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大陸生活時，從事寫作已經有30多年的時間了，但是，因眾
所週知的原因，我寫作的書稿只能夠「壓在箱子底，供老鼠的牙齒的
批判」（馬克思語），這對於一個志在寫作的人來說該是多麼大的不
公平啊！可是，這樣的不公平的事情就壓迫了我30年，以至於我寫作
的手稿摞起來幾乎可以和我的身高相等。

2002年11月13日，我同朋友鄧韞璧在韓國逃亡，終於結束了精神專制
的壓迫和對於文字獄的恐懼，但是，事情都是兩方面的，我雖然在韓
國有了寫作和發表的自由，但不作苦工就要餓肚子，於是就不得不放
下筆桿子去建築工地幹體力活。在韓國，你肯出力氣就可以掙到錢，
所以也就能夠填飽肚子。去年3月18日，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網站上發
表以來，至今我已經寫了近60篇文章。就在我寫作的時候，洪哲勝先
生給我提供了最寶貴的幫助，對於我每一篇寄到《民主通訊》的文章
都細心的校對，然後發表。最令我感動的是他還提議把我的文章放進
那辦得很有特色的「藏書樓」，現在，「藏書樓」已經有了我的兩本
書。

昨天，我又給《民主通訊》送去了《論民主的想像力》的文章，洪先
生很快就採納了我的稿件，但是，我又建議他能不能把我的有關幾篇
相關的論民主的文章輯在一起，編輯成一本電子書，他又很爽快地答
應了。這幾篇論民主的文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純粹理論性文章，是
我站在民運人士的立場上論證民主的文字，其中好多議論是針對目前
民運隊伍中出現的問題而發的，也可以說是我個人運用民主理論對現
實問題的一種說明，這裡，我不敢說我的說明就是正確的，但是起碼
可以說我總是提出了問題，而這種提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恰恰是目前
民運隊伍所缺少的。因此，我認為自己最多不過是扔出了一塊磚頭，
如果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的話，目的也算達到了。

借著這電子書刊出之際，就寫了這幾句話，作為前言。

武振榮

（2005.3.13於首爾特別市，原漢城市）

一、故事

日本著名的科學家福井謙一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科學的直覺》。
文章中，作者回憶了1981年12月12 日，瑞典國家廣播電台邀請當年
獲「諾貝爾獎」的8位科學家登台亮相一事，其中的一位節目主持人
問他「你認為是否存在對科學的直覺？」他「立即回答：『我相信它
的存在。』」在作者的解釋中，所謂的科學的直覺，是說科學在認識
問題上「是不依靠邏輯思維的選擇」。「例如看到一隻蒼蠅在飛，對
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由的認識，但科學工作者不滿足蒼蠅是活物所
以才會飛這樣一個回答，而是看做是蒼蠅體內產生的各種科學因素才
會飛。」總之一句話，科學家可以憑自己的直覺認識許多的問題，而
且這種以直覺所認識的問題同運用「邏輯思維」方法認識的問題相比
並不就低級。我在讀了這篇的文章之後，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陷入
了這樣的思考：在我們民運人士的身上存在不存在民主的直覺？如果
說存在，這樣的直覺在認識民主方面到底能夠起多大的作用？

今天，我們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民主是科學，那麼，在民主問題上，
科學家福井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方式就可以用中國傳統治學上的「故
事」來解讀。依據這樣的「故事」，我行在前人開闢的路上就省勁的
多了，不然的話，我就得要「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那該多費勁
啊！

