然後把所有的人像押犯人一
樣押上了那輛客車。天氣熱，車裡人又多，一個挨著一個的站著，車
內就像蒸鍋一樣，讓大家汗流浹背，透不過氣來。就這樣被抓到十幾
裡路外的一個學校，把大家分別關在教室裡面，開始錄口供。問：你
們為什麼來這裡，誰組織的，來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都是基督徒等
等詳細經過，然後又讓我們拿一張紙寫上自己的名字，舉在胸前拍
照，有幾位弟兄他們；『認為可疑』，被刑事拘留15天，其他的人被
通知當地公安局，帶回本地處理，有的被刑事拘留，有的被罰款。我
被帶到戶口所在地（本壘縣）公安局國保大隊處理，他們態度兇惡、
言語粗俗，批評教育後，讓我寫下『保證書』，不准再參加任何的宗
教活動，不准有任何的傳教行為，後釋放。我妻子被帶到戶口所在地
（奇臺縣）公安局國保大隊，罰款處理，事後我們回到常住所在地烏
魯木齊。2004年7月20日，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公安局國保大隊來
到我們家，把我和我妻子抓到國保大隊，問7月12號我們是否參加昌
吉鐵路渡假村的活動，那次活動是誰組織的，詳細經過，作完筆錄後
我被送到烏魯木齊西山看守所，第二天，他們又來到看守所對我進行
審問，第七天他們讓我簽了延期拘留，我問辦案警官我什麼時候能出
去，我29號要考駕駛證，還有還按揭房款，一位姓馬的警官說，我就
要讓你的駕駛證考不成，讓你交的學費過期作廢，讓你的房款還不
上，讓房產公司沒收你的房子。到了15天，莫名其妙地把我們釋放
了，沒有辦任何手續，至今我們也不知什麼原因。更讓我想不通的
是，這件事是在昌吉州發生的，已由昌吉州處理完，交給戶口所在地
本壘縣公安局國保大隊又處理，事情完了，我常住地烏魯木齊市沙依
巴克區公安局國保大隊再對我們拘留15天，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我妻
子在被關押期間，被多次審訊，有一次被警官從看守所帶到國保大隊
連續審訊長達48小時，精神、身體受到嚴重打擊。馬大隊長還打了我
妻子幾個耳光，還用腳踢，有一位維族警官也打了我妻子幾個耳光，
逼她說出誰策劃組織、有什麼目的，我妻子說沒有任何目的，只是基
督徒一起去渡假村玩，還有按基督徒一貫的信仰生活、唱詩、禱告、
讚美神，這有什麼錯。但他們說這是非法的，沒這麼簡單，要用法律
制裁，直到現在我們也想不通，我們這些有純正信仰的基督徒，在這
個有法制的國家裡，為什麼在國家公安警官的眼中被看為是罪犯。」
63歲的夏靈芝（真名）老人來見我時泣不成聲："我於2005年8月5日1
5:00在西山路156隊一平房內參加基督教禱告會，剛進入屋內還未坐
定，就衝進一幫公安人員，勒令屋內人員原地不動，並說『只准進不
准出』。我當時由於腹瀉幾次要求上廁所，公安人員不准去，我手中
有個提包，這時由於想上廁所把包打開找衛生紙，想起包中有錢（是
我侄子的朋友給我讓買火車票的錢），我害怕錢在混亂中丟失，於是
從包中拿出想放在褲子口袋中，就被沙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的一位任
警官看見，他上前把錢搶過去，又順手搶走我的包，並且狠狠地打了
我一巴掌……。之後公安人員開始一一點名，點了名字的人就被車拉
去西山派出所，全部被集中在會議室裡。然後又一個一個叫去單獨審
問，我被叫去問：『是誰組織的』，我說不知道。他們又問：『你知
不知道這是非法集會』，我說：『你說是就是』。他們在筆錄上寫的
是『我承認是』。問完我以後被帶去照相，就像電視演的犯人那樣，
手裡舉著寫著自己名字的牌子在胸前，我們鬧著不照，被強迫照了。
之後又被帶去在一張紙上按手印，我眼睛看不清楚，也不知道在什麼
上面按的，十個手指個個按完，又用全手按手印。然後一個個點名，
這時已是2005年8月6日凌晨1點鐘，我與其他三人被送到烏魯木齊六
道灣女子收容所，當時我被告知並發給我處罰決定書，決定對我進行
行政拘留15日。2005年8月17日我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轉到六道
灣看守所，這期間我被提審了10次之多，由於長期在看守所的艱苦環
境下，我記掛家中丈夫、女兒，壓力極大，我本人也有冠心病和高血
