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通訊 2005.5.3a 電子書
下期 上期共產黨違法案紀實（4之4）
◇序言 ．
◇訴訟紀實 ．
◇我對「6．4」事件的保留意見 ．
◇我對核心人物鄧小平的批評 ．
◇我對重大政治問題的三點看法 ．
◇抗議書 ．
◇控告書 ．
◇告別書 ．
◇起訴書一 ．
◇起訴書二 ．
◇上訴書 ．
◇申訴書 ．
◆公民上書 ．
◆結語：廢棄「以暴易暴」，開創「以法易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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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上書
──致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萬里委員長
諸位副委員長：
「黨和國家領導人」常常告誡老百姓，有問題通過正常途徑解決。
我是贊成通過正常途徑解決問題的。我希望政府和人民都要力求以有
序的方式處理社會矛盾。但是，我的實踐證明，正常途徑解決問題常
常是無效的，甚至反而使人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我在北京的時候，為了自己的事和別人的事，通過正常途徑向各方領
導機關提出問題、進行申訴，不下20次。除了有幾次得到胡耀邦的答
復以外，餘皆石沈大海。我給教育部長蔣南翔的報告，催辦了4次，
還是杳無音信。通過正常途徑提出問題，且不說穿小鞋、打擊報復，
只是置之不理，就叫人無可奈何。理或不理，取決於領導人的個人品
質，並無制度上的約束。置之不理是正常途徑的常規。正因為制度令
人失望，老百姓只好寄希望於關心民間疾苦的「清官」。周恩來、胡
耀邦的逝世之所以牽動千百萬人的心，良有以也。
近來，我要求通過正常途徑解決問題，結果非但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又惹出了更難解決的問題，問題越來越多。
「6．4」以後，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南京市公安局以「收容審查」的
名義長期關押。我作為研究生導師完全有責任為無辜的學生申辯。
1991年1月21日，我致書南京市人民政府，指出：「收容審查」沒有
法律根據，因而南京市公安局的具體行政行為是非法的；對朱利全長
期關押，既不起訴又不釋放，南京市公安局的具體行政行為又是違法
的。我要求南京市人民政府嚴肅處理南京市公安局的非法、違法行
為，立即釋放朱利全。我通過正常途徑提出的問題置之不理，卻用另
一種方式對我作出反應。
南京大學黨委根據我對「6．4」事件的看法，以「政治上不合格」為
由，取消我當教授的資格，也就是使我終身不能為教授。1991年2月3
日，我向中共江蘇省委員會和中共江蘇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控告：
南京大學黨委竊取行政權力、作出錯誤決定，違反了憲法，違反了黨
章。這一次，我特別寫上：「現在我再一次試試正常途徑的效能。」
我試出「正常途徑」解決問題的效能等於零，「正常途徑」製造問題
的效能卻高得很。因為我提到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在黨內提出保留
意見就成了「政治上不合格」？所以3月15日又取消了我的黨籍。我
當場反對這種錯誤的決定，並據理辯駁。寫了1份10幾萬字的材料，
還沒有來得及交出，迫害接踵而來。9月，不準我教書、指導研究
生，我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10月，不準我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我被
剝奪了出國的權利。用別的辦法不解決問題，只好上法院打官司，打
官司還是「正常途徑」，而問題本身也確實是法律問題。
1992年1月25日，我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兩份《起訴書》，
一份控告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及其直屬高校南京大學（校長曲欽
岳）、哲學系（主任林德宏），一份控告中國共產黨南京大學委員會
（書記韓星臣）。我的起訴受到普遍關注，國內外記者都來採訪，起
訴書到處流傳。南京大學黨委內部通知，所有的複印機不得複印我的
訴狀。以為控制了本單位的複印機就能阻止思想的傳播，比秦始皇收
繳天下兵器以防民造反還要愚蠢。難道別的單位就沒有複印機了嗎？
南京大學的校園裡還出現了許多起訴書的手抄版本。大學生們見了我
就問：法院是否受理？還說：「如果法院開庭，我們有幾千人要去旁
聽。」幸而法律上有規定，法院對公民的起訴是不能置之不理的。3
月2日，收到《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裁定書》（已大大超
過法定期限），「對郭羅基的起訴本院不予受理」。理的結果還是不
理。3月10日，我上訴於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南京市中級人
民法院的裁定不符合法律程序，適用法律有錯誤，所據的調查是片面
的。5月8日，收到《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行政裁定書》，駁回我的上
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無視我的上訴理由，一味重複南京市中級人
民法院的《裁定書》的內容，作了一個無理的「終審裁定」。
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嚴格地按照「通過正常途徑解決問題」的
原則行事。但原則欺騙了我。被告們趾高氣揚地說：「你告狀又怎麼
樣？」的確，不怎麼樣，告狀不準，更為悲慘。我不但被取消了當教
授的資格，又被剝奪了相應的待遇。我的職務補貼在助教之下。在大
學教師中，助教以下是什麼職務？為了表示抗議，我向南京大學校長
曲欽岳聲明：我拒絕領取與我的職務不相稱的工資。我寧可餓死，決
不允許辱沒尊嚴。
通過「正常途徑」不解決問題，還有什麼辦法？我想上街去遊行示
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具體的
法規又限制和取消了這種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官方組織的
遊行示威何止千百次，有哪一次不是停工、停課、妨礙交通、勞民傷
財？沒有人提出要制定什麼遊行示威法。輪到人民採用遊行示威的方
式向官方表達自己的意志的時候，法律的威嚴就顯示出來了。制定了
一個所謂《遊行示威法》，實際是《反遊行示威法》。我想組織支持
我的人進行罷工。罷工的自由曾載入憲法，現在也取消了。我想貼大
字報。從前的憲法上還有「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都是虛的，
只有大字報是實的。這種細節寫上憲法本來是沒有必要的，況且因寫
大字報而當「反革命」的也不在少數。從憲法上取消「四大」，不過
是略去一個沒有必要的細節。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不等於違法。但自
從憲法上取消「四大」以後，貼大字報要受追究。通過「正常途
徑」，問題不解決；貼大字報、組織罷工、遊行示威，不是遭取締就
是被抓人。當人民的要求為政府所漠視，怎樣才能提請政府注意，合
理解決人民的疑難？
人民有難，求告無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二字有何意義？
我仍然堅持在法制的範圍內解決問題。法制不健全，就連同法制不健
全的問題一起解決。所以，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申訴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第（6）款和第128條，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督促最高人民法院嚴肅執法，正確處理我的
申訴。 我的具體要求是：
◆第一，全面恢復我的被非法剝奪的人權、公民權，並提供切實的法
律保障；
◆第二，對非法剝奪我的人權、公民權的責任者予以法律制裁；
◆第三，賠償損失。多年來，由於被剝奪著作發表權所受的損失，由
於被剝奪科學研究權所受的損失，由於全家被迫從北京搬遷到南京
所受的損失，由於被無理壓制職稱提昇所受的損失，由於「緩聘」
所受的損失，由於不許出國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所受的損失，由於政
治打擊影響身心健康所受的損失，特別是由於一再誣陷、誹謗、亂
點名、亂戴帽子造成損毀名譽、侮辱人格所受的損失，等等（詳見
致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訴書》），我要求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賠
償人民幣壹佰萬元。（現在一些歌星、影星僅僅由於名譽受損失一
項動輒賠償幾十萬元。我考慮到政府的財政困難，特意壓低了數
字。）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像我這樣的經歷決不是個別的。有多少善良的百
姓遭受苦難還說不清楚、寫不出來。我有責任為同命運的人們思考、
吶喊、呼籲。我想提出一些從根本上改善和維護人權的建議，希望你
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機構的領導人能夠採納。
來一個人民護法運動
共產黨不守法，政府不守法，法院不執法，怎麼辦？人民起來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每天都在呼喊：「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
們！」這激越的歌聲曾經鼓舞我們去挽救民族危亡；在新的歷史時
期，它在召喚我們去做社會主人。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去護法，去抗爭，去扭轉被擺布的命運，去改寫共和國的歷史。
列寧講過一句大實話：「什麼是憲法？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
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寫了好幾張紙，也還是紙。列寧又提
問：「真正承認這些權利的保證在哪裡呢？」中國人正為這個問題而
困惑。列寧自問自答：「在於人民中意識到並且善於爭取這些權利的
各階級的力量。」（《列寧全集》新版，第12卷第50頁）中國的問題
就在於人民如何意識到、如何顯示出力量，去爭取自己的權利。首先
是人民保證憲法的實施，然後才是憲法賦予人民以權利；首先是人民
護法，然後才是法護人民。列寧不過是講出了法制國家在現實生活中
公認的常識。法制國家的政治家們也不是天生守法、樂意守法的，恰
恰相反，他們總是千方百計想逃法、枉法、違法，但人民不答應。尼
克松在「水門事件」被揭露以後，陷入四面楚歌。抗議的電報如雪片
飛來，批評的電話常鈴聲不斷，報紙譴責，國會彈劾，這個總統怎麼
當？只好下台。被美國人民唾棄的尼克松成了中國領導人的好朋友。
毛澤東和尼克松的女兒、女婿談話時輕鬆地說：「『水門事件』不就
是兩盒錄音磁帶的事嗎？有什麼了不得！」在中國，再大的事也沒有
什麼了不得。毛澤東的幽默是以人治的標準去奚落法治。反之，如果
以法治的標準衡量人治，中國的問題恰恰出在破壞了法制也沒有什麼
了不得。人民護法運動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破壞法制在領導人看來
沒有什麼了不得，人民要讓他知道不得了。
1957年，不少人因為要求民主和法制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有了
「救星」毛主席，「他為人民謀幸福」就行了，還要民主和法制幹什
麼！一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人連「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
吃夠了沒有民主和法制的苦頭。20年以後，正是當年領導「反右派」
運動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共11屆3中全會上提出「要特別
強調民主，健全法制」。人們寄於希望。又過了10年，結果，中國共
產黨和中國政府調集軍隊向要求民主和法制的人民開槍，造成更為令
人震驚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從「強調民主，健全法制」開始，以徹底
毀滅民主和法制告終。這是為什麼？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人民還
沒有顯示自己的力量，只是向黨和政府呼籲，寄希望於黨和政府來實
行民主和法制。1957年要求民主和法制的人們之所以當了「右派分子
」，就因為矛頭是指向黨和政府的。粉碎「四人幫」以後，黨和政府
答應實行民主和法制，於是皆大喜歡、心滿意足了。我本人也有過這
種想法，我在理論宣傳中還向鄧小平唱了頌歌。現在我想通了。如果
實行民主和法制僅僅出於黨和政府的願意，那麼，當他們不願意的時
候就可以馬上收回；必須造成一種局面，即使黨和政府不願意，迫於
人民的壓力也不得不實行民主和法制。所以，我轉向人民，向人民呼
吁：以人民護法運動監督黨和政府實行民主和法制。
人民護法運動是平靜的、持久的歷史運動，不是以往那種激烈的、整
人的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是按照權力中心發出的指令運動群眾，人民
護法運動是按照群眾的意志運動領導。人民護法運動將在一個很長的
歷史時期中若有若無、若隱若顯地但又是頑強地、深入地進行下去。
人民將在護法運動中學會使用法律武器，不是像按長官意志開展的
「普法教育」那樣，人民只是消極地接受灌輸。人民自身當然要守
法，更重要的是敢於手持法律去與黨和政府論理。法律只能制裁壞
人，必須保護好人；決不允許縱容壞人、傷害好人。不願做奴隸的人
們，有苦訴苦，有冤申冤，到法院去起訴、上訴、申訴，狀告政府、
狀告共產黨。
孫中山領導過一次護法運動。他所依靠的是軍閥，結果失敗了。原因
就在於護法者「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只有依靠人民，正
義必勝，護法必成！
中國人受壓抑太久了，往往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總認為告狀沒有用，
說不定反受其害。這是完全可能的。之所以沒有用，就因為到現在為
止還只是少數人偶一為之；如果成為許多人的經常性行動，不講民主
和法制的政府和共產黨就招架不住了。從一時來說，也許並無多大奇
效；從發展來看，必將產生深遠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明
明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
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但在很長的時期中，議論領導人是「反
黨」，議論「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反革命」。現在好了，議論領導
人雖然不會得獎金，總不至於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了。因為
老百姓的膽子越來越大了，議論的人越來越多了；領導人可議論的東
西也越來越多了，不議論不行了。如果要抓「反革命」，全國就將成
為大監獄。領導人並沒有宣佈議論開禁，是千百萬人的行動實現了寫
在紙上的權利。中國老百姓議論領導人的權利是用血淚換來的！人民
護法運動就是要把這種不自覺的行動變成自覺的行動。從當下來說，
也不是一點用都沒有。去年我申請出國，為南京大學黨委所不許。雖
然告狀「不予受理」，今年我再一次申請出國，南京大學黨委就不敢
插手了。中國共產黨有一種脾氣：這一次死不認錯，下一次偷偷改
正。我能爭得出國的權利，就是打官司起了護法作用。今年我可以出
國，反證去年不許我出國是違法的，法院「不予受理」也是錯誤的。
「墨索裡尼常有理」。共產黨也是常有理。也許有人會說：「去年不
許你出國是正確的，今年許你出國也是正確的。」春天號召農民挖
渠，冬天號召農民填平。挖渠是正確的，填平也是正確的。第2年又
號召農民挖渠，還是正確的。可敬的共產黨，人民還有什麼可說！
恩格斯在評論19世紀的英國狀況時說：「法律的運用比法律本身還要
不人道得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3頁）可見，法律
的運用和法律本身不是一回事。恩格斯生在今天不知對中國的狀況會
作何評論。人民護法運動只是針對法律的運用。護法首先要護憲法。
在中國，政府、政黨的違憲活動恰恰無法追究。護法運動要求成立憲
法監督機構。中國的法律本身也有許多缺陷，某些法律、法規對人民
來說是惡法，而審理政黨違法案件根本就沒有法。這些，同樣需要按
人民的意志廢除、修訂、制定。在法制國家，通過法律很困難，執行
法律很容易。在中國相反，通過法律很容易，執行法律很困難。法制
國家議會討論法案時，曠日持久，爭論不休；實際上是廣泛動員社會
輿論，協調各方利益。法律一旦生效，很有權威。中國的法律是先由
領導方面提案，拍拍手、舉舉手就通過了。現在的經濟案件判決以後
執行不了，首先是因為法律不能調整法律關係。立法局限於少數人的
活動，所以法律沒有權威。開展人民護法運動是第一步，下一步還要
來一個人民立法運動。今年2月21日，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播出
記者採訪我的談話時，已經提出：中國需要開展人民護法運動和人民
立法運動。這一主張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
我注意到，萬里委員長比較重視民主和法制的建設，今年2月25日在7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民主和法制狀況，是
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標誌。」「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
歷史，缺乏民主和法制傳統。要真正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還是
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當前群眾反映最強烈的是，有法不依、執法不
嚴、違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問題在一些地方和部門還
相當嚴重。」問題的嚴重性是看到了，但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多。根本
的辦法是依靠人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當討論和支持人民護法運動
和人民立法運動。
法要有法的精神
黑格爾說，專制主義的法沒有法的精神。聽起來很玄乎，其實是不難
理解的。是法沒有法的精神，就像是人沒有人性。這兩者又是相關