二、民主的直覺──可靠嗎？

目前民運隊伍中有許多的地方盛行著行而上學，許多的領域還處在受
無形的辯証唯物主義哲學教條的束縛之中，不得自由。所以我認為，
中國的民主運動要能夠在21世紀的頭10年打開局面，民運人士實現自
己精神、思想和理論方面的解放是極端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在當前，
我們應該很好的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辯証唯物主義的哲學在我們中國民運人士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殘餘部
分」就是我們 認識和分析民主時只能夠對它做出「理性」的理解。
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夠運用「理性」的方式和「理性」的程式對民主做
出「理性」的描述和「理性」的解釋，從而誤認為民主就是「理性
的」，而不知不覺地把民主的另一半──感情主義的一半──給扔掉
了。所以在某些場合中，我們說到民主的時候，特別是在說到了中國
的民主的時候，往往首先問：「它是不是理性的？」一旦我們認為它
包裹著一種情感主義的東西，或者說它是因受情感主義的支配而不能
稱之為理性的話，那麼，我們對它搖頭。正因為是這樣，在我們許多
人的思想和意識中，民主的東西最後就勢必弄成了取掉情感因素的冰
冷冷的東西了。這樣的思想和意識所導致的邏輯後果，是我們必然要
在中國造就一個十分「理智的」、非常「冷靜的」、不帶任何的「情
感主義因素」的民主運動。在這樣的運動中，每一個參與運動的人都
要至少要被看成是一個「理智的動物」。於是，理解民主、發展民主
和創造民主這樣的行為就有可能被邏輯思維所壟斷，而不給直覺發現
和認識問題留下任何的餘地。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一說，那就是在中國，當我們說到民主的時候，我
們往往對於那些書本上的民主理解的非常的出色，如果這些民主出於
西方大師們之手筆，我們就會百般的信奉，崇拜得五體投地，但是民
主若還出於我們中國人民的創造，又如果這種創造表現在人民以極大
的熱情積極地參與了政治運動，並在運動之中經歷了「靈魂」和思想
方面的考驗，那麼，我們對它就不能夠做出積極的評價了。因為，在
民主問題上，我們中國人好像永遠就是「小學生」，永遠地要讀民主
的「一年紀課本」。要不然，離開了它我們就說不出民主的A、B、C
了。由此而形成的局面是：我們在說到了西方的民主的時候，振振有
辭，口若懸河，但是，在說到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民主時，就佶屈聱
牙，言不由衷了。

在《對一個偉大的時代的回憶與理解》中，我不滿意這樣的一種狀
況，對它做出了尖銳的批評。在批評中，我運用了馬克思運用過的一
句黑格爾的名言「這兒有玫瑰花，就在這兒跳舞吧」來諷刺那些在說
到民主時「言必稱西方」的人。近20年過去了，我當年所批評的對
象，在我們民主的隊伍中依然的存在著。我們中國在經過了近100多
年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之後的今天，我們中國人對於民主的認識還
如此的時低級，這實在是我們的不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
事實是這樣諷刺我們的：在中國官方大肆宣揚「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理論」時，我們卻在另一頭「配合」著宣揚民主的「低級階段」。

正因為我們的民主的知識是「低級的」、「初步的」，所以我們對民
主只能夠作出字面意義上的解釋，不敢在字面意義之外去說哪怕一句
話，生怕說錯了。這樣的情形也好理解，因為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習
慣對於民主做出純粹理性的解釋，都樂於把民主的革命和民主的運動
放置到理性控制的水平上去理解，所以，由此而造成了我們的一個失
誤，即錯誤地認為所有不能夠被看成是理性的東西都不能夠叫作民
主。其實，這是我們的一種認識上的錯誤，這樣的錯誤反映在我們的
行為當中，就勢必會造成我們在規劃未來的中國民主運動時出現差
錯。自然而然，上述情況的發生嚴重的影響了我們同廣大中國人民的
關係，出現了我們的隊伍與中國人民大眾相「脫節」現象。到今天，
為止我們民運隊伍中間的某些人在說到民主時，也還是擺脫不了「被
虐待者」的角色。我們許多人都沒有認識到民主這樣的東西，一半兒
是一種「社會的實在」，一半兒是參與民主的人的自己的「創造」；
而這種被「創造」的東西與「創造者」的情緒和感情又是混為一體
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把民主理解只能夠接受理性解讀的東西，
而不給民主的直覺認識能力留下餘地。

分析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在我們所熟悉的哲學思想中就可以找到。
我們通常認為感覺性的知識低於理性的知識一等。所以，我們以為知
識進步的「規律」就是把感性的知識提高到理性知識的水平之上。因
此我們在知識進步的進程中應當儘量的佔有「最高」的知識。其實，
這也是認識上的一個錯誤。在古典民主理論的體系之中，偉大的哲學
家大衛、休謨就曾經明確的指出過感情的東西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
性，他在《人性論》這部偉大而又不朽的著作中，抱怨人們對「理性
的永恆、不變性和它的神聖來源」已經被「渲染得淋漓盡致，」而沒
有對人類的感情做足夠的研究。為了糾正他所批評的人們只重視理性
的東西的現象，他特意把人類情感中兩種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素──
「驕傲」和「自負」挑了出來，說「沒有東西能夠像驕傲和自負那樣
地鼓舞和振奮人心」。時間在進入20世紀的70年代時，當人類社會被
意識形態劃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大陣營的時候，西
方一些著名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家竟然把「社會主義的社會」稱之為
「理智指導的社會」，把「資本主義的社會」叫做「受感情支配的社
會」，從這樣的分類原則中，我們能夠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難道這
些在世界上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學者們竟認為「受情感支配的資本主義
社會」低於「受理性支配的社會主義」一等？