壓，一直非常焦慮。在這種情況下，我心力交瘁、頭腦混亂、思維不
清，在第八次提審中，我情緒極為激動，心情波動很大。姓任的警官
告訴我早承認早回家，並軟硬兼施，我那天不知道怎麼就受了他的言
語誘惑，又因為他曾經打過我，心中一直懼怕他，所以就真假不分地
承擔下來。2005年8月31日，我兒子去國保大隊，有位警官給他說我
是國家公安部的通報人員，回家後我兒子一直處於焦慮之中。由於兒
子一直有高血壓，再加上近一個月為我的事情心情抑鬱，導致第二天
下午（2005年9月1日）突然腦出血，送醫院搶救無效辭世。小女兒向
國保大隊提出取保後候審，我於9月2日下午18:30分被放出看守所。
取保候審期限為一年。我被放出看守所的當天下午，沙區分局法治科
的人又一次對我進行訊問，並告知我被判處三年勞動教養，國家公安
部通報，問我服不服，我說'不服'。2005年9月6日上午，國保大隊打
電話叫我們把取保候審手續帶去，並帶去5,000元現金，說把人保改
為財保。我不明白，問原因，警察嚴厲呵斥說，這是上級的命令。自
2005年4月起，我多次發現有人跟蹤我，也去問過地質九隊保衛科長
，保衛科長否認。2005年9月12日，我女兒及兒媳去西山派出所辦戶
口，片警沈警官告訴我女兒及媳婦說我被判處三年勞教，並說我被公
安部僱佣的四個人輪流從5月分跟蹤，一直到我被抓，我認為我被跟
蹤是嚴重妨礙和侵犯我的公民自由權。另外，《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
及義務告知書》我是回家後家人唸給我聽，並且我才知道本應在第一
次審訊後就給我的告知書，卻是第十次審訊後給我的，所以當時我完
全不知道我應該享有的訴訟權利和義務」。
「我叫童其苗，2005年9月28日早晨，突然我接到一個電話（0998-26
85277）說：『我是國家安全局的，姓艾。』他讓我馬上到安全局一
趟，說有事要和我談。由於交通不方便，我將近11點到安全局門口，
有姓艾的人接我到後面二樓招待所的房子，我一進房子裡發現有兩個
男人躺在床上，一個漢族，一個維族，大概都有30歲左右，我就上前
與那個漢族人握手說：『對不起，由於事情多，廠子又在農村，交通
又不方便，耽誤了一點時間。』沒想到話沒說完，他就勃然大怒，竟
出言不遜地罵到：『媽的個屁，你算什麼東西，今天我們沒有開車銬
你來是給你面子，我們注意你已經一年多了。』我說：『你有證據現
在就可以銬我。』瞬間那個姓王的漢族人雙手把我的手拉開，不由分
說一腳狠狠地踢在我的胸脯上，當時我感到胸部一陣巨痛，當場就跌
坐在地上。那個漢族人還蠻不講理惡狠狠的讓我起來說話。那時我已
經沒有任何力氣說話，只感到胸部疼痛難忍，我說：『我心口實在疼
痛，沒氣力說話。』那個人蠻狠的說我是假裝。我問他：『你這不是
知法犯法嗎？你有什麼權利打人？』他說：『我們在案中有權利採取
措施。』我問他：『我究竟犯了什麼法，你們竟如此對待我？』這時
又進來兩個人，一個是姓汪的漢族人，另一個是姓艾的維族，這個姓
汪的科長一進門就說：『聽說你厲害的很！』我有氣無力的說：『你
們為什麼打人？』而動手打我的那個姓王的漢族人馬上說：『誰打你
了，打在哪裡？』汪科長卻說：『你是個無賴，像你這樣的人，我見
的多了！好吧，你這個地方不談，我們換個地方談。』於是汪科長讓
那個姓艾的維族人拿了拘留證來，放在我面前。當時我的胸口已經痛
得無可忍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看到這種情景，汪科長出去了，那
個打我的姓王的近前來對我說：『老童，人心都是肉長的，只要把我
問你的事說清楚，你就可以回家。』這時我的胸口越來越痛，我用手
摀著胸上，吃力地一字一句地回答他所提的問題。痛苦不堪的我多次
提出去醫院檢查被拒絕，後我實在痛苦的無法回答問題啦，才被送到
一傢私人醫院，姓王的首先到醫生辦公室交代了一番才出來，把我帶
進去，開始做心電圖，再後來拍片子，然後又把我帶回到車上，等了
40多分鐘，王又進醫院，不一會出來，把我重新帶進醫院檢查床上。
醫生問：『哪個地方痛？』我說：『其他地方都不痛，就是胸這塊痛
的厲害。』當醫生伸出兩個指頭按我的胸骨上時，痛得我全身冒汗，
最後醫生說：『沒有事，吃點藥就行了。』姓王的又把我帶進車裡，
回到安全局的後院二樓原處，他把材料都抄寫一遍，這時我已經痛的