的。沒有人性的人，才會造出沒有法的精神的法。專制主義的唯一原
則就是把人不當人，當牛馬，當贈品，當棋子，當工具，當螺絲釘，
當什麼都有，當什麼都可以，就是不當人。把人不當人的人，是因為
自己沒有人性。資產階級反封建時，在維護人的尊嚴的同時，特別重
視探討法的精神。有了法的精神，才會有不斷完善的法。
沒有法的精神，法律條文就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如果再在這個軀殼
裡注入別的什麼精神，那麼法律連兒戲都不如。非洲、南美洲的有些
國家從外國搬進了憲法，但沒有帶上法的精神，結果，政變不斷進
行，憲法不斷修改。中國比這些國家要好一些，也好不了多少。我們
國家有幾千年專制主義的法律傳統，中國自己的土地上沒有生長出法
的精神，現代意義上的法律也是從外國搬進來的。所以，雖然有了
法，從孫中山到如今還要一再護法。現在，法律制定了不少，但法的
精神增長得不多。我在觀察司法現象和自己的訴訟實踐中，深有此
感。像國家教委和中國共產黨南京大學委員會違法而不受追究，就因
為法沒有法的精神。
法沒有法的精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一些呼風喚雨的人物身上。
就在敕令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黨籍的那個著名談話中，鄧
小平說：「我們不是把魏京生抓起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
了嗎？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國的形像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
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鄧小平那裡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司法原則。
根據「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則，魏京生被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
3年。魏京生究竟有沒有犯罪？在「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則面前，
沒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法律條文聽「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則擺布，
還有什麼法的精神可言？鄧小平的那個談話收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增訂本）時，上述一段話改成：「前幾年，我們不是對
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中國的名譽
就壞了嗎？中國的形像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在一天比
一天好起來。」（第150頁）大概「既然抓了就不放」的說法太露骨
了，又收藏了起來；相應地對魏京生也故隱其名。在印刷品中刪掉7
個字很容易。但那個著名談話連當時的中學生都聽到傳達，要從人們
的頭腦中收回烙印很深的說法就不容易了。「既然抓了就不放」已經
體現為魏京生案的始末，要從事實上抹掉這一原則就更不容易了。欲
蓋彌彰，用後一段話替代前一段話，可見所謂「依法處理」就是「既
然抓了就不放」。
鄧小平作為共產黨領導人頒佈了一個司法原則，合法性的根據何在？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如果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行使3
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私人犯罪權或爭訟
權，則一切便都完了。」（上冊，第155頁）鄧小平如此運用權力，
那真是「一切便都完了」。權力的運用缺乏法的精神，運用權力提出
的原則更是缺乏法的精神。
研究「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則，必須分析魏京生案這一典型案例。
魏京生是1979年3月29日以「反革命宣傳鼓動罪」被抓的。罪名究竟
能否成立？
魏京生是「革命後代」，「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才16歲，作為毛主
席的「紅衛兵」起來「造反」。未幾，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
青發生了懷疑，無情的現實迫使他從反面去思考「文化大革命」。他
和這一代青年的許多人一樣，有一番不平常的經歷，下過鄉，當過
兵，後來當了工人。他在安徽看到「三年困難時期」死絕了人留下的
荒村，他在河西走廊看到17、8歲的大姑娘光著身子要飯，他在新疆
看到知識分子和勞改犯一起接受鍛煉，……凡此種種，有誰能說服他
相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在革命口號喧囂的年代看到了無數卑
劣行為，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形成了他的思想。倒是可以提出這樣一個
問題：是誰造就了魏京生？魏京生和他的同伴們有志於改變中國的貧
窮落後面貌，熱烈追求「四個現代化」。他又進一步提出：「沒有民
主化就沒有四個現代化」。這個口號至今還有現實意義。魏京生在思
考產生社會弊病的原因時，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失靈，也不是假馬克
思主義作祟，而是馬克思主義本身造成的。一個對馬克思主義並無多
少研究的青年作出這種結論是輕率的。但他們的刊物的名稱《探索》
就表明這些不過是思想上的交流。《探索》中的文章對鄧小平偶有不
遜之言。如果鄧小平因此而大動肝火，未免有失政治家的風度。魏京
生被指責為「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違反憲法」。《憲法》中提到
作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的馬克思主義是國務活動的指導思想，信
奉馬克思主義不是公民的法律義務。宗教徒的思想是和馬克思主義對
立的，不是還有宗教信仰自由嗎？對於公民來說，馬克思主義和反馬
克思主義是思想分歧。反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但並不違法；強迫信
奉馬克思主義倒是違法的。「既然抓了就不放」的法庭，把思想分歧
判為「違反憲法」。即使違反憲法也不一定違反刑法。魏京生因思想
分歧而被一步一步推論成為「反革命罪行」。
更足以體現「既然抓了就不放」的是：以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的
罪名「抓了」魏京生，「不放」的主要罪名卻是「出賣軍事機密」。
所謂「軍事機密」不過是有關中越戰爭的「小道消息」。戰爭已經開
仗4天，魏京生說出了中國前線指揮官的名字，也算「出賣軍事機
密」。魏京生是一個園林管理處的電工，按他的職務並不掌握軍事機
密，首先必須有人向他提供軍事機密，他才能出賣。如果他有罪，是
以別人的犯罪為前提的。法庭為了「不放」魏京生而放縱了首犯。魏
京生談話的對像是某外國記者，不是敵人。法庭說是「間接向敵人提
供」。但法庭沒有拿出事實證明外國記者的情報通向了「敵人」，倒
是通向了中國人，錄音磁帶送上法庭成為「通敵」的證據。現在，越
南又從「敵人」變成了友邦。因越南是「敵人」而被判有罪的魏京生
卻還要繼續服刑。這個荒唐的故事應當結束了。
鄧小平說，對魏京生「既然抓了就不放」並沒有使中國的名譽變壞。
那是因為「聾子不怕響雷轟」，自我感覺良好而已。有一位叫貝克來
的哲學家認為，世界無非是我的感覺。這種哲學雖然粗陋，對某些需
要自我安慰、自我欺騙的人還是用得著的。其實，魏京生問題正是鄧
小平的一塊心病。1985年6月6日，鄧小平同「大陸與台灣」學術研討
會主席團全體成員談話時，有人問：你們為什麼不放魏京生和王希
哲？一下子觸犯了脖子下面的「逆鱗」，鄧小平正色道：「魏京生、
王希哲這樣的問題，你們不要管，你們這些學者在這種場合根本就不
應該提這個問題。」有問題不提就行了嗎？
魏京生的故事還沒有結束，最近鮑彤的故事又按照「既然抓了就不
放」的原則編造出來了。
既然抓了，必定有罪，所以就不放。這個原則在法學上叫做「有罪推
定」。從推定、認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證明有罪。其實，這種
證明已是多餘的了。所以，「有罪推定」只能是政治上專橫、專權、
專制的原則。「有罪推定」的方法論必然是逼、供、信。中國幾千年
的封建社會，始終實行「有罪推定」。押上公堂就有罪，老爺喝令：
「從實招來！」如若招不出來，先打40大板再說。「既然抓了就不
放」，很像戲曲舞台上一個古代糊塗官講的話，居然出之於當今號稱
社會主義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之口，正如馬克思所說「已故先
輩的傳統還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台時，針對專制主義的「有罪推定」提出「無罪
推定」：任何人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之前，應當被看作無罪。「無罪
推定」是保障人權的原則，成了人權學說的一部份。1789年，法國
《人權宣言》確認「無罪推定」的原則。1791年，法國憲法採用《人
權宣言》為序言，從此，「無罪推定」具有法律效力。
人，生來是無罪的。任何罪犯都是從無罪的人變成了罪犯，沒有天生
的罪犯。變成罪犯的歷史過程是：無罪──被告──有罪。證明犯罪
的邏輯過程應當和變成罪犯的歷史過程相一致。歷史從哪裡開始，邏
輯也應當從哪裡開始。有罪是法律證明的結果，不是起點；法律證明
應從無罪開始。被告是從無罪到有罪的中間環節，可能有罪，尚未證
明。從無罪去證明有罪，證明失敗，仍然無罪；證明成功，就可以作
出有罪判決，課以刑罰。如從「有罪推定」出發，證明失敗，仍然有
罪。冤、假、錯案的發生無一不是「有罪推定」的產物。
「有罪推定」，中國的司法機關和官方法學家至少在口頭上是反對
的；反對「有罪推定」就應當實行「無罪推定」，然而也不，從理論
到實踐他們更是拼命反對，認為「無罪推定」是資產階級的原則。
1957年，誰主張「無罪推定」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官方法學
家說，實行「無罪推定」是「為罪犯開脫」、「替敵人說話」。雖說
兩面都反，只見他們起勁地寫文章反對「無罪推定」，對於鄧小平明
目張膽地提出的「既然抓了就不放」這樣的「有罪推定」的經典公式
就謙恭地沈默了。列寧曾批評俄國的某些人是「哲學上的無頭腦
者」。在中國，「哲學上的無頭腦者」也不乏其人，而「政治上的無
頭腦者」、「法學上的無頭腦者」更多。有頭腦法學家於浩成一貫反
對「有罪推定」、主張「無罪推定」。「6．4」以後他也被抓了，經
「有罪推定」推定了一番。對反對「有罪推定」者堅決施以「有罪推
定」，對鼓吹言論自由者徹底剝奪言論自由，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的辯証法。
中國的司法制度究竟實行什麼原則？1980年，張友漁、王漢斌的答新
華社記者問，被無頭腦法學家認為是一種「權威性解釋」。11月21
日，張友漁說：「我們堅持的原則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我們的審判程序是保證貫徹執行這一原則的。法院在審理終結前，既
不肯定被告有罪，也不否定被告無罪。」12月10日，王漢斌說：「按
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國的訴訟程序不是『無罪推定』，也不
是『有罪推定』，而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是超乎「有罪推定」和「無罪推
定」二者之上的神聖原則嗎？
「以事實為根據」的意義是不完全的，完全的說法應是「以事實為根
據證明原來無罪的人有罪」。「無罪」是初始的，不需要證明的；
「有罪」是需要證明的。法庭上宣佈「無罪」，應該說是證明「有
罪」失敗，不能改變「無罪」的身份。「以事實為根據」就是「有
罪」證明。如果從「有罪」的推定出發，任意蒐集的事實都可以作為
「有罪」的證明。這種證明事先就確保成功了。冤、假、錯案的定罪
也並不缺少事實，好像還沒有聽說過毫無一點事實作為根據的冤、
假、錯案。問題是對事實作了歪曲的解釋，這種歪曲解釋的框架在搜
集事實以前就確定了。所以，「以事實為根據」隱藏著兩個不同的前
提，可以引出兩種不同的方法：究竟是從「無罪」出發去蒐集事實，
還是從「有罪」出發去蒐集事實？究竟是從「無罪」出發，去證明有
罪，還是從「有罪」出發，去證明有罪？
「以法律為準繩」的意義也是不完全的，完全的說法應是「以法律為
準繩判定原來無罪的人有罪」。「以事實為根據」是對「有罪」的證
明，「以法律為準繩」是對「有罪」的判定。判定「有罪」必須以證
明「有罪」為前提，證明「有罪」必須以「無罪」的推定為前提。這
是必然的邏輯聯繫。從相對獨立的意義來說，「以法律為準繩」也必
須以「無罪推定」為前提。無罪的人犯了罪，才能「以法律為準繩」
判定有罪。「犯罪」一詞的主語就是無罪的人；如果不肯定被告人初
始的無罪的身份，怎麼能判他犯罪？以「有罪」的推定為前提，本來
有罪就無所謂犯罪，根本不需要再「以法律為準繩」作出判定。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只有以「無罪推定」為前提才是正
確的，如果背叛它的前提，就成了這樣：事實的根據沒有或不足以證
明被告有罪，不能說無罪；法律的準繩沒有或不足以判定被告有罪，
也不能說無罪。用「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來反對「無罪推
定」，實際上是為「有罪推定」服務。在貫徹執行「以事實為根據，
以法律為準繩」時，張友漁說：宣判之前，「既不肯定被告有罪，也
不否定被告無罪」。聽起來似乎很客觀、公正。不肯定被告有罪就是
無罪，不否定被告無罪就是有罪；意為既可以是無罪也可以是有罪。
但是，也可以換一種說法，同樣能夠成立：「既不肯定被告無罪，也
不否定被告有罪」。不肯定被告無罪就是有罪，不否定被告有罪還是
有罪。這樣一來，「有罪推定」的原則就暴露無遺了。
中國的司法機關和官方法學家認為，「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都
是錯誤的，聲稱「我們的原則是實事求是」。中國人天天喊「實事求
是」，就因為生活中不實事求是的地方太多了。實事求是本身是不錯
的。所有的科學都是實事求是的。任何學問要成為科學必須具有一些
經過充份論證和實踐驗證的定理、定律、公式、原則等等。不同的科
學有不同的定理、定律、公式、原則來體現實事求是。如果說一聲
「實事求是」就像口念「南無阿彌陀佛」一樣，能夠解決一切問題，
那麼所有的科學都是多餘的了。Ｆ＝ｍａ是力學中的實事求是，能量
守恆定律是物理學中的實事求是，價值規律是經濟學中的實事求是，
「無罪推定」就是法學中的實事求是。「無罪推定」的原則雖然是資
產階級提出的，但它的內容凝結了人類社會處理法律關係的實踐經
驗，具有普遍意義，成為法律科學和邏輯科學的重要原則。用實事求
是來反對無罪推定，在理論上就是用一般反對特殊，在實踐上走向了
實事求是的反面。
幾十年中，政治運動連綿不斷。每次運動也都強調實事求是，結果，
沒有一次達到起碼的實事求是。原因之一就是將法庭上的「有罪推
定」推廣到法庭之外。「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派」、「反
右傾」、農村「四清」，「文化大革命」中的整「走資派」、抓「叛
徒」、揪「5．16」、批「修正主義」等等，無一不是靠「有罪推
定」發動起來的。每次運動都少不了逼、供、信，也就毫不奇怪了。
凡有懷疑，即推定有罪。康生是實行「有罪推定」的能手，憑他的
「感覺」就可以推定別人為「特務」。任何運動，號令之下，一轟而
起，衝擊一大片。到了運動後期再「落實政策」。毛澤東有一個形像
的說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先請他「上樓」，即從群眾中孤立起來；
最後無法證明有問題再讓他「下樓」，回到群眾中去。先把一批人推
定為「反革命」，最後不得不承認不是「反革命」，就從名單上剔出
去。不是從無罪出發去證明有罪；而是從有罪出發，無法證明有罪，
才不得不承認無罪。但是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進行的大檢舉、大
揭發，也可以說是「以事實為根據」的；已經把水攪渾，運動後期就
很難「落實政策」了。定貪污分子必須有貪污的金額，定反革命分子
必須以參加反革命組織為依據，最後還能勉強「落實政策」；定「右
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等，全憑政
治主張和思想觀點，可以任意解釋，無法「落實政策」，所以開始是
一大片，最後還是一大片。
法律上、政治上的有罪推定推廣到倫理上又成為有惡推定。凡是個人
必有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毛澤東的「要鬥私批修」，林
彪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就是以有惡推定為前提的修身原則。
有罪推定、有惡推定、有錯推定、有X推定……，有各種各樣的推
定。人是什麼？就看被推定成什麼？被推定成什麼，又看由誰來推
定？怎樣推定？生活在這樣的國度，尊嚴何在？自由何在？人權何
在？一些人推定別人，享有特權；一些人被人推定，喪失尊嚴。
首先取消法律上的「有罪推定」，才能取消其他方面的有X推定。既
然沒有人性的人造出了沒有法的精神的法，那麼努力創建有法的精神
的法也會反過來改造沒有人性的人。
建立監督制度
需要用法律來解決的問題畢竟是有限的，大量的問題確是可以通過正
常途徑得到解決的。那麼，為什麼不解決呢？現行體制是只對上負
責，可以不對下負責。這種體製造就出許多幹部總是一心討好上級，
人民是不在話下的。他們有兩副面孔：在上級面前，在大人物面前，
是一副畏葸的奴才相；在下級面前，在小人物面前，又表現出一副十
足的神氣相。既然是人民共和國，國家權力屬於人民，是人民賦予各
級領導以權力。但是人民一旦把權力交給公仆，人民對公仆就無可奈
何，權力再也不能收回，有時反而成了壓迫人民的工具。人民對權力
機構無法實行監督，權力機構也可以不為人民解決問題。所以，人民
有問題要解決不能向權力機構乞求，越是乞求越是喪失得多，而必須
將權力機構置於自己的監督之下。
究竟什麼是監督？鄧小平在1957年講了一篇《共產黨要接受監督》。
這篇講話，在當時來說，還算是不錯的。但「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
「監督」究竟是什麼意思？沒有講清楚。他認為監督是三個方面：第
一，黨對黨員的監督；第二，群眾對黨的監督；第三，民主黨派和無
黨派民主人士對共產黨的監督。後兩個方面是黨外對黨的監督，第一
個方面是黨內的監督。在黨內的監督中忽略了一點：被領導者對領導
者的監督。這正是根本之點。
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或社會系統，必須具有自上而下的渠道和自下而
上的渠道，往返流動，上下通氣，才能舒經活絡，生機勃勃。專制主
義的缺點就是只有一條單向的自上而下的渠道。共產黨內，領導對被
領導是自上而下的機制，監督對被監督是自下而上的機制。監督是相