對自由和民主這樣的東西的做進一步地研究，人們便會發現：自由有
的時候完全可以說是人的情感表現的自由和感情抒發的自由，民主的
東西亦可以解釋為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尊重公民感情、公民情緒以及公
民隨其所好的在政治上的意性選擇（不只是理性的選擇）。無論是在
自由的表現或者在民主的選擇中，表現和選擇的自由與其說是出於選
擇人的理性，不如說是出於選擇人的感情。正因為是這樣，在民主的
運動和自由的生活中，那些許多許多的現象可以被人類的直覺所感
知。

在民主中，民主只關心公民的選擇，而不關心選擇的目的和性質。也
就是說，在真正的民主選舉中，選舉結果僅僅計算票數，而不考慮每
一票出於什麼的動機而被投下。在民主的計算中，一張出於理性的考
慮所投的票同出於感情的激動而投的票的價值是一模一樣的，前者的
價值不被後者多出一分，後者的價值也不被前者減少一分。把這一切
的問題同民主的運動（包括民主的選舉運動）通常都是人心激動的情
形聯繫起來思考，培養我們民運人士的民主直覺的事情就顯得十分的
重要。令人失望的是：今天，我們中國的民主尚未成功，我們的民運
人士已經老於世故了。

三、   民主的直覺在認識中國民主時的重要性

在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我們並不缺乏民主的革命和民主的運
動，而真正缺乏的是民主的理論和民主的思想。所以，在我們中國就
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人們在談論中國的民主的問題時，就往往會運用
外國的方式、外國的理論甚至外國的語式。也正是在這樣的談論中，
中國民主就必然地會發生流失。上述的事情發展到極端的時候，每一
次民主運動都好像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一個民主的開端，都似乎以為
此前的民主是「虛假」的。於是，就出現了中國民主的畫地為牢的週
期現象，在每一個現象的每一階段中，民主都獨立的存在著，既不同
以前的民主發生有價值的聯繫，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價值設法傳給後來
的階段。於是，民主的特定階段的特定形態，就被看成是民主的內在
本質和內在的意義。

要追究造成上述現象發生的原因，當然不是本文議論的內容，但是我
在把這樣的現象出現的原因之一歸結為中國民主理論的不發達時就有
了一個問題把握上的正確性。要知道，在中國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
中，直接提供民主革命理論和民主運動思想的人們都很難說是職業的
理論家和思想家，他們的真實身分是職業的革命家，理論和思想是他
們的「附帶」的東西，而在後來，這樣的「附帶」性的東西隨著他們
本人在革命和運動中的權威的上昇，就變成「最高真理」之類的東西
了。於這一現象相對立的是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本事、有水平為中國
民主「生產」理論的人們，卻一股腦地被「擠到台後」去了。分析這
樣的情況，我們可以說，從19世紀末至21世紀的今天，在中國，先後
為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定義」的人只有兩個：孫中山和毛澤東。但
是無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他們的理論和思想的局限性都是十分明
顯的，所有很難運用它來非常成功的解釋中國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
動。因此，在他們的思想和理論佔統治的地位的時候，中國社會上那
許多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就不能不變成他們的「應聲蟲」。如果說這是
中國民主革命所生產出的一個「霸道」現象的話，那麼它首先是「精
神、思想的霸道」和「理論上的霸道」，而我們今天所竭力推進著的
中國民主化運動所要對付的就是這樣的一種「霸道」的「歷史的遺
產」。

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要推進中國民主進程的行為已經事先地決定
了我們必須要繼承上述的「遺產」，而不管它「霸道」與否。也就是
說，我們即就是認為它是一項「霸道」的「遺產」，我們「改造」它
的前提是承認它的存在。如果這樣的意思的正確的表述是我們必須批
判的接受這種民主的「遺產」的話，那麼我們面臨的是對一種不成功
的民主的辨認和對一種不理想的民主理論的改造，這就要求我們對於
中國的民主問題要有一種我們中國人的對待。也就是說我們面臨的是
「第二民主」，而這樣的民主在西方社會中是不存在的，所以，當我
們的民主的水平還處在「學習」西方的階段上時，我們運用「照搬」
來的西方的民主理論就解釋不了它，於是，我們就會把自己所參與的
那些民主當垃圾一樣的扔掉。其實，我們在扔掉了真正的垃圾（如毛
澤東思想）的時候，把那些於曾經同「垃圾」一同產生出來的我們的
價值，也給扔掉了。對於那些出現在外國的成功型民主，我們中國人
很會辨認，但是在辨認那些發生在中國的「可疑的」、「有問題」的
民主（這恰恰是我們的民族在以往的時間中所與之「打過交道」的）
時我們就顯得無能。