無法坐在床上，祇得手按住胸脯，蹲在地上。這時那個姓汪的科長進
來，看我蹲在地上，厲聲讓我起來，我說：『我真的起不來啦！』汪
說：『醫生不是看過沒事嗎？』這時打我的姓王的把汪科長叫出去說
了些什麼。最後進來把他們重抄的筆錄讀一遍，叫我簽字、按手印。
又說：『今天的談話不愉快，馬上要過節（國慶節），你回去好好的
做生意，我們這邊如果有事就打電話你就過來。』就這樣，我一步一
步挪到大門口，劇烈的疼痛已經使我無力再走，這時已是晚上8點，
於是我就打電話給妻子接我。把我送到喀什市第二醫院急診科，後進
行診斷為胸骨骨折。這就是我被叫到安全局所遭遇的全部過程。
」
與夏靈芝老人那次一道被抓到西山派出所的有69名基督教徒，被折騰
了一天，每名教徒的名字都被編上號、寫在一張大白紙上，並強制他
們將寫著名字、編號上的白紙舉到腦前，逐一拍照。對大部分教徒作
了罰款處理，名為罰款，卻什麼單據都不出，這和搶劫無任何區別。
夏靈芝、周莉、張紅新、倪土美、趙玉蓮、蔣林等十幾名教徒被拘留
關押，其中夏靈芝、周莉被口頭通知勞教三年，倪土美被勞教兩年，
後引發國際關注後，被關押審訊了34天的周莉被突然釋放，無任何手
續。夏靈芝老人在被關押審訊28天後，其子在從警察那裡得知母親是
被公安部僱人跟蹤了半年的要犯，將被勞教三年的消息後的一天內身
亡，老人被放出後還被追要了幾千元錢。29歲的蔣林是唯一一位這次
大規模抓捕這些基督徒過程中見識過「老虎凳」者，他被警察「安
置」在老虎凳上近30小時，其間警察馬斌還對其進行了毆打。他們中
間只有極少數被關押的教徒拿到了處罰文件。我們在警方對趙玉蓮的
處罰中看到的處罰理由是：「進行非法基督教傳教、擾亂社會秩
序。」
在對新疆基督教徒信仰環境的調查中，我們再次看到警察群體令人失
望的身影及他們那強勁的、毫無任何顧忌的破壞社會秩序的野蠻能
力。在我們獲得的調查文字中，無一例外的規律是，警察在「刑訊」
過程中問話稍有不順，或被問者的回答不合問者的「口味」時，即都
會以「再不老實，勞教你三年」作為他們「辦案」的強勁工具。整個
調查中我們發現，數量龐大的警察是專門為了打壓信仰自由價值而存
在，野蠻抓捕、打壓、衝擊並「審訊」基督教徒，成了這群警察常年
工作的全部內容。正常人根本無法理解他們持續反復地對僅因聚會禱
告而被關押的信徒的「審訊」的那種無聊和無恥，你根本無法想象那
即是一群成年人在做的事。在他們眼裡，基督教也成了邪教，這根本
是無法理愈的荒唐。為什麼在他們眼裡，一切正的都成了邪的呢！足
見他們才是真正反文明的邪惡勢力。
我的調查及寫成這篇調查文字，並不單一是為了揭露黑暗及凶殘的權
力，凶殘及反動權力的惡名早已被他們的長期惡行深深地植入絕大部
分人民的心底，已無需用我的文字來告訴人們。我們持續想提醒人民
的是，繼續容忍這個殺戮一切向上力量價值的反人類的權力集團的危
險性──對我們自身的危險！對我們可愛子女未來的危險。在全人類
任何國家，基督教信仰者的信仰都能受到來自國家權力的呵護，惟獨
我們的權力在張牙舞爪地予血腥打壓，猶如法輪功在全球60個國家都
屬合法而唯獨在中國被誣為「邪教」一樣。「法輪功的六年災難，基
督教的56年」，一位學者在與我作上述溝通時感慨道！我即以「法輪
功是堅強抗爭的六年，基督教是柔軟忍受的56年」予回對。
凶殘打壓人民的自由信仰是這個制度從來就有的極具生命力的流氓習
性，過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後有它存在的時日裡也將會繼續如此，
猶如狼吃人的本性在其有生命的日子即會存在一樣，北京當局最近對
蔡卓華牧師的非法判決墨跡未干。
是到了需要我們猛醒的時候啦！
（2005年12月21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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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制憲大會與各力族量交鋒
緬甸軍政府所謂的「制憲國民大會」在12月5日續開後，國際社會都
在拭目以待。
緬甸國內17個「停戰集團」與13個「其他和平集團」都受邀參加，鑼
鼓喧天，熙熙攘攘一大陣。
然而，自1949年就與法西斯緬軍浴血交戰的眾土著民族，1962年開始