對於領導而言的。領導者同時是被監督者，被領導者同時是監督者。
如果領導者又是監督者，被領導者又是被監督者，等於沒有監督。鄧
小平把黨內的監督歸結為「黨對黨員的監督」，就是沒有監督。黨組
織對黨員個人是領導和被領導關係，不是監督和被監督關係。把黨組
織對黨員個人的監督說成黨內唯一的監督，這就表明黨組織是不受監
督的，掌握黨權的人是誰也無法監督的。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規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
服從上級、全黨各級服從中央。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的原則。作為組
織制度就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各級服從中央。這
些，體現了自上而下的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缺少自下而上的監督和
被監督的關係，因而不能不是一種片面的組織制度。只有同時實行黨
員監督組織、下級監督上級、全黨各級監督中央，才是全面的組織制
度。「共產黨的領導」又把黨內的民主集中制的片面性帶到國家生活
中，全社會自下而上的渠道只講服從，沒有監督。人民只能服從共產
黨的領導，不能監督共產黨；人民只能服從政府的管理，不能監督政
府。
「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列寧提出來的。它的實質不是民主，而是集
中，不過區別於「官僚集中制」、「專制集中制」。這是特定歷史條
件下的產物。列寧的最後歲月轉而強調民主制，不再是民主集中制。
後來在蘇聯和中國，把民主集中制泛化，成了以民主為幌子的集權
制。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實行民主的結
果，必然是以多數人的意志決定行動。在蘇聯和中國的民主集中制那
裡，民主只是讓人講話，可以發表意見，不能作出決定，最後由民主
之上的集中作出決定。這是一種無權的民主，類似於清朝官僚張之洞
所言：「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攬其
權」。（《勸學篇??正權第六》）對人民、對黨員、對下級可以發揚
民主，但政府、組織、上級代表集中，人民服從政府、黨員服從組
織、下級服從上級也就是民主服從集中。「民主的基礎上的集中和集
中指導下的民主」，詞句上說得很巧妙，執行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
了。「民主的基礎上的集中」，集中可以否定民主；「集中的指導下
的民主」，民主必須屈從於集中。從具體的組織制度可以看得很清
楚，實際上沒有民主只有集中。
究竟誰監督誰？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規定，上下級組織之間是互相監
督。在黨外的監督方面，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也是「長期共存，互相監
督」。誰領導誰是非常明確的；誰監督誰就十分含糊了。說來說去都
是「互相監督」，好像辯証得很。如果有人主張在上下級之間、共產
黨和民主黨派之間實行「互相領導」，必定被斥之為荒唐，這就不能
辯証了。手握大權的人，既要當領導者又要當監督者。領導者不願老
老實實地當被監督者，因此被領導者也就不可能切切實實地當監督
者。毛澤東說：「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
批評，也只有在合乎我們前面所說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情況下，才能夠
發揮互相監督的積極作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95頁）且不
說這「六條政治標準」是對是錯，只能允許別人按照自己欽定的政治
標準發表意見，算什麼監督？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要合乎共產黨
所立的政治標準；那麼，民主黨派是否也可以自立政治標準，讓共產
黨來監督呢？決不允許。共產黨還是按照自己的政治標準去監督民主
黨派。就像在球場上打球，比賽規則全由一個球隊說了算，誰能判它
犯規？所以在政治競技場上，共產黨永遠是贏家。共產黨接受民主黨
派的監督不過是居高臨下的垂詢、納諫，而且民主黨派提意見還得小
心翼翼地摸清共產黨的「政治標準」；共產黨監督民主黨派則可以把
你打成「右派」。所謂「互相監督」，決不是平等的。人民和共產
黨，人民和政府，也是互相監督嗎？偉大的黨，既要領導人民又要監
督人民，不是太辛苦了嗎？老實的人民，既要被領導又要被監督，不
是負擔太重了嗎？
看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於監督的概念還沒有弄得很清楚，如何實
行監督的問題也就無從談起了。鄧小平承認共產黨要接受群眾的監
督。但通常認為監督就是提意見。提了意見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又
能怎樣？對於聽不進意見的人特別需要監督，恰恰沒有辦法。恩格斯
在上個世紀就尖銳地提出問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如何防止社
會的公仆變成人民的老爺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巴黎公社提供了兩條經
驗：一，實行普選制，並隨時可以撤換領導；二，公職人員的薪水不
得高於工人的工資。在中國，這兩條根本沒有實行，已經變成了老爺
的公仆更是反對實行。那些貪婪而又無能的領導，實在混不下去了，
也只是轉個單位、換把交椅照樣當領導。
北洋軍閥政府還能請出一個學者章士釗來當教育總長，共產黨政府卻
讓白字連篇的李鐵映領導教育。真是青年的不幸、民族的恥辱！如果
大學裡的教師和學生表達的意志能起作用的話，這位國家教委主任早
就該下台了。李鐵映所到之處毫無政績，卻一直官運亨通。如今中國
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中，很有幾位像李鐵映那樣的繡花枕頭式的人物，
外表華麗，肚子裡是一包草。
當上領導就不肯讓位，無非是為了牢牢地佔有物質生活方面所享受的
特殊待遇。薪水高於工人的工資還不是主要的，最大的方便是許多花
銷根本不必動用自己的薪水，可以在國庫中開支。李鵬說，高干的特
殊化只是多了幾斤米、幾兩油，而且已經取消了。誰能相信？不要說
高幹了，到農村轉一圈，看見最好的房子，不用問，肯定是幹部之
家。有的高幹靠不斷換血維持他的高貴的生命，幾十年下來，一個人
就把中國人民的鮮血吸了好幾噸。世界上沒有一個地主、資本家能夠
比得上這些掌了權的「無產者」所享受的優厚待遇！
列寧研究了巴黎公社之後，又補充了一條：「立刻轉變到使所有的人
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
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列寧全集》新版，第31卷第105
頁）這僅僅是設想，還沒有實踐經驗。但這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講出的
非常明白而又十分深刻的道理。在經濟上，如果使所有的人變成資產
者，沒有人勞動，大家就要餓飯；只有使所有的人變成勞動者，社會
才能合理。在政治上相反，如果使所有的人都變成無權者，沒有人管
理，秩序就要混亂；只有使所有的人都變成有權的管理者，社會才能
合理。管理者或是執行領導的職能或是執行監督的職能，反正所有的
人都是有權的「官僚」，因而任何人都不成其為享有特權的官僚。
由於俄國在農奴制基礎上的官僚主義積習年深日久，列寧對此有恰當
的估計，所以他比馬克思、恩格斯更加強調人民的監督。但是，要把
美好的設想化為具體的制度，還有一番艱難的歷程。10月革命取得政
權後，列寧立即起草了一個《工人監督條例》。特別是國內戰爭結束
以後，他就著手系統地研究和建立人民監督制度。列寧一生中最後幾
篇文章都是反復談論對黨的領導機關和國家機關的監督問題，一再痛
斥「蘇維埃和黨的官僚」。他沒有能夠如願，帶著對他自己領導的黨
和由這個黨建立的國家的深深的憂慮離開了人間。胡喬木號召人們從
新版的《列寧全集》中學習，指出了7個方面（見《祝賀列寧全集第
二版發行，努力學習列寧著作》，《光明日報》1991年4月18日），
多半是經斯大林咀嚼過後吐出來的「列寧主義」和以「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為標準取舍的「列寧主義」。列寧臨終前憂思難忘的監督
問題，作為最後的思想成果，胡喬木一句也沒有提到。是有意迴避還
是昏聵無知？（9月28日晚加註：剛從新聞聯播中驚悉胡喬木逝世，
謚號有6個之多。按現時的規矩，人一死就要隱惡揚善。上面的幾句
話是他老先生健在的時候寫的，遺憾的是他永遠看不到了。「傑出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喬木，人們願你永遠安息！）
列寧認為，監督必須具有實權。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應享有中央委員
的一切權利」。（《列寧全集》新版，第43卷第374頁）中央監察委
員會的一個重要職能是「經常檢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上，第
43卷第384頁）監督的具體制度尚未完備，監督的基本原則已經確
立，這就是分權制衡。套用鄧小平批評美國是3個政府的說法，列寧
的主張就是共產黨應有兩個中央委員會。不可分割的絕對權力是不受
制約、也是無法制約的。沒有權力的分化，就無法實行監督。
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對權力的有效約束只有一種，那就是以較大的
權力來約束較小的權力，以高層的權力來約束低層的權力。權力機關
發生了腐敗怎麼辦？只能由上級來整頓下級。「6．4」以後懲治腐
敗，強調「一級抓一級」，似乎決心很大，殊不知問題就出在「一級
抓一級」的體制上。鄉一級的腐敗只能由區一級來抓，區一級的腐敗
只能由縣一級來抓，縣一級的腐敗只能由市一級來抓，市一級的腐敗
只能由省一級來抓，省一級的腐敗只能由中央來抓。這樣的體制必然
發生兩個問題：第一，上面不抓，下面就出「土皇帝」；第二，中央
一級的腐敗誰來抓？李鵬說：「黨中央、國務院自己帶頭改正。」如
能自己帶頭改正，腐敗現象就不會成為一時的社會風氣了。
權力機關中清正廉潔的上級也確能抓出成效來。1953年，將大貪污犯
劉青山、張子善殺二儆百，一下子煞住了歪風。問題是到了上樑不正
下樑歪的時候，用什麼辦法來扶正？1956年，廣西發生災荒。由於全
省各級領導的官僚主義，沒有採取救災措施，以致餓死550多人。中
共中央和國務院嚴肅處理，撤了省委書記陳漫遠的職。《人民日報》
還為此發表社論《堅決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這是做得對
的。但「大躍進」失敗以後的3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的人以千萬
計，比陳漫遠的錯誤大幾萬倍。誰能撤毛澤東的職？地方上犯了「漠
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中央可以同它作堅決的鬥爭；中央犯了「漠視
民命的官僚主義」，誰也無法鬥爭了。保持和維護一個不受制約的黨
中央，然後用「一級抓一級」的辦法去消除下面的腐敗，至多只是截
流，根本不是清源。既然對腐敗的制約來自於上級，反證腐敗的發生
責任也在於上級。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政治學的絕
對的定律。
10月革命前，作為職業革命家集團的共產黨，列寧強調集權；10月革
命後，作為執掌政權的共產黨，列寧主張分權。列寧與斯大林、毛澤
東輩確是不可同日而語。但列寧也只是正確地提出了問題，共產黨的
分權、國家機關的分權遠沒有制度化，列寧就抱恨終天了。斯大林上
台以後，列寧的努力中斷了，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
家更加集權，無法制約、不受監督的權力越來越膨脹。
分權制衡並不是列寧的發明創造，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已經積累了分權
制衡的經驗；這種經驗是值得無產階級繼承的。馬克思在《1848年至
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指出：「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
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實現這種改造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77頁）老年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
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說：「如果說有什麼是勿庸置疑的，那就
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
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頁）什麼？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竟是
「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而且還是「勿庸置疑的」？當今的官
方馬克思主義者聽了恐怕要大喊「反自由化」了。過了3年，即恩格
斯逝世前一年，又說：「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
方僅僅在於：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
資產階級創造的民主共和制，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就成為無產階
級進行統治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特別強調這是「現成的」。如果沒有
這種政治形式，無產階級還要馬上去建立。所以他以德國人的口氣對
法國人拉法格說：「你們比我們優越的地方就是，你們已經有了它；
而我們則需要花費24小時去建立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第508頁）很明顯，迄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沒有現成的民
主共和制的地方建立的；同樣明顯的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
遵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囑咐，去建立民主共和制，作為無產階級專
政的政治形式。20世紀建立了一種極權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符合19
世紀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時，也是職業革命家集團，而且是武裝集團。
在戰爭年代形成了集權制，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問題是出在取得政權
以後，共產黨的黨內集權推廣成為國家集權，又演變成為個人專權。
40多年了，至今沒有像列寧那樣提出問題，非但不準備改變黨和國家
的集權以及個人專權，反而把分權制等同於資本主義，拼命加以反
對。一提「三權分立」，鄧小平就掩飾不了心中的惱怒，斥之曰：
「不適合中國國情！」「三權分立」是分權的一種形式，可以不採取
「三權分立」，但不能否定民主共和制的分權原則。憤恨資產階級專
政，鄧小平不會超過馬克思、恩格斯吧，但對資產階級政治形式的態
度卻過於激進了。不過，鄧小平講得也有道理。中國的國情是自公元
前221年秦王贏政滅6國起，兩千多年來一直實行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
制。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是一種不可分割、不可讓渡的絕對權力。
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國家集權於共產黨，共產黨集權於黨中央，黨
中央集權於領袖人物或核心人物。誰掌握了共產黨的黨權，誰就掌握
了國家政權。既然權力已經集中到一點，竊國弄權十分方便。中國歷
史上的外戚宦官作亂，就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伴生現象。這種弊
病，共產黨的集權也不能避免。一個喜怒無常的江青，一個少不更事
的毛遠新，一個不學無術的汪東興，都能「挾天子以令諸侯」。鄧小
平當時是受令者，應有切身體會。確實，這種從古老的傳統中產生、
依然維護絕對權力的政治體制是適合中國的國情的，但不適合世界的
潮流。「5．4」時代，不是有人說「社會主義不合中國之國情」嗎？
慈禧太后時代，不是連鐵路都不合中國之國情因而下令拆除了嗎？終
於，中國之國情適合於社會主義、適合於鐵路了。歷史必將證明，鄧
小平的「分權不合國情論」，就像慈禧太后阻擋火車的奔馳一樣，只
能給後人留下一個笑柄。「分權不合國情」之國情，應當改一改了。
固守中國的國情，就不能通向現代化、民主化的未來。
鄧小平清醒的時候似乎也看到了病根。他說，對經濟、政治、文化、
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
根」。但他開的藥方只是「權力不宜過份集中」、「反對個人過份集
權」。「問題都在於『過份』」。（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第281、288、289頁）鄧小平不反對集權，只反對「過份」。什
麼叫「過份」？概念的靈活性很大。毛澤東的集權，錯在「過份」。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和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核
心，鄧小平實行集權就並不「過份」了。反對「過份」，正是為集權
本身辯護，捂住「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諱疾忌
醫。
民主和分權具有必然聯繫；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都和集權具有必然
聯繫。當然，分權不是絕對的好，集權也不是絕對的壞。集權者英明
正確的時候，集權比分權更有效率。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以強大的
權力指揮千百萬人的勞動和生活，確是辦成幾件大事。分權也可能互
相扯皮。井岡山時期，毛澤東說：「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
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
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72頁）獨裁專斷最