被軍政府開槍殺害的學生、市民、僧侶、民主力量，1963∼64年在
「國有化」名義下企業被軍政府無償沒收的工商業者，其後屢次以
「反擊擾亂經濟」為名，作廢全國大鈔票而被軍政府巧取掠奪了的全
國人民，受被軍政府發動的內戰受害半世紀的各族人民，卻早就橫眉
冷目、一針見血地說：
「將軍們的所有不同演出，從來都是為了抓權、保權、固權」。
是耶非耶？
讓我們先看看被軍政府「誠邀與會」的土著民族停戰集團與「其他和
平集團」，究竟是何妨神聖？
有關簽訂停戰協議的17停戰集團與無條件繳械投降的「和平集團」之
原名、隸屬組織、所屬民族、原屬之前政黨、軍政府所賜之名稱、特
區、特權等，且聽貌強慢慢道來。
簽訂停戰協議的17停戰集團：
１、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屬緬甸民族民主同盟（ＭＮＤＡ；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原屬於前緬共果敢區，是果敢族
（Kokang）。軍政府定其名為「北撣邦第一特區」（ＭＮＤＡ
Ａ；Northern Shan State Special Region 1）。
２、聯合佤邦團結軍（ＵＷＳＡ；United Wa State Solidarity
Army），屬聯合佤邦團結黨（ＵＷＳＰ；United Wa State
Solidarity Party），原屬於前緬共佤區，是佤族（Wa）。軍政
府定其名為「北撣邦特第二區」（Northern Shan State
Special Region 2）。
３、撣邦軍（ＳＳＡ；Shan State Army），屬撣邦進步黨（ＳＳＰ
Ｐ；Shan State Progressive Party），是撣族（Shan），軍政
府命名為「北撣邦第三特區」（Northern Shan State Special
Region 3）。
４、東撣邦民族民主聯盟軍（ＮＤＡＡ-ＥＳＳ；National Democra-
tic Alliance Army），屬東撣邦民族民主聯盟（ＮＤＡ-ＥＳ；
National emocratic Alliance-Eastern Shan State），原屬前
緬共815軍區，是阿卡─撣族（Akha-Shan）。軍政府定其名為
「東撣邦第四區」（Eastern Shan State Region 4）。
５、克欽族新民主軍（ＮＤＡ-Ｋ；New Democratic Army-
Kachin），屬克欽族新民主黨（ＮＤＰ-Ｋ；New Democratic
Party-Kachin），原屬於前緬共101軍區，是克欽族
（Kachin）。軍政府定其名為「克欽第一特區」（Kachin State
Special Region 1）。
６、克欽族民主軍（ＫＤＡ；Kachin Democratic Army），屬克欽族
民主黨（Kachin Democratic Party），原屬前克欽族獨立軍第
四旅（Former KIA 4th Brigade），是克欽族（Kachin）。軍政
府之命名:北撣邦第五特區（Northern Shan State Special
Region 5）。
７、巴歐民族軍（ＰＮＡ；Pa-O National Army），屬巴歐民族組織
（ＰＮＯ；Pa-O National Organization） ，分裂自前（ＳＮ
ＰＬＯ；Ex-SNPLO breakaway faction），是巴歐族（Pa-O）。
軍政府命名為「南撣邦第六特區」（Southern Shan State
Special Region 6）。
８、巴朗邦解放軍（ＰＳＬＡ；Palaung State Liberation
Army），屬巴朗邦解放黨（ＰＳＬＰ；Palaung State
Liberatin Party），是巴朗族（Palaung）。軍政府賜名為「北
撣邦第七特區」（Northern Shan State Special Region 7）。
９、克央民族衛隊（ＫＮＧ；Kayan National Guard），屬克央民族
發展組織（Kayan 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原
屬前ＫＮＬＰ分裂支，是克央族（Kayan）。軍政府定其名為