「便利」，民主是「麻煩」的。當時毛澤東是不怕麻煩的，所以他是
正確的。後來自以為一呼百應、貪圖便利的時候，就變得不正確了。
正確，是成為集權者的前提，不是集權的結果；集權恰恰不可能保證
正確，而且一旦不正確又不能通過集權自身得到糾正。民主產生的弊
病，可以通過民主自身加以克服。專制獨裁產生的弊病，只有到了被
人推翻才算拉倒。民主的「麻煩」不過是小麻煩，專制獨裁的「便
利」最後總是找了大麻煩。
分權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這是監督的第1個層次；人民對權力的制
約是監督的更高的層次。資產階級民主創造了以權力制約權力的經
驗，但在人民對權力的制約的層次上停步了，有待於人類社會的更高
的民主來解決。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監督的兩個層次都沒有解決。
有人會說，黨不是提倡傾聽群眾意見、群眾不是可以批評領導嗎？是
有那麼回事。毛澤東寫道：「陳毅同志在『三反』的時候講得好，他
說，我們發號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現在讓下級批評我們一下，批評一
個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說，應當是可以的。我贊成這個話，
就是讓下級批評我們一個星期。」（《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21頁）
陳毅是一位為群眾所喜愛的開明的領導人。以陳毅的氣魄再加毛澤東
的贊成，還要上級讓你批評才能批評，而且是在默默地忍受了自上而
下的發號施令多少年之後換來的1個星期的自下而上的批評。對於不
讓人批評的上級怎麼辦？恰恰是這種更需要批評的上級拿他沒有辦
法。況且，即使讓你批評，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當然，所有批
評不一定都正確，不可能全部接受。問題又在於接受或不接受只是決
定於被監督者的意志。領導者不能以被領導者的意志為轉移，否則是
放棄領導；同樣的道理，監督者也不能以被監督者的意志為轉移，否
則就無從監督。
1980年10月26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敢於向特權挑戰的
人》，報導了青年廚師陳愛武揭發商業部長王磊經常在豐澤園吃喝少
付錢、不付錢的醜聞。老百姓一片叫好。上面卻來了一個指示，說是
今後在報紙上公開批評某一級幹部事先要報上一級領導機關批准，批
評部長以上幹部要報國務院和黨中央批准。難道王磊搞特權是經國務
院和黨中央批准的嗎？否則，反特權要經國務院和黨中央批准作何解
釋？人民批評公仆，需要公仆批准；這就是說，只有在被監督者願
意、同意、樂意的條件下才能實行監督。如果上級不批准，就不許監
督。上級不是仲裁人，它本身也是被監督者。監督者的權利還要聽命
於被監督者支配嗎？人民批評幹部需要逐級批准，那麼，批評國務院
和黨中央誰來批准？
未經批准的批評不許見報，這又表明人民沒有輿論監督的工具。在一
切監督中，輿論監督是普照之光。選舉和罷免只能發生在一定時刻，
而輿論監督是經常起作用的；沒有充份的輿論監督，也不會有真正表
達民意的選舉和罷免。現在的報紙自命為黨的「喉舌」。解放以前，
進步人士指斥《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共產黨把「喉舌」
從貶意變成了褒意，國民黨的恥辱變成了共產黨的光榮，奇哉怪也！
黨的「喉舌」，確切地說，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喉舌」，只是表
達領導者即被監督者的意志。黨的「喉舌」當然要發出黨的聲音，即
領導者的聲音或領導者願意聽的聲音。有人說，黨的聲音就是人民的
聲音。很好，那麼只要聽聽自己的聲音就夠了，還有什麼必要談論人
民對黨的輿論監督呢？如果黨和政府真正願意接受人民的監督，不是
停留在口頭上，而是付諸行動，首先要開報禁，允許人民自由辦報。
人民有了有效的手段，才能進行監督。
鄧小平說：「群眾有氣就要出，我們的辦法就是使群眾有出氣的地
方，有說話的地方，有申訴的地方。」〔《鄧小平文選》（1938∼
1965年）第261頁〕這話講得很有氣魄。如果人民能夠通過輿論工具
經常表達自己的意見，首先就不會「有氣」；既然「有氣」，當然就
要讓它出。「我們的辦法」是什麼？鄧小平講話的日子是1957年4月8
日，當時確實是在想辦法讓「群眾有氣就要出」。不久，主意就變
了，發動了一場「反右派」運動，反而把人壓得透不過氣來。那些
「有氣就要出」的人，一一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
子」；當時漏了網的，後來還找補了一批「漏網右派」。誰還敢出
氣？日本的資本家倒想出「出氣」的辦法來了。日本的許多大企業都
有「出氣室」，在那裡工人可以大罵老闆，踢打他的模型。
「群眾有氣就要出」，一點不錯；不讓出也得出，不是有序地出就是
無序地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出氣」運動。1967年9月，毛澤東
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以後說，有些幹部為什麼受到群眾的批判
鬥爭呢？因為群眾有氣。說對了。但「出氣」的辦法不對，出了一股
邪氣。「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政治運動不斷，無比強化了自上而
下的機制；自下而上的機制也會不可抗拒地發生作用，曲折地表現出
來。「文化大革命」就是對前17年缺乏監督的補充。毛澤東以為：
「現在終於找到一種形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
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是一種歪曲的形式。因為它採取了強制
的甚至暴力的手段來進行監督，結果導致無政府主義。所以，不是任
何監督都是值得頌揚的。正像領導有民主的領導和不民主的領導，監
督也有民主的監督和不民主的監督。「文化大革命」就是用不民主的
監督來對付不民主的領導，彼此都在「奧吉亞斯的牛圈」裡打滾。常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大民主」。錯了，應該說是「大不民
主」。否定「文化大革命」只能否定進行監督的不民主的形式，不能
否定監督。現在要「徹底否定」，連由下而上地揭發黑暗面也要否定
了。如果「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後，再用不民主的領導來對
付不民主的監督，還是沒有跳出「牛圈」。中國歷史上，社會的自上
而下的機制和自下而上的機制總是不能同時起作用，自上而下的君主
專制和自下而上的暴民造反交替進行，經過大動亂才能得到大調整。
中國要長期穩定，走向民主化、現代化，必須徹底打掃這個幾千年的
「牛圈」。
鄧小平1957年提出要「使群眾有出氣的地方，有說話的地方，有申訴
的地方」，後來的事情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1978年又一次提出。
11月27日，鄧小平同外賓談話時，講到剛剛興起的西單「民主牆」。
新華社報導：「有關群眾貼大字報問題，鄧小平副總理指出，這是正
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他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
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
要讓他們出氣。」後來的事情還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可見，讓群
眾出氣，只憑領導人開恩是靠不住的，必須拿出辦法來、定出制度
來。就因為中國人平時沒有出氣的地方，一旦抓住周恩來逝世的機
會、胡耀邦逝世的機會，就衝出圍牆，跑到天安門廣場去大出一口
氣。中國到處有隔離人群的圍牆；還要筑一道「反和平演變的鋼鐵長
城」，那就是隔離世界的國牆。高筑牆，廣積怨，難稱王。
為「6．4」事件平反
天安門廣場是人民選擇的出氣的地方，又是黨和政府選擇的流血的地
方。1976年和1989年兩次天安門事件，表現了人民要監督黨和政府、
黨和政府反監督的矛盾尖銳化。
黨和政府的專橫腐敗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評抗議又激怒了黨和政
府；黨和政府動用武力，人民不得不反抗；黨和政府又把人民的反抗
說成「反革命暴亂」。這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從政治風波到流血事件
的進行機制。
鄧小平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
移的。這一點，講對了。
共產黨享有特權和政權機構發生腐敗由來已久，人民的不滿逐漸積
累，總有一天要爆發。胡耀邦的逝世起了引爆的作用，就因為1987年
胡耀邦的下台加深了人民的不滿。本來是人民要求進行政治體制的改
革，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層反其道而行之，以撤換改革派領導人來壓制
和消弭人民的要求。如果沒有1987年的那一場「反自由化」，就不會
有1989年的政治風波。而1987年的「反自由化」又是由1981年的「反
自由化」、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5年的鎮壓學潮逐步推動
起來的。就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抓階級鬥爭導致混亂，還
認為階級鬥爭抓得不夠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總是歸結
為「自由化」反得不徹底。企圖用「反自由化」來消除人民對特權和
腐敗的不滿，發生大規模的抗議運動確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
當年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是夭折，肅清封建主義不是改
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風波不是不可避免的。1980年可以
採取措施避免的事情，到了1989年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鄧小平不作
分析，沒有說明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避免、在什麼條件下不可避免，一
味強調事件的必然性，無非是為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失誤辯
護。更值得注意的是由這一必然性又引出另一必然性：「後來事態進
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等於說，開槍──流血，抓
人──坐牢，一切都是必然，何必計較！
上一次學潮發生的時候，鄧小平的說法完全不同。他說：「學生鬧
事，大事出不了」。「幾個學生上街影響不了大局。」「我們要避免
事態的擴大，但即便擴大10倍，也影響不了我們的根本」。（《建設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149、154、157頁）說得多麼
輕鬆，小事一樁！從1985年以後，人民群眾屢有表示，政治舞台警鐘
長鳴，鄧小平不以為意。學潮真的擴大了十倍，鄧小平又喊大事不好
了。一時是影響不了根本的純屬偶然，一時又是大氣候、小氣候決定
了的絕對必然。鄧小平的理論總是白貓、黑貓輪番上場表演。
人民利用悼念周恩來、悼念胡耀邦的機會表達自己的意志，不過是現
存體制內的一種選擇，在一筐土豆裡挑好的，還不是要把土豆倒掉換
成西紅柿。頌揚周恩來、胡耀邦，當然皆有所指。但是，周恩來活著
的時候就不敢與毛澤東抗爭，胡耀邦活著的時候就不敢與鄧小平抗
爭，他們的亡靈注定是軟弱無力的。表現出政治熱情的人民是強大有
力的。兩次天安門事件都是特殊形式的公民投票；對周恩來、胡耀邦
投了信任票，就是對排擠周恩來、逼迫胡耀邦的人們投了不信任票。
1976年的毛澤東把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說成「反革命事件」。1989
年的鄧小平如法炮製。據說，4月15日開始的人民悼念胡耀邦的活
動，「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
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得了不信任票的
人們懷著嫉恨在轉移視線、製造口實。
1989年春夏之交，從北京到全國各地，遊行隊伍裡的人群唱的是無產
階級的《國際歌》，不是資產階級的《馬賽曲》。高唱《國際歌》去
「打倒共產黨」是不可思議的；應該說是雄壯的《國際歌》嚇壞了脫
離人民的共產黨。當時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內定為共產黨總
書記的江澤民，嚇得講出了不吉利的話：「6月2日我到人民大會堂樓
上看了一下，……北京這種情況再不制止，繼續若干天，人民共和國
就危在旦夕了。」〔《江澤民同志視察陝西談話要點》（1989年9月9
日∼9月14日），《學習、研究、參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
務院研究室聯合主辦）1990年第1期〕究系何事驚慌？人民不過提了
兩個口號：打倒「官倒」，懲治腐敗。鄧小平把民間的語言翻譯成官
方的語言，就成了：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那麼，共產黨
的意義就是「官倒」，社會主義的意義就是腐敗。人民並沒有動手，
而是寄希望於政府去打倒「官倒」、懲治腐敗，所以具體的要求只是
對話。
對話本來是政府和人民的日常活動，在號稱「人民共和國」的中國，
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來要求政府對話，已經是極大的諷刺
了，而政府竟拒絕對話。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下，主人向公仆跪進陳
情表；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憐的主人涕泣淚流。僵持不下，拖延
時日，不得已而推出一個油腔滑調的袁木來與學生週旋。「蜀中無大
將，廖化當先鋒。」袁木能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增添光彩嗎？不
過，平心而論，作為「國務院工作人員」袁木的誇誇其談，比中共中
央委員、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的痴獃麻木，還顯得略勝一籌。官越
大越蠢。待到5月18日，全國人民從電視中看到王丹、吾爾開希等人
和李鵬叫陣的場面，這才明白確實不能對話，因為「黨和國家領導
人」沒有對話的能力。他們慣於使用權勢的語言，一旦跳出幾個藐視
權勢的挑戰者，他們頓時患了失語症。堂堂的大國總理李鵬頭腦簡
單、心胸狹窄，其他人則反應遲鈍、語無倫次，一個個都不是20來歲
的青年學生的對手。
善良的中國人民提了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實現。黨和政府一再
激化矛盾。要求對話就是「動亂」。對話沒有實現又發生了新的爭
論。人民要求撤銷「4．26」社論，收回「動亂」的帽子。黨和政府
的回答是戒嚴。人民奮起，勸阻軍隊進城。當年北京的老百姓是載歌
載舞歡迎解放軍入城的。夢斷香消40年。如今衚衕裡的老太太敲著鑼
呼喊大家去堵軍車，使人想起了「鬼子進村」。黨和政府何嘗以半點
民意為懷？發昏章第三，下令開槍。起初，人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
看到自己的同伴倒在血泊之中，才如夢初醒。怪只怪對共產黨、解放
軍缺乏認識。殺了人，還要對無辜者的屍體潑上誣陷誹謗的臟水，稱
之曰「反革命暴徒」。
北京流血，全球震驚。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責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
政府，究竟打死、打傷了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負責的交待。國務院
發言人袁木在「闢謠」時說，總共死了200多人，大部份是軍人。國
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
況報告》中又說：「軍警傷6千多人，死亡數十人。」難道老百姓沒
死、沒傷一個？實際上軍人死亡的確鑿數字是18人其中還有被他們自
己人「誤傷」的。有人估計，老百姓死者上千，傷者無數。中國政府
說是造謠。你們說是多少？江澤民曾答應公佈死傷人數，久久不見音
訊。外國記者問及，李鵬說死傷者家屬不願公佈名單。李鵬自以為很
機智，恰好暴露了他的智商連「公佈人數」和「公佈名單」這兩者的
區別都弄不清。他的謊言立即遭到死傷者家屬的公開駁斥。愛子蔣捷
連（17歲的中學生）被殺害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發表
的文章中寫道：「最近李鵬總理說不公佈死亡名單是為了尊重死者家
屬的意願。可是兩年了，並沒有任何人向我徵求過是否願意公佈死亡
名單的意見。我當然也無從知道李鵬總理究竟徵求了多少死者家屬的
意願。但據我了解，至少我認識的一些遇難者的母親和妻子和我有著
同樣的要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公佈事實真相。」（香港《當
代》月刊，1991年6月15日）
民主運動期間，不少領導人信誓旦旦，保證「決不秋後算賬」。言猶
在耳，沒到秋後，就算起賬來了，而且是一筆混賬！「6．4」以後，
中國政府大肆搜捕民運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也從未公佈。抓人的理
由是「依法進行收容審查」。依的什麼法？按中國現行的法規，「收
容」的對象是「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審查」是針對「流竄作
案、來歷不明的人」的。行政機關用「收容審查」來對付政治犯，完
全是非法、違法行為。有許多人被判了重刑。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助
理工程師唐元俊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比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團中的陳伯達、姚文元所受的刑罰還要重。他們在服刑
期間又受到非人待遇。據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發佈的《來自凌源
第二勞改支隊的報告》，遼寧省凌源勞改分局（對外的名稱是「遼寧
省凌源汽車工業公司」）第二勞改支隊，對「6．4」事件的政治犯經
常折磨和毒打，有的被打斷了肋骨，有的被打得休克。只要看一看這
個冗長的報告中的一小段，就夠觸目驚心的了：
「1991年6月4日，吉林籍良心犯李杰絕食一天。楊國平大隊長當晚召
集大隊犯人開會，把李杰拉到台前，當眾扒光衣服，由幾個『管事