「克耶邦第一特區」（Kayah State Special Region 1）。
10、克欽族獨立軍（ＫＩＡ；Kachin Independence Army），屬克欽
族獨立組織（ＫＩＯ；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
是克欽族（Kachin）。軍政府定其名為「克欽邦第二特區」
（Kachin State Special Region 2）。
11、克倫尼人民解放軍（ＫＰＬＡ；Karenni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屬克倫尼人民解放陣線（ＫＮＰＬＦ；Karenni
Nationalit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由前ＫＮＰＰ分
裂出來，是克倫尼族（Karenni）。軍政府命名為「克耶邦第二
特區」（Kayah State Special Region 2）。
12、克央族新土地軍（ＫＮＬＡ；Kayan New Land Army），屬克央
族新土地黨（ＫＮＬＰ；Kayan New Land Party），是克央族
（Kayan）。被軍政府定名為「克耶邦第三特區」（Kayah State
Special Region 3）。
13、撣邦人民解放軍（ＳＮＰＬＡ；Shan State Nationality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屬撣邦人民解放組織（ＳＮＰＬ
Ｏ；Shan State Nationality Peoples' Liberation Organi-
zation），是巴歐族（Pa-O）。
14、克倫尼軍（ＫＡ；Karenni Army），屬克倫尼族進步黨（ＫＮＰ
Ｐ；Karenni National Progressive Party），是克倫尼族
（Karenni）。
15、孟族解放軍（ＭＮＬＡ；Mo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屬
新孟邦黨（ＮＭＳＰ；New Mon State Party），是孟族
（Mon）。
16、大傣族軍（ＭＴＡ；Mong Tai Army），屬撣邦愛國委員會
（Shan State Patriotic Council），原屬艾薩部隊（Aik Sa's
force），是撣族（Shan）。
17、若開邦眾民族團結黨（Rakhine State Nationalities Soli-
darity Army），屬若開邦眾民族團結黨（Rakhine State
Nationalities Solidarity Party），原屬前緬共若開邦
（Former CPB Arakan State），是若開族（Arakan）。
值得一提的是：大傣軍（ＭＴＡ）與若開緬共（Arakan CPB）都受邀
參加大會。但他們是向軍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故不列入17個簽停戰協
議的「停戰集團」集團中。
還有：
１、前大傣軍（ＭＴＡ）分裂為六派系，三派系獲邀與會。其中撣邦
民族軍（ＳＮＡ；Shan State National Army）由大傣軍（ＭＴ
Ａ）分裂出來後，與撣邦軍（ＳＳＡ）或北撣邦軍（ＳＳＡ
-Ｎ）組成撣邦和平委員會（ＳＳＰＣ；Shan State Peace
Council），與軍政府停戰談判失敗。現在已與南撣邦（ＳＳＡ-
Ｓ）合併。
２、民主克倫族佛教軍（ＤＫＢＡ；Democratic Karen Buddhist
Army），由克倫族聯盟（ＫＮＵ）分裂出來，投靠軍政府後，被
允許保留武裝力量與有限自治權。
３、克倫尼進步黨（ＫＮＰＰ）與軍政府只達成停戰三月期限。所以
只有該黨的投降派系獲邀參加。
無條件繳械投降的「和平集團」
「其他受邀人士」名目下的「和平集團」，均為由其所屬土族大組織
分裂出來，並無條件地投降了軍政府。他們大多被軍政府改編為ＣＩ
Ｇs，獲准保留其原管轄區、軍隊與「經濟特權」。
１、1995年投降，被軍政府定名為「克倫尼族民主黨（龍隊）」
（Karenni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Dragon group），
原屬克倫尼族進步黨（ＫＮＰＰ），領導人為李熱（Lee
Reh）。軍政府並無賜其在克耶任何特定管轄區。
２、1999年9月投降，被軍政府定名為卡尤集團（Kayaw peace
group），原屬克倫尼族進步黨（ＫＮＰＰ；Karenni National
Development Party），領導人為柯利（Khoo Ree）。軍政府委
其管轄：克耶邦荷亞區（Hoya，Kayah State）。
３、原屬克倫尼族進步黨（ＫＮＰＰ），領導人為卡利都、丁奈、蘇
羅（Karihtoo/Tin Neh/Saw Lawt），2002年11月∼2003年元月
投降，被軍政府定名為克倫族統一團結組織（Karen National
Unity and Solidarity Organization）。軍政府委其管轄：克
耶邦毛奇、科馬菲（Mawchi/Khe-Ma-Phy, Kayah State）。
４、原屬克倫族聯盟（ＫＮＵ），領導人蘇達目合（Saw Tha-moo-
heh），管轄克倫邦豪達尤、阿辛、宰東（Haung-tha-yaw/Azin/
Kyaik-don, Karen State），1997年2月投降。軍政府委其管轄
「豪達尤特區」（Haung-tha-yaw Special Region）。
５、原屬克倫族聯盟KNU，領導人巴多昂山（Pado Aung Sann），管
轄克倫邦帕亞貢（帕安）（Phayagon（Pa-an）,Karen
State），1998年4月5日投降。軍政府委其管轄「法亞貢特區」
（Pha-ya-gon Special Region）。
６、原屬大傣軍（ＭＴＡ），領導人馬哈甲（Mahajar），管轄南撣
邦荷蒙（Ho Mong, Southern Shan State）。1996年元月6日投
降。軍政府委其管轄：荷蒙繁榮發展特區（Ho Mong Special
Region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７、原屬大傣軍MTA，領導人昆邁（Khunn Main），管轄克耶邦卡特
昆（貝貢）（Ka-thel-kwin（Pekon）, Kayah State），1996年
元月投降。軍政府委其管轄：隋比埃特區（Shwe-pyi-aye
Special Region）。
８、原屬大傣軍（ＭＴＡ），領導人賽蒙（Sai Monn），管轄北撣邦
曼版、瑙萊（Manpan/Naung-lai, Northern Shan State），
1996年元月投降，軍政府定其名為「曼版民兵」（Manpan
People's Militia）。
９、原屬新孟邦黨（ＮＭＳＰ），領導人昂代亨（Aung Thaik
Hin），管轄丹那沙林邦喬奇、勃彬（丹老）（Chaun-chi, Bok-
pyin-Mergui, Tenasserim），1997年5月投降，被軍政府定其名
為「丹老孟軍（ＭＭＡ：Mergui Mon Army ＝ Mon Armed Peace
Group）。
10、原屬新孟邦黨（ＮＭＳＰ），領導人奈賽強（Nai Saik
Chan），管轄丹那沙林邦鐵島（Iron Island＝Kawt-thaung,
Tenasserim），1997年投降。軍政府定其名為孟分裂集團（Mon
Splinter Group）。
11、原屬若開族軍（ＡＡ;Arakan Army），領導人丹隋（Than
Shwe），管轄若開邦膠陀（Kyauktaw, Arakan State），2002年
5月投降，軍政府定其名為「若開族軍團」（Arakan Army
Group）。
12、Li Chang與其部隊並非來自艾沙的大傣軍（ＭＴＡ）。與軍政府
停戰san1年後，因販毒分贓不均而與達格萊（Tha Kelei）的撣
族人民解放組織（ＳＮＰＬＯ）決裂，最後向軍政府投降。軍政
府重視其大傣軍MTA分裂部隊的作用，特賜「特區」。
13、艾薩（Aik Sa）軍隊向軍政府無條件投降後，被改編為6個特區
的「平亂團」（Counter-Insurgency Group）或「民兵」，隸屬
當地軍政府駐軍，給予有限武器。貿易方面，與駐軍上司共營共
享。該艾薩軍隊的6特區是：