的』刑事犯（受獄方信任而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把他按倒在地。楊
國平手持一根8萬伏特的大電棍，在李杰的大腿內側反復擊觸。兩名
管教（直接管理犯人的警察）手持4根5,000伏和10,000伏的電棍，在
他的頭、頸、肩、腋、腹等處電擊。李杰大汗淋漓，渾身抽搐，慘不
忍睹。楊國平一邊施刑一邊說：『你現在想不想吃飯？敬酒不吃吃罰
酒，我今天就拿你開刀。在勞改隊還想絕食？紀念什麼「6．4」死難
者？那些人死得活該！你要活得不耐煩就說，何必自己蹧蹋自己呢？
我們可以幫你嘛！……有能耐你別吃呀！想吃也得電，電的時間長一
點，好叫你印象深刻，看你還敢不敢跳出來。對待你這樣的反革命，
我們毫不客氣！』」
1991年11月，劉剛、張銘、唐元雋、冷萬寶、李衛、孔險峰等從獄中
寄給中國人權一份《呼籲書》，其中寫道：
「這裡不僅關押著數千名長期徒刑的刑事犯，還關押著30多名政
治犯。他們每天被強迫勞動14小時。獄方給他們定極高的勞動
量，完不成即遭毒打。政治考核如不願說違心話也遭毒打。平
時，管教也可以隨時打罵，拳腳、皮帶、電警棍都可能落在他們
身上，很多人已被打傷。監獄大隊長楊國平、中隊長刁烈等惡棍
暴徒經常對他們進行人格侮辱，唆使牢頭獄霸折磨他們。獄中醫
療衛生狀況極其惡劣，有病得不到及時的治療。40餘名犯人被安
置在一間20多平方米的房間裡。一天超強度勞動下來，卻只有窩
頭菜湯可供維持生命，更談不上看書和寫作了。稍不如意便剝奪
通信權利。當權者從精神、人格、肉體對他們進行『全方位』轟
炸，企圖摧垮政治犯的意志和身體，實行殘酷迫害。」
他們決定於11月15日集體絕食，以示抗議，並向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
們呼籲，關心中國監獄裡的人權狀況。中國政府以「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的名義發表的《中國改造罪犯的狀況》（1992年8月10日）中
說：「中國在改造罪犯的實踐中注意貫徹人道主義原則。對罪犯不僅
保障應有的生活條件，更尊重人格，禁止侮辱。中國法律對罪犯在服
刑期間應享受合乎人道的物質生活待遇和監獄、勞動場所管理人員必
須對罪犯實行文明管理，都作了明確的規定。」也許有「明確的規
定」，執行的結果，事實如何？我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公民視察
團，調查監獄（特別是劉剛等人所在地）的實際情況。我作為中國人
權的理事，要求參加。
鎮壓了民主運動，李鵬政府就裝模作樣清理整頓公司、懲治貪污了。
中共中央、國務院作了一個《關於近期內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
定》。既然如此，當初群眾要求反對「官倒」、懲治腐敗，為什麼連
對話都不幹？群眾流了血，再「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又有什麼意
義？恩格斯說過，鎮壓了農民起義的封建統治者，往往又執行農民起
義的遺囑。鎮壓了民主運動的李鵬政府也不得不執行民主運動的遺
囑。搶來民主運動的口號，當作自己的旗幟，更足以證明鎮壓的非正
義性。「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不過是對無情的槍彈所作的甜蜜的
補充。所謂清理整頓公司，只是讓一班王孫公子與公司「脫鉤」。一
旦「脫鉤」，便獲得了「免罪符」，前賬一筆勾銷，萬事大吉。究竟
是懲治還是保護？事實上腐敗之風愈演愈烈。
「6．4」以後發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在海灣戰爭期間，中國政
府極力反對使用暴力。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延伸，對侵略者講和平
是對人民用暴力的烘托。事實證明，侵略者是打回去的，不是勸說奏
效的。海灣戰爭結束以後，有記者問，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否要反思？
中國政府的領導人說得很乾脆：「不要反思。」如果對伊拉克侵略者
反對使用暴力的政策不要反思，那麼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就要反思了。
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現行政策，不抵抗主義就是正確的，而武
裝抗日倒是違反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內政外交，
全面背叛！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製造的「6．4」流血事件是清朝末年以來統治
者鎮壓人民抗議運動的最大慘案，而且至今隱瞞事實真相。
「6．4」流血事件的發生，鄧小平蓄謀已久。早在1980年，他就說，
可以「宣佈戒嚴，調動經過訓練的部隊，恢復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
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
331頁）後來還說要採取「比戒嚴更嚴厲的措施」。作為「4．26」社
論的藍本的鄧小平講話已經提出「不怕流血，不怕國際影響」，可見
早就橫下一條心。應該說「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鄧小平要
人民流血；從「不怕流血」到果然流血。鄧小平在國外被稱作「鐵腕
人物」，因使用「鐵腕」而入選「國際風雲人物」。這一回並沒有像
西方議論中國的人權問題那樣提出抗議，而是默默地消受了。他才真
是被人牽著鼻子走。鄧小平以「鐵」為榮，一個勁地「鐵」下去，以
至吃了秤砣鐵了心，到了1989年就成為「鐵血人物」。
1989年的鄧小平扮演了1871年的梯也爾的角色。馬克思說，梯也爾這
個侏儒怪物之所以受到傾心崇拜，因為他是一個階級腐敗的「最完備
的思想代表」。（見《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
第357頁）鄧小平既非國家元首又非政黨領袖。他在1989年之所以能
發揮異乎尋常的作用，也因為他是一個政黨腐敗的「最完備的思想代
表」。這個名曰「共產黨」的政黨實際上不是政黨，而是對中國大陸
的國事活動和社會生活全面控制的最高權力集團。馬克思所刻劃的梯
也爾的性格特徵，鄧小平也與之很相象，他們都是隨機應變、反復無
常而骨子裡又極端墨守成規。
鄧小平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嗎？由主張改革開放的人來代表
共產黨鎮壓人民比反對改革開放的人更合適。毛澤東駕崩，鄧小平重
新出山。他雄心勃勃，想做一篇「中國現代化的大文章」。這篇文章
的題目是全新的，但筆法還是陳舊的。用陳舊的筆法論說全新的題
目，這篇大文章總是做不好。從取締西單「民主牆」到鎮壓天安門廣
場的示威者，是中國現代化這篇大文章的大敗筆。「凡是」派、保守
派不但筆法是陳舊的，題目也是陳舊的；真正追求中國現代化的人
們，不但題目是全新的，筆法也是全新的。如果改革開放是用全新的
筆法論說全新的題目，共產黨就不會腐敗；如果不改革開放，還是用
陳舊的筆法論說陳舊的題目，共產黨的權力又不可能鞏固。鄧小平的
改革的主張比保守派的不改革的主張吸引人，使追求中國現代化的人
們得到似是而非的滿足，又能鞏固共產黨的權力。在鄧小平設計的改
革開放的實踐中，共產黨越來越腐敗。所以也可以說，改革開放的
「總設計師」又是維護越來越腐敗的共產黨的「最完備的思想代
表」。
鄧小平是一個矛盾的人物。他總是在兩極之間走鋼絲，口號是「既反
左，又反右」，實際上是亦左亦右、時左時右，左右逢源。在現代國
際政治舞台上，搞左右平衡的有3種類型。一種是巴列維（前伊朗國
王）式，對左右兩翼都壓。一種是蘇加諾（前印度尼西亞總統）式，
對左右兩翼都拉，他的老婆也有一個左派、一個右派。還有一種是西
哈努克式，朗諾政變以前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時而拉左派壓右
派、時而拉右派壓左派。搞平衡的結果，最後總是形勢不妙，而且本
人沒有好下場。西哈努克算是幸運的（當時我是他的納拉迪波王子的
老師，我為他本人慶幸）。鄧小平是綜合式，3種辦法都用過，在這
方面他也是「最完備」的。平衡來，平衡去，擺不平就開槍。
「6．4」流血事件充份暴露了鄧小平的本質，也充份暴露了鄧小平設
計的改革開放的本質。鄧小平和反改革的保守派，共同點大於不同
點；鄧小平和支持改革的人民，不同點大於共同點。鄧小平設計的改
革開放是以犧牲自由、民主、人權為代價的，是以附加戒嚴、開槍、
流血為條件的。
兩次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變化最大。他表演了歷史性的角色轉換。
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是群眾擁戴的人物；1989年的天安門事
件，鄧小平成了群眾批評的對象。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打
成「反革命事件的總後台」，因而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本；1989年的
天安門事件，鄧小平把人民打成「反革命暴徒」，又輸得精光。鄧小
平本人丟分最多、損失最大。他的戲劇性變化，也揭示了中國社會的
某種內在必然性。魯迅在《端午節》一文中講到，起初在街上看到當
兵的打拉車的，總是憤憤不平。後來一想，倘若拉車的當了兵，當兵
的拉了車，還是照樣打。這就要追究社會上打人的必然性。當年鄧小
平是「拉車的」，挨了毛澤東的打；現在鄧小平成了「當兵的」，對
胡耀邦、趙紫陽還是照樣打。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變成了婆婆的媳
婦，又用自己的婆婆對付她的那一套來對付她的媳婦了。
鄧小平講過一段很精闢的話：「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
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
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這個教
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293
頁〕。不是說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嗎？不是說什麼社會主義社
會有高度的民主嗎？人們有理由向鄧小平提出：為了防止像斯大林那
樣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件，為了避免像毛澤東那樣導致「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請你們先實行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的虛偽的
民主、低度的民主。鄧小平的那幾句話把斯大林、毛澤東和他自己的
關係也交待得很清楚。斯大林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認識到了，
但他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的問題嚴重得多。毛澤東
的教訓，鄧小平認識到了，但他製造的「6．4」流血事件又比毛澤東
的問題嚴重得多。「文化大革命」的頂點是1976年鎮壓人民的天安門
事件，而鄧小平製造的天安門事件越過了「文化大革命」的頂點。既
然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等西方國家不
可能發生，那麼毛澤東導演的比它嚴重得多的「文化大革命」更加不
可能發生；鄧小平導演的比「文化大革命」嚴重得多的「6．4」流血
事件更加更加不可能發生。「6．4」以後，傳說江青在監獄裡叫好，
這可能是北京人編的政治笑話。老牌斯大林主義分子卡岡諾維奇報以
喝采，卻是事實。意大利《共和國報》刊登了他的談話，說：「我對
匈牙利、波蘭、德國所發生的一切感到不安，使我高興的是中國表現
出堅強的力量。」〔見《學習、研究、參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
室、國務院研究室聯合主辦）1990年第12期〕鄧小平指點斯大林、毛
澤東的教訓，又集其專橫殘暴之大成。
唐朝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宮賦》的結語寫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
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思慮深遠，
情懷凝重。可惜後一句話有語病，應是「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亦使
後人復為後人所哀也。」斯大林不暇自哀而毛澤東哀之。毛澤東哀之
而不鑒之，是亦使毛澤東復為鄧小平所哀也。鄧小平哀之而不鑒之，
是亦使鄧小平復為後人所哀也。一代又一代人，哀之而不鑒之，共產
黨的哀歌何時了？
在東歐和蘇聯，共產黨的哀歌總算唱完了，共產黨也垮台了。是中國
的「6．4」事件搞垮了東歐的共產黨。共產黨在中國的鎮壓之所以得
逞，表明善良的中國人民本來並沒有要「打倒共產黨」。中國領導人
常常以有人要「打倒共產黨」作為鎮壓的借口，正是這一點提醒了東
歐人民，丟掉最後的幻想，真的應該「打倒共產黨」了。毫無思想準
備的中國人，開槍以後就作鳥獸散。如果抗議活動再堅持3天，肯定
局面大變。袁木在記者招待會上說，解放軍有200多人失蹤。他的意
思似乎是被「暴徒」劫持了，實際是藏在居民大院裡抗命，不願屠殺
人民。其實何止200多人，抗命的戰士有1,000多，軍官有100多。逼
得再緊，他們就要和示威的群眾一起衝進中南海了。羅馬尼亞就是在
中國的歷史休止的地方又前進了一步。東歐共產黨的垮台，殃及蘇聯
共產黨。從東歐到蘇聯，多米諾骨牌的傾倒，中國的「6．4」事件是
第一推動力。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標誌著20世紀社會主義的出
場；1989年，中國的「6．4」事件標誌著在落後國家試驗社會主義的
收場。
挽救社會主義要從反思「6．4」事件開始。1990年，楊尚昆就說：
「去年那樣的政治風波不會再發生了。」有什麼根據？但願不再發
生，那就要消除必然性，否則，只是急性發作轉入慢性延長而已，在
一定條件下又會重新發作。對「6．4」事件必須從頭清理。
首先，所謂「北京反革命暴亂」應予平反。與之相應，釋放政治犯，
撫恤死難者家屬，由於參與民主運動所受的處份一律推倒。我和許多
人因反對鎮壓而政治上受打擊，合法權益遭侵犯。為了維護人權、公
民權，我和所有受難者一樣，強烈要求為「6．4」事件平反。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應當召集特別會議進行討論，撤銷那個事後批准鎮壓的荒
唐決議，恢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胡績偉的職務。我建議：定6月4日
為國恥日，願我中華民族子子孫孫永世不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宜幡
然自贖，否則，將留下惡名。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豬仔議會」。我
希望這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要被後來的歷史學家稱作「屠夫代表
大會」。
李鵬說：「現在西方對北京平暴的看法是一大冤案。歷史上至今還存
在著許多沒有消除的誤會，幾百年或幾千年得不到糾正的冤案。我僅
舉伽裡略一個例子。他被不公正地判了刑，直到最近才平反。」「中
國這個冤案也許不要花這麼長的時間。」〔《李鵬同志答法國〈費加
羅報〉記者問》，1989年9月1日。《學習、研究、參考》（中共中央
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聯合主辦）1990年第1期〕照李鵬的說
法，不是被鎮壓的人民蒙了冤，倒是鎮壓人民的政府蒙了冤。誰來給
中國政府的冤案平反？要「西方」來平反嗎？李鵬想學斯文，弄巧成
拙，舉出一個伽裡略的例子恰好是自我揭露。中國政府是伽裡略嗎？
誰給中國政府判了刑？在中國，像伽裡略那樣被不公正地判了刑的，
有的是，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成千上萬。人們要求為「北京反革命
暴亂」平反，就是為中國的伽裡略平反。意大利的伽裡略，花了360
年才得以平反。李鵬的這句話說對了：「中國這個冤案也許不要花這
麼長的時間。」這是無意中為他的對立面說的。僅此一點，即足以證
明李鵬是個蠢才。他是中國歷史上所有丞相、宰相、尚書令、中書
令、軍機大臣、內閣總理、國務院總理中天字第一號的大草包。李鵬
的書法，按小學三年級的標準還達不到及格的水平，卻勇氣十足，到
處題詞。陳雲語錄曰：「要真理，不要面子。」李鵬執行了一半。
「要真理」，沒有執行；「不要面子」，堅決貫徹。面子已經丟盡，
還是不要面子。中國共產黨內曾經出過許多人才，如今竟讓一個蠢才
接班，豈非氣數已盡？這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李鵬當總理，也
有負人民的委託。
不必再讓中國的伽裡略等待360年了。現在就平反，此其時矣！我建
議：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4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特別會議之前首先討論「6．4」事件，並作出相應的決議。鄧小平
說：「黨的路線同黨的一切決議一樣，總是在實踐中受檢驗的，不能
說一種提法一經黨的代表大會通過，就不能對它的正確性作任何討
論，否則下次代表大會怎麼會提出新的提法呢？」〔《鄧小平文選》
（1975∼1982年）第160頁〕代表大會已經通過的決議還可以對它的
正確性進行討論，何況「6．4」事件的定性根本就沒有經過代表大會
通過呢？領導人常常驕傲地說：「黨的錯誤都是自己糾正的。」是
的，因為黨不允許別人來糾正它的錯誤；中國還沒有一種民主機制，
可以在人民的監督下糾正黨和政府的錯誤。當然，黨能自己糾正錯誤
總是比死不悔改要好。
「6．4」以後，報紙上製造的對「平暴」的一片擁護聲，不要以為有
什麼了不起的意義。真正贊成殺人的，有，不多，多的是逢場作戲。
人們是在演戲，根據劇情扮演角色，並非真身。英國哲學家弗蘭西
斯．培根說，人們犯錯誤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劇場假相」的蒙蔽。親
歷其境演戲的人是不會受蒙蔽的，受蒙蔽的是對「劇場假相」表示欣
賞、從中得到安慰的人。林彪上演「四個偉大」，「批鄧」的時候全
國上演「萬眾一心」，毛澤東受騙最深。被「劇場假相」害得最慘的
是齊奧塞斯庫。1989年12月20日，他剛從外面回國，就把人民召集起
來訓話，照例是旗幟飄揚，熱烈鼓掌。你看那，總統的威風氣吞山
河，總統的地位固若金湯。誰料得，事隔兩天，總統府陷落了；又隔
一天，總統偕夫人死於非命。齊奧塞斯庫製造了「劇場假相」，又深
深地被自己製造的「劇場假相」所蒙蔽，真是自食其果。在中國大陸
的政治舞台之外，「劇場假相」就不起作用了。1991年香港立法局議
員首次直接選舉。選民投票選擇候選人的標準，最重要的一條是「看
他對89民運的態度」。結果，在18席當選議員中，以支持89民運的組
織者和領導人為核心的「香港民主同盟」佔了12席，與同盟聯合的人
士佔了4席，大獲全勝。「新華社香港分社」支持的「左派」候選
人，全軍覆沒。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人心的嚮背嗎？難道中國領導人還
不願從「劇場假相」的蒙蔽中清醒過來嗎？
黨和政府現在對「6．4」事件採取主動平反的措施，仍不失為明智的
作為。每逢「6．4」，膽戰心驚，何苦如此？去年，外國記者問及天
安門事件，李鵬說：「事情已經過去兩年，沒有必要再提了。」其
實，李鵬自己沒有一天忘得了。今年「6．4」前後，一個月中出動了
大批軍警、便衣，把個北京大學裡三層、外三層團團圍困。我是北京
大學的校友，卻不得入內。中國的最高學府，一如準軍事區，成何體
統！有關部門還發了一個「敵情通報」，其中居然有這樣一條：「郭
羅基到北京」。我本一介書生，手中並無大鐵椎，只有禿筆一支，何
需懼怕？實在是神經太緊張了。為「6．4」平反，還可省下不少精力
和財力。平反，是低標準；錯過了時機，恐怕人家就不要你平反了。
常言道：「血債要用血來還。」中國人流的血太多了，無論是北京人
民流的血，還是解放軍戰士流的血，都是不幸的。但願不要再流血。
欠了債總是要還的。是否可以探討血債不用血來還？我想是可以的。
當然，在人民中種下了仇恨，不是很容易消除的，用別的辦法需要加
倍地償還。如果欠了債不還，人家上門來逼債，說不定還是「血債要
用血來還」；自己不還，弄不好就得由兒孫來還。
為「6．4」事件平反，鄧小平還能發揮一點特殊的作用，也可以借以
重塑自己的形像。1972年，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講到：「人類在這個
地球上的處境變化得越來越快了。從現在起，1千年之後，所有我們
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
吧！」（《斯諾在中國》第297頁）毛澤東畢竟思想開闊，想到了1千
年之後人們怎樣談論他。但人類的變化比他想像的還要來得快。毛澤
東本人作古以後不到1千年的百分之一，就有點「顯得相當可笑」
了。鄧小平尚未作古，人們已經像談論「顯得相當可笑」的慈禧太后
那樣談論他了。鄧小平自己的評價好像也越來越差。本來說是三七
開。1980年2月說：「拿我來說，能夠四六開，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
事，百分之四十不那麼好，就夠滿意了，大部份好嘛。」〔《鄧小平
文選》（1975∼1982年）第242頁〕過了幾個月，又說：「我自己對
半開就不錯了。」（同上，第312頁）「6．4」以後又該怎麼開？但
是，鄧小平和毛澤東有所不同。毛澤東躺在水晶棺裡已是無可奈何
了，祇得任人指戳。鄧小平還可以為自己的人生樂章譜寫一個動人的
尾聲。我猜度，鄧小平現在的心思是想創造一個光輝的未來以掩埋昏
暗的過去。鄧小平在處理11屆3中全會以前的問題時說過：「我們的
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
（同上，第137頁）這一原則，處理11屆3中全會以後的問題是否適
用？如果只是用它去糾正毛澤東製造的天安門事件，放縱了自己製造
的天安門事件，原則也就破產了。明知有錯，就是不糾，頑固到何
時？
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改革開放是一個焦點，「6．4」事件是另一個
潛在的焦點。圍繞著這兩個焦點所形成的政治態度，有四種排列組
合，也可以說是4個派別：
──堅持開槍，反對改革；
──堅持開槍，堅持改革；
──反對開槍，反對改革；
──反對開槍，堅持改革。
堅持改革和堅持開槍是沒有必然聯繫的，反對開槍和反對改革也是沒
有必然聯繫的。這兩者看起來截然相反，其實還有共同點，都是折衷
主義的派別。堅持開槍和反對改革是有必然聯繫的，反對開槍和堅持
改革也是有必然聯繫的。這兩個都是徹底的派別，形成對立的兩極。
折衷主義的派別是不能持久的，最終將歸入後兩個派別中的一個。暫
時還能以折衷求平衡，但維持不了多久，糊是糊不了的，包是包不住
的，壓也是壓不下的。下一個回合就是後兩個派別的較量。現在，
「堅持開槍，堅持改革」成了主流派，鄧小平當然是這一派的代表。
事情正在起變化。鄧小平今年春天的南方談話，在政治天平上加重了
「堅持改革」的砝碼，但願拿掉「堅持開槍」的砝碼。形勢進一步的
發展，即使鄧小平本人不願意做的事情也會有別人來做。
用民主的手段實現民主化的目的
以現代的方式走向現代化的未來
中國社會的進一步變革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是怎樣變？變的結果又怎
樣？
東歐和蘇聯的變革是被動的、無序的，付出了混亂、休克、流血的代
價，暫時還看不到希望。中國應當進行主動的、有序的變革。中國如
果亂起來，一髮不可收拾。鄧小平講的這一點是對的：毛澤東的巨大
威望對「文化大革命」還可以有所制約，如果再一次發生內亂，誰也
無法使它停下來。「文化大革命」搞成武化大內戰，有了上一次的演
習，下一次必將有過之無不及。
政府和人民都希望穩定，但穩定又是為了什麼？1976年，鎮壓了
「4．5」民主運動之後，毛澤東放心地說：「天下已定。」結果只定
了不到1年。現在這種靠「6．4」事件鎮壓的餘威維持的穩定，是否
真穩定？「穩定壓倒一切」，穩定壓倒了自由，穩定壓倒了民主，穩
定壓倒了人權，穩定還有什麼意思？一切都被壓倒了，一切都將起來
反抗。穩定是需要的，但不是目的，還有比穩定更重要的東西。被稱
作機會主義者的伯恩斯坦，有一句名言：「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
有的。」現在這個公式稍有變通：「穩定壓倒一切，目的是沒有
的。」其實，也不是沒有目的，只是不便明說。如果是為了崇高的目
的，穩定應當寬容一切、包融一切、孕育一切，而不是壓倒一切。
1979年以後，鄧小平對人民採取高壓政策，事實上並沒有壓出穩定
來。壓下去，又冒出來；有作用，必有反作用。假如不是用力學對抗
的辦法，而是用化學合成的辦法，經營10多年，現在的中國就是另一
番景象了。這就可以看出鄧小平的陳舊筆法的局限性。
之所以需要穩定，是為了進行有序的變革。政府和人民，雙方應當共
同努力，尋求在穩定中實現中國社會變革的最佳道路。
追求民主化的目的，嚮往現代化的未來，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
心願，也是黨和政府的宣言。中國社會的變革道路必須和民主化、現
代化相適應。
歷來流行一種思維方式，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聲稱為了革
命，殺錯了人也沒關係。「文化大革命」中，為了革命可以打、砸、
搶，為了革命可以作偽證。手段否定了目的，還有什麼正當可言？鄧
小平設計的改革開放就有這種致命的弱點。用專制的手段實現民主化
的目的，豈非南轅北轍？以陳舊的方式走向現代化的未來，何異風牛
馬？
總結10多年改革開放的教訓，產生了兩句口號：
◆用民主的手段實現民主化的目的
◆以現代的方式走向現代化的未來
從10多年前的西單「民主牆」開始，人民的民主運動綿亙不斷。新的
歷史時期的民主運動，與「5．4」時期、抗日時期不同，民主不再附
麗於民族救亡，而是萌發於中國古老的社會結構深層變革的需要。民
主只能由人民自己來爭取，不能寄希望於新老救世主。多少人為此而
奮鬥，不惜蒙受冤屈、陷於貧困、遭牢獄之苦、乃至流血犧牲；新一
代的民主戰士繼承了「5．4」以來的戰鬥精神，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正
劇。但是，民運人士也應當反思；主要的缺點就在於還沒有學會用民
主的手段實現民主化，還沒有轉到以現代的方式走向現代化。
民運人士還是習慣於用大轟大嗡的手段爭取民主。大轟大嗡得來的民
主，只能在大轟大嗡中運用，而社會生活不可能總是大轟大嗡，因此
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用不上。在大轟大嗡中爭民主，事實上只是表現
出激烈地反對不民主，不可能提高自身的民主素質。89民運中天安門
廣場的示威者，在反對政府的不民主的同時，自己也不能按民主的程
序協調內部的關係。民主社會的到來，必須經歷長期的、漸進的過
程，而且全社會必須受到民主的訓練。民主運動不可能爆發出一個民
主社會來，只能加快民主的訓練，推進民主社會到來的過程。因此，
實現民主化的現實道路是：利用現有的任何一點微小的民主，去爭取
更多、更大的民主；民主的不斷擴大，從量變到質變，終將導致社會
結構的變革。
大轟大嗡地爭民主遇到了挫折，又往往轉入秘密活動，成立地下組
織。這些民運人士，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有時是一事無成即身陷囹
圄。除了表現出富有浪漫色彩的獻身精神，絲毫不能觸動現實。精神
是可嘉的，鬥爭是無效的。我年輕的時候也熱衷於此，還受過共產黨
的地下工作的訓練，並非不知道怎樣幹。我認為，這是過時的鬥爭方
式了。地下活動，武裝鬥爭，都不可能超過當年共產黨的歷史水平
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因為槍桿子裡面沒有出民主，以至今
日還要有人起來爭民主。如果走共產黨的老路，不過是進入新的一輪
循環。秘密活動和地下組織是缺乏集會結社自由的產物，又是以默認
集會結社不自由為前提。而這個前提恰恰是民主運動需要消除的對
象。民主運動應當合法地、公開地爭取集會結社自由，改變集會結社
不自由，而不是去遷就集會結社不自由。
對於人民來說，通過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途徑，提出願望，採取
行動，是成熟的表現。
對於政府來說，要允許和鼓勵人民以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爭
取自己的權利，不要官逼民反。
在中國，政治的特徵是國家原則和政黨原則的混淆。共產黨是國中之
國、權上之權。考察政府，根本問題是考察共產黨。
1957年流行一種政治鬥爭的模式，只要摔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
子，就可以把人打倒。從此，不管提出什麼問題，凡是不同政見的爭
論一律納入這種模式，歸結為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鬥爭。1959年的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提出的問題是「大躍進的得和失」，他認為「有
失有得」。結果，變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
級、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毛澤東代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和共
產黨判定彭德懷代表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前提和結論之間
有什麼聯繫？現在看來，只能付之一笑，當時卻是一場「嚴肅的政治
鬥爭」。這種政治鬥爭，沒有一次是對頭的。11屆3中全會以前的
「反黨反社會主義」，都是冤案，已經平反了。但製造冤案的政治鬥
爭的模式還在繼續。89民運提出的問題是「打倒『官倒』，懲治腐
敗」，鄧小平依然把它納入陳舊的模式，就成了「打倒共產黨，推翻
社會主義制度」。這種政治鬥爭模式是斯大林創造的，中國還是從蘇
聯引進的。在蘇聯，直到共產黨垮台、社會主義完蛋，「反黨反社會
主義」的模式才算消失。中國是否可以提前消失？這種陳舊的政治鬥
爭模式不轉換，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是沒有希望的。
什麼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高崗、饒漱石反對
劉少奇就是「反黨」；到了林彪反對劉少奇非但不是反黨，而且是
「高舉」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反對林彪就是「反黨」。後來
「批林批孔」，誰不批又是「反黨」。如此等等。「反社會主義」的
標準更難捉摸。1956年以後建立的是「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那
時，反對農村公共食堂就是「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斷定前
17年是「修正主義」，於是又有了「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產生「重新認識」的社會主義。現在又鼓吹市場經
濟的社會主義。中國搞市場經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按照過去的標
準，是十足的「反社會主義」。按照現在的標準，就應當說過去搞的
不是社會主義。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是從過去到現在都要堅
持。常人生活在三維空間、一維時間的世界裡。中國領導人的世界，
空間是一維的、時間是三維的。在空間上，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
方，從首都到邊疆，從權力中心到平民百姓，只有一個方向，是一維
的；在時間上，過去、現在、將來分了岔，有三個方向，是三維的。
但是，不確定性中又有確定性。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反社會主
義」？一概由當權者說了算。「反黨」亦然，誰掌權誰代表黨，反對
他就是「反黨」。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權力論具有明顯的權力崇拜的特徵，這是中
國古老傳統的現代形態。古代，無論什麼人，只要坐上皇帝的寶座，
哪怕他是乳臭未干的小子、懵懂無知的白痴、昏聵糊塗的老朽，立即
就變得睿智聖明、法力無邊。社會生活中的權力鬥爭特別發達。農民
起義也往往直指中央政權。《水滸》中大老粗李逵都有這樣的覺悟：
「殺到東京去，奪了皇帝老子的鳥位，叫俺宋大哥坐龍廷。」歐洲中
世紀的農民起義，只反莊園主，不反國王。近代的工人運動也過於迷
戀經濟鬥爭。馬克思主義關於奪取政權的學說，對於歐洲工人來說不
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中國的農民接受起來卻毫無困難。毛澤東比那些
教條主義者高明的地方就在於熟悉中國農民的性格。他老老實實地承
認，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毛澤東充份利用了中國農民的優點去
奪取政權；政權到手，「農民革命」的局限性就暴露出來了。1958年
以後，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就是馬
克思加秦始皇。他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自稱秦始皇。被「老一輩無
產階級革命家」稱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國專欄作家索爾茲伯
裡，到中國蒐集材料，待以上賓之禮。回去之後寫了一本書，名曰《
毛澤東、鄧小平──新一代的帝王》。他老先生吃了人家的嘴也不
軟，不客氣地說：「鄧小平的帝王思想不亞於毛澤東」。
馬克思加秦始皇，是坐在北京中南海宮殿裡的毛澤東的說法，在井岡
山的茅棚裡、在延安的窯洞裡的毛澤東就不會這樣說了，而是要說馬
克思加陳勝、吳廣了。他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
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就是陳勝、吳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
東經歷了從陳勝、吳廣到秦始皇的轉變。代表被壓迫的無產者的馬克
思和代表被壓迫的農民的陳勝、吳廣，還可以有所結合；代表被壓迫
者的馬克思和代表壓迫者的秦始皇，怎麼結合？只能是披上了馬克思
的外衣的秦始皇。毛澤東自己說，他年輕的時候讀了《共產黨宣
言》，只取4個字：「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中
有關階級鬥爭、奪取政權等政治革命的學說，理解得比較好，並和中
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使得傳統的農民起義別開生面，在歷史上寫下
了光輝的一頁。但是，馬克思主義中更深刻的有關社會革命的學說，
就不好理解了。毛澤東在抗日時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是
有關中國實行社會革命的目標模式，富有價值。取得政權以後，他本
人又拋棄了。劉少奇鼓吹新民主主義，反而被指責為「右傾」。然後
是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不到兩年，又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這
說明毛澤東也並不理解自己的正確的東西。根本的原因，還是如何對
待權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以為使用行政命令就可以隨
心所欲地創造一個新社會。
秦始皇的時候還沒有政黨，更沒有共產黨。政黨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
物。王朝政治的權力是不可轉移的；政黨政治的權力不是不可轉移
的。秦始皇是不可轉移的權力──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像徵。毛澤東
自稱秦始皇是有道理的，因為他握有不可轉移的權力。而共產黨的自
上而下的嚴密的組織系統極大地鞏固了這種權力。秦始皇和馬克思是
不能相加的，中國的現實是秦始皇加共產黨。說得準確一點，是秦始
皇加土生土長的「中國共產黨」。加上了共產黨的秦始皇，如虎添
翼，就比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更厲害了。毛澤東自稱秦始皇，又不許
人民說「秦皇專制」；1976年的天安門廣場上有人這樣說了，就構成
「反革命事件」。中國本來沒有共產黨，是從西方引進的。中國人有
一種強大的同化力，那些出於非我族類的異物，到了中國的土地上就
納入固有的傳統為我所用。清朝人叫做「中體西用」。用西方的政黨
制度來加強傳統的中央集權，也是「中體西用」；秦始皇為體，共產
黨為用。還有種種的高論，硬說中國只能是秦始皇加共產黨，黨禁一
開，勢必天下大亂。如果認為中國沒有條件搞政黨政治，乾脆就實行
王朝政治，拿出勇氣來當赤裸裸的秦始皇，或者，當個比兩千多年前
改良一點的秦始皇，那就是君主立憲。政黨活動的地基是民主政治；
沒有民主政治的地基，共產黨成了秦始皇的工具，所謂的「民主黨
派」則是樑上君子。如果真要搞政黨政治，循名責實，像個樣子，認
真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改造中國。
秦始皇加共產黨，懷抱不可轉移的權力，又唯恐權力轉移，惴惴不
安，因此患上一種頑症──奪權過敏症。幾十年中，多少次來自人民
的善意的批評、認真的監督，都被說成覬覦權力。「6．4」以後，中
共中央宣傳部長王忍之說：「鬥爭的根本問題歸根到底仍然是政權問
題。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真理，現在並未過時。這一點，在這次動亂、
暴亂中又一次得到證明。」（《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求
是》1990年第4期）秦始皇的馬克思外衣又派上用場了，不過用得很