Ａ、荷蒙特區（南撣邦）（Ho Mong Special Region-Southern
Shan State） ，領導人：馬哈甲（Mahajar）。
Ｂ、蒙陀/蒙達特區（東撣邦）（Mong Taw/Mong Ta Special
Region-Eastern Shan State），領導人：山孟（Hsan
Monn）。
Ｃ、馬版/瑙萊特區（北撣邦）（Man-Pan/Naung-Lai Special
Region-Northern Shan State），領導人：賽孟（Sai
Monn）。
Ｄ、孟亨/媫哈特區（北撣邦）（Mon Hin/Mong Ha Special
Region-Northern Shan State），領導人：羅麻（Law
Mar）。
Ｅ、隋比埃─卡特昆特區（貝孔）（Shwe Pyi Aye-Ka-Thel-
Kwin Special Region-Pekon），領導人：昆邁（Khunn
Main）。
Ｆ、納亞特區（南撣邦）（Na-Yai Special Region-Southern
Shan State），領導人：李昌（Li Chang）。
在制憲會議上交鋒
軍政府全盤繼承大緬族沙文主義傳統，其上輩又受日本法西斯的軍
訓，故集沙文主義、法西斯主義、權謀主義於一身。
軍政府輪流用分而治之，威迫利誘，拉一派鬥另一派等手段，充鬥調
動這些停戰集團與「和平集團」為自己小集團利益而互相攻殲與混
戰。但這些集團碰到生死存亡大問題而大清醒時，他們就會本能地為
共同利益與長遠前途而求同存異，攜手合作。
在國民大會，這些糊塗一世者，竟然也「聰明一時」了：
１、所有「其他受邀人士」組一致要求，把「核能」置於「能源、電
力、礦產」項目，而不是在「國防、安全」項目下。
２、共有13個停戰集團，公然要求聯邦憲法條款，使滿臉橫肉的將軍
們大為震怒。
且看這13個膽大包天者是誰：
１、撣邦軍（ＳＳＡ），
２、克欽族民主軍（ＫＤＡ），
３、巴歐邦解放組織（ＰＳＬＯ），
４、克欽族民主軍（ＮＤＡ-Ｋ），
５、克欽族獨立組織（ＫＩＯ），
６、克倫尼族衛隊（ＫＮＧ），
７、克倫尼族人民解放陣線（ＫＮＰＬＦ），
８、克倫尼族解放黨（ＫＮＬＰ），
９、克倫尼族人民黨（克尤荷亞分裂集團）（ＫＮＰＰ；Kayaw
Splinter Group-Hoya），
10、撣族人民解放組織（ＳＮＰＯ），
11、新孟邦黨（ＮＭＳＰ），
12、撣邦民族軍（ＳＳＡ），
13、新孟邦黨（孟族分裂團喬奇）（ＮＭＳＰ；Mon Splinter Group
-Chaungchi）。
這些吃了豹子膽的13停戰集團，除了要求眾邦各自制憲立憲外，還要
求：
１、在各邦事務與邊區發展事項上，要求完全自主與自治，其中包括
經濟權如邊貿、礦物、寶石、行銷、森林、天然氣、中小水力工
程、工業、伐木（柚木除外）、國內水陸運輸、用地等，文化方
面如本族語言教育，法規方面如本族傳統法規的保留，公務員允
許就地錄用當地人等。
２、在國防與治安等方面，要求平行權與一致性立法權，其中包括設
立國家安全部隊與民兵。
３、其他如擁有徵稅、銀行業務、農貿、通訊、媒介、行政管理、結
社自由、剩餘權等。
聯合佤邦團結軍（ＵＷＳＡ）、ＮＤＡＡ、東撣邦民族民主聯盟軍
（ＤＮＡＡ-ＥＳＳ）等，起先提議薩爾溫江東部整個撣邦，脫離撣
邦成為「聯邦領土」獨立邦，置於中央政府管轄下。與13個停戰集團
相反，他們要求柚木私營。其他要求，則與13停戰集團差不多，但低
調些。他們後來放棄自治區「聯邦領土」由中央政府直轄的要求，但
卻堅持一定要立法，務使其武裝部隊成為特警或區域治安部隊。
最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集團都反對：
◆分配軍方人員到各級立法院，
◆主席需要軍方資格，
◆軍方領導一切，權傾全國各個角落，
◆會席位25%硬性規定屬軍方
剩下的集團，一邊倒向將軍們，完全支持其擬定的憲法之「基本法」
與其「細節」。其中只有巴歐族組織（ＰＮＯ）與民主克倫族佛教軍
（ＤＫＢＡ）屬停戰集團，其他10個都是無條件繳械投降的小股力
量，管轄小地區。
孟族團結聯盟、歐洲孟族社會、芬蘭孟族協會、加拿大孟族社會、美
國孟邦復興會、泰國孟族工人聯盟、孟族團結聯盟等，在12月12日就
寫信支持新孟邦黨不再參加這次偽制憲國民大會，說：「13停戰組織
在大會上所提的建議，被軍政府置之不理，充分說明軍政府一意孤