不得體。「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是列寧說的，是在奪取
政權的時候說的。取得政權以後，列寧還有另一種說法：「在革命時
代奪取政權要比正確地運用這個政權容易得多」。「俄國工人階級有
本領奪取政權，但是還沒有學會利用這個政權」。（《列寧全集》新
版，第43卷第25、32頁）政權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用革命的手段
奪取政權，另一方面是取得政權以後正確地運用政權；而後一方面比
前一方面困難得多。列寧講這話的時候，取得政權才4年多，誰知過
了70多年共產黨還是不會正確地運用政權。在斯大林時代，列寧的這
個政治遺囑早就被遺忘了。現在，蘇聯共產黨因為不會正確地運用政
權而又喪失了政權。
在中國，開國至今40多年，還沒有像列寧那樣提出問題。而且，好像
和列寧的意思正相反，通常認為奪取政權非常困難、運用政權十分容
易。「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是林彪用警句的形式講授的共產黨的
權經。既然一切都有了，管他權力怎麼運用。政治鬥爭，一切都歸結
為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由於自己不會正確地運用政權而引起人民正
當的不滿，立即觸發奪權過敏症。平時高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一
旦奪權過敏症發作，就不相信、不依靠了。《莊子》中講了一個故
事：郢人鼻子上有一塊髒東西，不過蒼蠅屎那麼大小。有一位石匠，
運斤成風，把它砍了下來，絲毫沒有傷著鼻子。歷來都是讚嘆這位石
匠的鬼斧神工，其實郢人出於對石匠的高度信任而採取合作態度也是
值得表揚的。共產黨就缺乏郢人的氣魄。當人民運斤成風的時候，總
是摀著鼻子，聲稱那不是砍共產黨的缺點，而是要砍腦袋。
列寧提出的「正確運用政權」問題，固然重要，還沒有說到家。恩格
斯在著名的《法蘭西內戰》導言中寫道：「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
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
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
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
廢物完全拋棄為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6頁）在西
方民主傳統的基礎上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到了俄國和中國，
與東方國家流行的國家崇拜、權力崇拜大為抵牾。斯大林說：無產階
級專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
頁）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真是無法無天；法律是限制人
民的，而且要使用暴力。這就不是「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而
是大大擴張了「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毛澤東又說：國家權力「對
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
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02頁）
如何看待國家權力？恩格斯說「對於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是繼承下來
的一個「禍害」，毛澤東說「對於勝利了的人民」是一個傳家的「法
寶」；究竟是「禍害」還是「法寶」？我在很長時期裡也不理解這個
「禍害」，讚同「法寶」之說。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若有所
悟；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恍然大悟，嘆服老年恩格斯思想之深
邃。一個無數革命志士流血犧牲奪取來的政權，一個聲稱為人民服務
的政權，也是確實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的政權，轉眼之間又成了鎮壓
人民、迫使人民流血的政權。我每年都要到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紀念
館瞻仰。那些為奪取政權而犧牲的革命者，生為人杰，死為鬼雄，無
不令人敬佩。我忽發奇想：假如乾坤倒轉，陰陽變易，讓他們都活
著，叫現在那些共產黨官僚代替他們去死，中國會是什麼樣子？那些
可詛咒的人當年不也是人杰的戰友、鬼雄的傳人嗎？他們為了反對舊
制度的腐敗、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也有過英勇的業績嗎？如何從奪取
政權過渡到正確運用政權，如何恰當處理國家這個「禍害」，深刻的
社會問題、制度問題沒有解決，換一批人恐怕也不行。
1976年的天安門流血事件雖然平反了，社會問題、制度問題並沒有解
決。正是推動那次流血事件平反的鄧小平，又製造了更為驚人的1989
年天安門流血事件。這就不僅是個人的過失，而是一再顯示出國家權
力的禍害。承認它是「禍害」，可以避免禍害；不承認它是「禍
害」，還把它當作「法寶」，卻是不可避免禍害。不去創造「新的自
由的社會條件」，卻來「反自由化」，更是把「這個禍害的最壞方
面」發揮到了極至。現在，一些人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和另一些人反對
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都不是原汁原湯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經斯大林、
毛澤東加過工變了味的馬克思主義。歪嘴和尚唸經，把經念歪了。斯
大林、毛澤東是兩個歪嘴大和尚，把馬克思主義的正經念得歪到一塌
糊塗。已故的法國思想家薩特十分推崇馬克思，他說，謀害馬克思的
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這真是辛辣的真理。我曾經是在
斯大林、毛澤東教導下成長起來的共產黨員。參加共產黨，我至今無
悔。我還感謝共產黨在我年輕的時候對我的培養。我在共產黨內的坎
坷經歷，使我看清了斯大林、毛澤東的理論以及他們領導的蘇聯共產
黨、中國共產黨運用權力的荒唐，鞭策我重新研究馬克思主義。
秦始皇加共產黨，擁有不可轉移的權力，合法性的根據何在？共產黨
自己說：「黨的領導是歷史決定的」。這種說法是符合實際的。共產
黨的權力確實是歷史決定的，但不是現實決定的。所謂「歷史決
定」，就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歷史可以決定壟斷政權的現實。這無非
是歷史上農民起義「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翻版。為什麼有了奪取政權
的歷史，不需要公民表決，不需要人民授權，天然就決定只能由共產
黨掌權？為什麼有了奪取政權的歷史，不論共產黨怎樣腐敗，還是決
定了只能由它掌權？至今沒有講出道理來，正等待哪位官方理論家去
填補這一項國際水平的空白。共產黨執掌政權是可以的，必須定期得
到人民的批准。
封建社會對權力的合法性的論證很簡單明瞭：君權神授。封建社會是
等級社會，民權官授，官權君授，君權誰授？抬出一個至高無上的
神，就算完成了論證。資產階級提出的政權人授比起君權神授來是一
個巨大的歷史進步，所以它有力量推翻封建統治。英國的洛克認為，
政府的權力來自人的天然權利（中文譯著多譯作「自然權利」，不
確）。政府是為保護人的天然權利而建立的，因此而獲得正當的權
力。政府的功能是以公民權利的形式滿足人的天然權利；如果政府不
能滿足人的天然權利，它就喪失要求公民服從的資格。美國的《獨立
宣言》第一次提出：人民有權選擇政府；企圖破壞人的天然權利的政
府，人民可以把它推翻。當然，資產階級的權力論、政府論付諸實踐
的時候就顯出了破綻。但現在共產黨的權力論、政府論連像樣的說法
都沒有。為什麼現有政府是不能選擇的？為什麼共產黨的權力是不能
推翻的？為什麼政府無論怎樣蹧蹋人的權利還是必須服從？又從資產
階級的理論後退了，退到了相當於君權神授，那就是黨權神授。共產
黨的理論總是說「反黨」即「反人民」，實大謬不然。反黨不一定反
政府，反政府不一定反國家、反社會、反人民。不是常說嗎？「理論
是灰色的，實踐是常青的。」灰色的理論認為共產黨政府是不能推翻
的；常青的實踐把從東歐到蘇聯的那些不能代表人民的共產黨政府都
一一推翻了。共產黨沒有了，人民還在。那麼，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是
否想到要修改一下理論呢？我不是號召人民推翻政府，而是號召政府
推翻灰色的理論。如果理論上敢於提出共產黨政府不能代表人民可以
推翻，恰恰在實踐上就不會、至少不容易被推翻了。
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黨的權力論是由三句話構成的一個體系：「黨指
揮槍」──「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中國
共產黨發動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有它的歷史理由。毛病是出在取得
政權以後，還是靠「黨指揮槍」來掌權。鄧小平可以什麼職務都不
要，只要一個「軍委主席」，便穩操最後「拍板」權。到後來，連
「軍委主席」的頭銜也不要，只要能控制掌握軍權的人就行了。鄧小
平比毛澤東聰明。毛澤東晚年活得很累、很苦。鄧小平卻很瀟灑，還
有雅興出去遊山玩水，美其名曰「南巡」，照樣大權在握。這種權力
論體系，《沙家㵟》中胡傳揆把它概括成一句話：「有槍便是草頭
王」。「6．4」流血事件，且不說正義不正義，就說必要不必要，對
於黨和政府來說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只能說是鄧小平急於表現「有槍
便是草頭王」的本色。學生運動從4月15日爆發，到6月3日已走向低
潮，用和平的手段不難恢復平靜。而且，學生運動內部的矛盾已逐漸
顯露，血腥鎮壓反而消除了學生運動內部的矛盾，使之更為一致。從
策略上說，也是愚蠢之極。除了政治上的無能想不出辦法之外，主觀
上的原因就在於迷戀「黨指揮槍」。鄧小平「拍板」，中國共產黨中
央政治局常委五個人中的三個人贊成，就可以調動軍隊，對人民開
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祇得
事後追認。這一事件，對於中國共產黨如何運用權力以及權力的本質
作了有力的實證。
人民並沒有拿起武器，在進行政治鬥爭的時候出動軍隊，至少是一種
沒有信義的行為。用打橋牌的語言，鄧小平是不難理解的。桌面上的
牌不能壓倒對方，忽然從桌子底下拿出一張牌來，贏雖然贏了，很不
光彩。這叫破壞遊戲規則。同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人怎麼打牌？而「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就常常不遵守遊戲規則。我在致最高人民法院的
《申訴書》中已經提到，思想問題老是用政治手段來解決。計劃經濟
體制下的行政干預表明，經濟問題也是用政治手段來解決。社會問
題、文化問題、民族問題等等當然也是用政治手段來解決。在一個盛
行國家崇拜、權力崇拜的地方，總是把政治看作萬能的。馬克思的學
說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
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
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7頁）而現在國家對社會機
體的力量吞食得更厲害。政治籠罩一切，已經夠窒息了，政治問題又
用武裝鬥爭的手段來解決，如何得了！遵守遊戲規則是人際交往的起
碼要求，否則是無賴、流氓、土匪。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就從這個
起碼要求開始，黨和政府對人民，人民對黨和政府，大家都要遵守遊
戲規則。這一點，對人民來說沒有什麼困難，主要的問題是在黨和政
府方面。「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真是願意發揮自己的影響
力，為中國的長治久安著想，將來不出軍閥、不搞政變，就為後代立
下這個規矩：思想問題從思想上解決，經濟問題從經濟上解決，政治
問題從政治上解決，只有發生武裝入侵才能出動野戰軍來解決；是什
麼問題就用什麼手段解決，一切都要照章辦事。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鄧
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149頁〕中國的現代化確實是人民的
最大願望。在這一點上，鄧小平順從了民意。但又表現出陳舊筆法，
什麼重要，什麼就是政治。例如，還說，改善管理，技術革新，提高
勞動生產率，「是今後主要的政治」。（同上，第104頁）貫徹總路
線又是「當前最大的政治」。（同上，第213頁）總之，政治高於一
切，一切為政治服務；實際是權力高於一切，一切為鞏固權力服務。
有人擔心，如果不反「和平演變」，「那麼現代化實現之日，也可能
就是無產階級喪失政權之時。」（《高舉列寧主義偉大旗幟，推進社
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事業》，《光明日報》1991年4月11日）如果現代
化實現之日喪失了無產階級政權，那是因為這種政權和現代化的進程
不相容。對於人民來說，當然寧要現代化，不要和現代化進程不相容
的政權；對於掌權的人來說，當然寧要政權，不要現代化。鄧小平
說，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在人民看來，說顛倒了。應當說政治也要
現代化，最大的問題正是政治現代化；不是現代化為政治服務，而是
政治為現代化服務。鄧小平號召人們「換腦筋」，非常必要。鄧小平
本人是否也要換一換腦筋？依我看，主要之點就是要把現代化是最大
的政治換成最大的問題是政治現代化。一個非現代化的國家，總是對
外封閉、對內壟斷。中國的對外封閉已開始打破，但政治上的對內壟
斷依然如故。開放，也只是政府的政策，不是社會的機制，地方上要
等中央「給政策」才能開放。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是為了鞏固對內壟
斷；其實，開放又向壟斷提出了挑戰，要求實行與對外開放相適應的
對內開放。經濟上走向現代化，政治上拒絕現代化；經濟搞活，政治
搞死：這種格局究竟還能維持多久？1989年的政治風波的根源正是經
濟和政治的不平衡，經濟搞活以後釋放出來的能量衝擊殭化的政治。
根本問題不解決，政治風波只是延期而已。中國的現狀要再前進一
步，就在於政治，與經濟同步走向現代化；政治的現代化就是民主
化。
在國家生活中破壞遊戲規則，搞得政治殭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
家」是有責任的。現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能作出的最大
貢獻，就是為後代做個好樣子。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時談到歷史
上朝代興亡的「週期率」，引了兩句古語：「其興也勃焉」，「其亡
也忽焉」。原不知出於何典，最近查到，語出《左傳》。全文更有教
益：「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此說雖非
馬克思主義經典，卻也包含瞭如何運用權力的真理。東歐和蘇聯的政
權真是「其亡也忽焉」，在歷史上也只能算一個短命的朝代。重要的
原因不就是老在「罪人」嗎？整人、抓人、殺人，結果自己變成了孤
家寡人。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的問題時說：「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新
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
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
息。」講得很好，可惜沒有做到。1945年的時候，想走民主這條新
路；1949年以後就不走了。何以如此？這就要請健在的「老一輩無產
階級革命家」出來說話了。中國如欲求「其興也勃焉」，應從「老一
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尤其是鄧小平「罪己」做起，正己、責己、律
己，才能結束過去、開闢未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應當討論，要跳
出興亡「週期率」，人民究竟怎樣監督政府？請將此件印發給每一位
人民代表，供討論時參考。
國步維艱，時勢難測。匹夫之志，未敢稍懈。拳拳上書，言不盡意。
袞袞諸公，恭請垂鑒。
郭羅基
1992年10月11日
於南京紫金山下鎖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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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致江澤民
江總書記：
寄上我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公民上
書》，敬請指正。
此書擱筆之時，正值14大召開前夕。我想看一看再說，如果14大的文
件和14大以後的進展包含了我的意見，就沒有必要拿出來了。14大以
後有起色，但基本上還是在那裡下殘局。我的意見未必正確，也許可
以攪動一池死水。
人稱我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持不同政見者」。我真
不知道有什麼資格代表「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也問過自己究竟有什
麼「不同政見」？一時說不清楚。現在我就認真當一回「持不同政
見者」。我即將出國講學，我想還是把這些「不同政見」留在中國大
陸，作一了結。我喜歡有話當面講。因為忙於準備講稿，時間很緊，
本來想到九點「不同政見」，現在只寫了五點。
說到出國講學，內心不免辛酸。我到哥倫比亞大學講授的題目是「改
革開放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祖國不許我講馬克思主義，資本
主義的美國卻歡迎我去講馬克思主義。這是不同國家的不同風度。但
願我回國的時候國風有所改變。我還是希望在中國講我的馬克思主
義。
臨別依依，祝我的祖國前途光明！
郭羅基
199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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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鄧小平
小平同志：