行，一心祇想固權，不可能為國家人民帶來真正和平、民主、各邦各
族平等的聯邦制」。
最大的土族武裝力量──克倫族聯盟KNU，在12月12∼16日開13大一
中全會，17日發表聲明，指出軍政府只有以政治方法解決政治問題，
成立真正的聯邦制，才會有出路。聲明指出：目前召開的假制憲國民
大會，解決不了政治問題，也不會帶來國內和平。聲明呼籲軍政府：
停止打內戰，撤銷壓迫政策，釋放一切政治犯包括昂山素姬，召開軍
政府、民主力量、眾民族力量三方對話，以政治對話解決政治問題。
在眾民族解放區的議會民主黨中委會（ＰＤＰ；Central Commit-
tee，Parliamentary Democracy Party（Burma）GHQ-Liberated
Area）也在同日，寫公開信給丹隋上將，規勸他千萬不要妄想把目前
軍政府一手控制的ＵＳＤＡ組織，制造為「黨員二千萬的人民政
黨」，「民選」自己為主席，上演「還政於民」鬧劇，做垂死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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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災難（小小說）
幾年前的一天，王大嬸到齊齊哈爾市的解放門市場，去買活雞；她的
朋友生病了，聽說燉雞湯，可以滋補身子，並且有利於身體的康復，
因此她打算，買一隻上好的雞，送給她的朋友。
「你看！這隻雞衝著我看，好像在召喚我，它的毛多麼光亮，就買這
只吧！」，王大嬸指著木籠裡的大公雞，對著攤主說。
「大嬸，你真會挑！這隻雞，是籠子裡最好的，就賣給你吧，我幫你
殺吧！」，攤主大聲地說道。
「那就麻煩您了！」，王大嬸說完後，攤主以熟練的手，將雞從籠子
中抓出來，攤主不管雞連連的嘶叫聲，硬將雞脖子的毛扯開，准備宰
殺雞。
臨死前，那隻雞，回頭望了王大嬸一眼，王大嬸心頭一震，仿彿曾經
在哪裡，看過這個眼神；王大嬸正要制止攤主殺雞時，雞慘叫一聲，
喉管已被割斷，雞便斷了氣。
攤主放完了雞血後，將雞丟入土缸內，蓋上蓋子，准備等雞完成最後
的掙扎之後，再開始拔毛；隔了一段時間後，攤主將雞取出，放在熱
水中，熟練地拔毛，沒一會兒的工夫，便將清理完毛與內臟後的雞，
裝在袋子內，交給了王大嬸。
「真是作孽！」，王大嬸沈默地觀看了殺雞的全程後，不由地說了這
句話；一路上，她一直在想著，那個雞的眼神，為什麼如此地熟悉？
「原來是爺爺臨死前的眼神！」，王大嬸突然想起了，爺爺臨死前，
也是用這種眼神看著她；佛教有所謂的「因果輪迴」與「六道輪迴」
的道理，難道這隻雞，是爺爺的轉世？
王大嬸越想，心裡越發毛！腳步越走，也就越沈重！王大嬸不斷地問
自己，「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是什麼？人的存在的合法性是什麼？人與
動物的關係，應該是什麼？人有沒有權利，隨便殺害其它的動物？人
是不是一種比野獸，還要殘忍的動物？人應該如何去除，人性中的自
私、貪婪與殘忍性？」，這些問題，非常令她困擾。
最近許多國家，因為禽流感的問題，不斷地扑殺成千上萬的雞只；王
大嬸經常告訴他人，這是老天對人的警告，希望人類要多反省與懺
悔，否則將來後悔，便來不及了！
「雞的痛苦，就是人的痛苦！雞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雞的災難，
就是人的災難！」，王大嬸不斷地向他人，解釋這句話的道理。
這次事件之後，王大嬸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她認為，雖然素食不被
許多人所重視，但是堅持素食，卻是人類體悟大慈悲心的開始；如果
人類有這種慈悲心，那麼人對待人、人對待動物、人對待生態系統、
人對待地球環境等，也會有同樣的慈悲心！
王大嬸到處勸人素食，因為她相信，素食是人類和平、生態保育、地
球環保與維護地球可持續發展性的根本基礎！
（200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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