寄上我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公民上
書》，敬請指正。
我即將出國講學，但願我回國的時候從電視裡看到您還是那麼健康。
恭祝
健康長壽
郭羅基
199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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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廢棄「以暴易暴」，
開創「以法易法」 「6．4」以後，我蓄意走向法庭，以身試法。試的結果，我身完好無
損，而中國的法律漏洞百出。
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來說，本法《總則》有4條，每
條都試出了問題。
一、「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
我起訴國家教委和中國共產黨南京大學委員會，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超過法定時限（7日）的好幾倍才作出裁定。我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
院上訴，指出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不符合法律程序。結果，中
級法院的裁定沒有被發回，而我的上訴被駁回了。法院不執法，公民
無可奈何。「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保證何在？
法院違反了《行政訴訟法》中《管轄》的有關規定，不予糾正，公民
還是無可奈何。本來，我的官司想從區人民法院打起，逐級上告，多
一個層次可以多做一篇文章。我注意到《行政訴訟法》第13條（2）
的規定，對國務院各部門提起的訴訟案件應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所
以一開始就把狀子送到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我沒有注意到第17條
「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
轄」。國家教委的所在地是北京，對國家教委的起訴應由北京市中級
人民法院管轄。第21條又規定：「人民法院發現受理的案件不屬於自
己管轄時，應當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因此，南京市中級人民
法院只能將我對國家教委起訴的案件移送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而無
權擅自作出裁定。這一點是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季遵迪（Timothy
Gelatt）向我提供的意見。我寫入了致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訴書》，
要求改正。石沈大海。「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保證何
在？
二、「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從《行政訴訟法》的《受案範圍》8項規定來看，公民能受到保護的
合法權益都是雞毛蒜皮。在中國大陸最普遍、最嚴重的是由於政治歧
視、政治迫害而引起的公民的合法權益遭受行政機關的侵犯。在一切
歧視中將政治歧視提昇出來、擴大開來，是共產黨掌權的特徵。政治
歧視比種族歧視、婦女歧視、宗教歧視等等更隱蔽、也更厲害。我的
合法權益受侵就是出於行政機關的政治歧視。但《行政訴訟法》並沒
有保護我的條文，我的起訴只好援引《受案範圍》的第（8）項「認
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雖然有關，並不直接。
即使列入《受案範圍》的，公民的合法權益也不一定能得到保護。中
國的現實是政企不分，一方面政府控制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企業兼有
行政職權。學校也是這樣。工廠、學校都有權進行罰款、剋扣工資、
「政治審查」等等處置。但根據行政訴訟法，他們不是行政機關，不
能進入行政訴訟，公民無法起訴。
三、「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
行政機關的行政職權受侵犯、被篡奪，如何依法維護？我起訴中國共
產黨南京大學委員會竊取行政權力，法院認為它不能成為行政訴訟的
被告。共產黨事實上是權力機構，而且凌駕在行政機關之上。規範政
黨活動的法律根本沒有，共產黨違法無從追究。行政訴訟法只是維護
公民服從行政機關的職權，不能維護行政機關的職權不受共產黨的侵
犯。
再說對行政機關的監督，依照《行政訴訟法》，即使執行不走樣，也
僅止於下層。本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
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
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受案範圍》中所列的「具體行政行
為」是指拘留、罰款、吊銷執照、責令停業、沒收財物、查封財產、
申請許可證、發放撫恤金等等。這些「具體行政行為」所涉及的行政
機關至多是縣市的公安局、稅務局、工商局、民政局……，省級以上
的行政機關就沒有「具體行政行為」了。第12條（2）又規定，對
「行政機關制定、發佈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的起訴，人
民法院不予受理。大概這就被解釋為抽象行政行為。如果「具有普遍
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構成普遍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怎麼辦？法律
如何監督作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的行政機關？例如，
「6．4」流血事件以後，國家教委作出的對持有異議的教師不許上
課、不得聘用、不能當研究生導師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就
是普遍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的決定。各個大學執行這一決定，造成許
多受害者。大學不是行政機關，追究行政機關的責任，當然必須指向
國家教委。但法院認為國家教委沒有採取具體行政行為。
所有的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都可以採取具體行政行為，抽象
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的劃分是針對一切行政機關的。按中國的行
政訴訟法的規定，似乎採取具體行政行為都是下層行政機關的事，而
上層行政機關只有抽象行政行為。抽象行政行為不受追究，因而《行
政訴訟法》可以保護上層行政機關合法地逃避監督。
四、「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缺乏憲政精神，也有憲法的某些一般
性。但憲法的抽象規定往往在具體的法律中受到限制以至消失。最明
顯的是《遊行示威法》。憲法規定了公民有遊行示威的權利，而《遊
行示威法》實際是《反遊行示威法》。《行政訴訟法》也有類似情
形。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國務院制定的關於「收
容審查」的法規，就是限制和剝奪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因而是違反
憲法的。但《行政訴訟法》並沒有提供監督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的法
律根據，更沒有提供對國務院制定的法規是否符合憲法進行審查的法
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一個《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
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其中規定對「收容審查」不服
可以提起行政訴訟。這正是對非法的「收容審查」的法規的賦予合法
性。《行政訴訟法》第53條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參照政府
部門發佈的規章，而政府部門發佈的規章不一致，「由最高人民法院
送請國務院作出解釋和裁決」。對行政機關的法規進行司法審查的權
力還是屬於行政機關。憲法的權威何在？
如此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缺陷頗多。
我在中國大陸主張開展合法民運、進行合法鬥爭。既然憲法和法律有
缺陷，能不能進行合法鬥爭？有人認為，首先要制定完美的憲法和法
律。誰來制定？自然是少數精英。我的看法正相反，因為憲法和法律
有缺陷，更需要進行合法鬥爭。廣大的人民起來以身試法，才能確知
憲法和法律的缺陷所在。如果沒有訴訟的親身體驗，我不可能對《行
政訴訟法》達到以上的認識。人民可以有力地迫使憲法和法律作出修
改；修改後的憲法和法律也才能有效地施行。只有在人民的合法鬥爭
的推動下，方可求得憲法和法律的逐步完美。由少數精英在紙上描繪
精緻的法律殿堂，雖可竣於一旦，只恐難以付諸實施，徒具空中樓
閣。
法制的完善必須有一個連續的過程。中國立憲的歷史已有100年，進
行過多種嘗試，經歷了不少曲折。晚清的立憲，辛亥革命的立憲，袁
世凱的立憲，北洋軍閥的立憲，國民黨的立憲，共產黨的立憲，每一
次立憲都是很快被否定，頃刻推倒，另起爐灶。無所繼承也就無從前
進。現在，中國大陸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起點，不斷修
改、逐步推進，比起頃刻推倒、另起爐灶，是一條走向憲政的更為現
實的道路。激進主義的言詞雖然動聽，於事無補。我一向主張，利用
已有的任何一點民主去爭取更多更大的民主，利用現存的任何一種法
制去達到更高更好的法制。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大陸的憲法和法律是共產黨制定的，根本要
不得；因為它只能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服務，不能用來對付共產
黨。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一黨專政是不合法的。我在訴訟文書中指
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
權力屬於人民。』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不是屬於任何政
黨、任何個人；政黨竊國、個人專權應在禁止之列，屬於違憲活
動。」應當用憲法來限制和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權。把法律只是看作
專政的工具，這正是一種官方的觀點。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安守廉
（William P. Alford）發表了一篇出色的論文，它的題目就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和合法性是兩面砍削的雙刃劍》〔１〕。
「6．4」流血事件之後，一方面是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利用法律鎮壓人
民，另一方面又出現了空前的人民利用法律控告政府、起訴共產黨的
熱鬧場景。安守廉教授研究了這一矛盾現象，並著重分析了5起案
例，對人民利用合法性進行鬥爭作出高度的評價。我強調民主運動的
合法性就是為了和共產黨爭奪這把雙刃劍。
用什麼來反對暴力鎮壓？人民必須選擇有效的武器。什麼是有效的武
器？毛澤東說：蔣介石「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
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２〕這是歷史上常用的辦法：以刀對
刀。反對別人拿刀的人，自己也拿起刀，結果又招致別人的反對。有
沒有一種武器可以迫使拿刀的人放下屠刀，有，這就是法律。現代文
明不主張「以暴易暴」的社會變革方式；以己之暴，易人之暴，終究
還是暴。用什麼來代替？那就是「以法易法」，以新法易舊法；但必
須利用已有的法律、通過合法的程序，才能修改、廢除、制定法律，
從而健全法制，達到保障公民權利、制約政府權力的目的。
中國人總是喜歡「造反」、「推翻」、「打倒」，似乎合法鬥爭就不
過癮。中國歷史上的權力鬥爭特別發達，弄權藝術特別高明。統治階
級內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圍繞著奪取權力而無休無止地
進行政治的或軍事的、宮廷的或草莽的、公開的或秘密的、禮儀的或
流血的鬥爭。項羽見了秦始皇的威風凜凜的儀仗隊，不禁脫口而出：
「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就是中國歷來解決社會問題、實現
政治抱負的傳統的思維方式和操作方式，簡而言之，你下台我上台。
西方民主國家走上憲政之路，主要是開展持久的爭取權利的運動。憲
政國家的憲法（不管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不過是承認了人民所爭
得的權利。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是歷史上輝煌的一頁。但憲
政的實現並非決定於暴力，暴力革命可以通向憲政的前景，重要的問
題是奪取政權以後如何滿足人民的權利要求。美國在革命時期所特別
強調的就是權利而不是權力。《獨立宣言》宣告，人生來就擁有不可
剝奪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實現了憲政，人民的權利要求
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滿足，必須不斷地爭取自己的權利。英國在19世
紀有長達幾十年的憲章運動，美國自60年代至今還在進行黑人民權運
動。在中國，暴力革命的目標只是權力的轉移，而不是權利的實現。
從辛亥革命以來，幾度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總是進行得轟轟烈烈，然
而並沒有像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那樣帶來憲政。這是值得歷史
學家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關心自己國家命運的中國人必須思考
的現實問題。
權力和權利的關係問題，中國和西方在觀念上、行為上均有所不同。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人們普遍認為權力產生權利，人民的權利是當
權者給的。既然是權力產生權利，喪失了權利的人們，為了改變自己
的命運就直截了當地奪取權力。權力的轉移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制
度，當自己的命運改變的時候，不過是把不幸轉移給別人。自己被壓
在下面就要求翻身，翻過身來又把別人壓在下面。農民起義領袖陳勝
自封為王，還沒有打平天下，對當年一起幹活的土包子就看不起了。
項羽兵敗，取代秦始皇的是劉邦，建立了漢朝。歷史學家公認「漢承
秦制」。改朝換代，權力轉移了，原來的制度照樣延續下去。中國幾
千年的歷史不能說沒有進步，但以奪取權力、壟斷權力為中心的社會
運動一以貫之。中國共產黨起事的時候，空有一番改造中國的雄心，
一旦政權到手，還是在傳統的軌道上滑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權的共
產黨，建立了更加嚴密的一黨專權。林彪作了一個總結：「有了權就
有了一切。」有權力的人一切都有了，那麼，沒有權力的人怎麼辦
呢？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社會的一個巨大進步就是普遍追求人的權利。
「天賦人權」的說法，在理論上還不是科學的，但它的實際作用是肯
定了人人都有做人的權利。人的權利不是當權者給的，而是生來具
有、天然如此的。以人的天然權利作為社會歷史的當然前提，產生了
一個全新的命題，是權利產生權力。政府權力來自人的天然權利。政
府是為了保護人的天然權利而建立的，因此而獲得正當的權力。政府
的職能是以公民權利的形式滿足人的天然權利；如果政府不能滿足人
的天然權利，它就喪失要求公民服從的資格。從這裡可以引出一系列
憲政的原則：人民有權選擇政府，政府權力必須經人民認可；人民有
權監督政府，政府權力應當是可以制約的；等等。
中國走出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不再是奪取權力的運
動，而是爭取權利的運動。人民的權利有了保障，專制的權力才無處
存身。共產黨專權之所以能夠長久存在，就在於人民對自己應有權利
的冷漠和對喪失權利的容忍。如果還有人遵循權力產生權利的公式，
聲稱「你們擁護我上台，我給你們一切權利」，國人切勿可信。此類
人不是騙子就是笨蛋。人民的權利要人民自己來爭取。合法鬥爭就是
人民爭取權利的運動。有人說，合共產黨的法不是鞏固共產黨的統治
嗎？這種「法」的觀念太陳舊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是制約人民
的，「目無法紀」就是官府對人民的語言，所以「法家」主張對人民
實行嚴刑峻法。現代憲政國家的法是保障公民權利、制約政府權力
的。通過合法鬥爭正是要改變中國社會對法的觀念，訓練人民學會運
用法律武器。
我在年輕的時候參加了一場共產黨領導的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革命。對
理想的追求不可謂不盡心，對事業的獻身不可謂不盡力；唯其如此，
當理想破滅、事業敗壞之時，不能不陷入深沈的痛苦。我之為人過於
認真。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廢寢忘食，不顧一切，損害了健康；批評
共產黨，鬧自由化，又成了「自由化的冒尖人物」、「自由化的代表
人物」，備受打擊。年過60，終於在烈火中重生。而今而後，願將餘
生奉獻給中國人民爭取權利的憲政運動。
（1993年12月於哥倫比亞大學）
【注】
１、Double-edged Swords Cut Both Ways: Law and Legitimacy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AEDALUS, Spring 1993,
Issue das Volume 122, Number 2,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２、《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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