為什麼會發生上述的問題呢？我的看法是：我們缺乏民主的直覺認。
就以我個人的例子來說吧。起先，我對民主的直覺問題的思考有著
「應急」的用意，因為它有著可以迅速改變我們民主理論不足的用
處，可是，隨著我對民主的理論的研究的展開，我倒是對它形成了一
層更加深刻的看法，即我們如果不給民主的直覺認識問題以空間，我
們就有可能遇到丟失許多的認識民主的機會，這樣的機會本來對我們
是非常缺少的。因此，我認為如果上述的情況不被我們認識，那麼到
最後丟失整個的民主的事情也是可以想像的。

把民主看成是人類理性的構建是18世紀的古典思想，這樣的思想在後
來的發展中已經走到了這樣的地步，即要能夠有效地保守住這個古典
構建的價值就必須假設民主所包含的東西是與人類的理性完全相反的
人類的情感。就這樣的意義而言，與其說民主訴諸於人類的理性，不
如說它訴諸於人類的情感。弄清楚了這個道理，我們在認識民主的事
情上提倡民主的直覺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了。

特別是對於那些人們帶著很激烈的感情參與的運動，我們若不憑民主
的直覺來捕捉的話，就不會有任何的收穫。在這裡，民主的運動同政
治動亂的關係如此的密切，似乎前者就是後者。所以中國人在把1966
年的政治大解放運動看成是「動亂」時，那麼把1989年的學生運動看
成是「動亂」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在我們中國，民主的運動和
民主的行為如果要冷靜到十分理智的程度的話，那麼理智的最後的標
準到底是什麼──誰又能夠說得清楚呢？即就是說清楚了，誰又能夠
掌握呢？1989年，學生們和市民們的冷靜和理智已經是夠可以了的，
可是，鎮壓它的人的借口就沒有了嗎？不，不是的，「反革命暴亂」
的帽子不就是照樣地戴在了大學生和北京市民的頭上的了嗎？

當我們中國仍然處在民主革命的傳統階段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忘記
民主必然地要為一直遭受壓抑的人的感情和人的情緒留出足夠的發洩
空間。在發洩中，人的最真實的部分不是表現在理智和理性的方面，
而是表現在感情和情緒上面。在1966年的運動中，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情。如上所言，可以說在有民主的情況下，就必然有著人的情緒的高
漲和情緒的激動，而這樣的高漲和激動就造成了民主的最基本的表現
形式。在這樣的環境和場合中，你要認識民主，那麼你對民主的判斷
就必須是直覺的。後來，當你在反省直覺意義上的民主的時候，你就
沒有理由非要把它還原成為理性的東西不可。如此這般說來，民主在
這時固然亦不喪失它的古典理性意義，但是造成民主的事實的主要的
東西卻是這種非理性的東西。在今天，人們若忽視了它的存在，什麼
是民主就完全的不好定義了。

四、   民主的「近視病」

民主的直覺告訴我們，要認識中國的民主的就得預防民主的「近視
病」。而在目前，中國民運人士中間患有「近視病」的現象卻十分地
突出。究其原因，這些人受「體制內的異議人士」的影響是最為重要
的。如果我們要對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做一個全面的剖析的話，那
麼，這樣的「改革」的最不成功的地方就在於「改革者」患有「政治
上的近視病」。這種病症發展到極端時候就會把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用
「一刀切」的方式「切」成為兩半：一半是「改革」前的；一半是
「改革」後的，而前後的兩半又是被分開來看待的。如果說「改革
者」認為前一半是「錯誤」的話，那麼後一半就被放置到「正確」的
位置上了，於是，他們就在反對「錯誤」的一半的前提下開始了「正
確」的一半的建設，而中間落下的這「一刀」，卻要「切」得要乾脆
利落，不容許半點的拖泥帶水。中國的「改革」其所以走到了失敗的
地步，這可能是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半截人」和「半截社
會」的情況下，所進行的「改革」也只可能是「半截」的。但是呢，
問題的要害在於不管「半截人」或者「半截社會」都不是客觀事實，
而是人為的政治事實和社會事實。因此，這樣的「改革」充其量也只
能是「半拉子的改革」。關於這一點，我在1986年寫作的《風言浪語
錄──錦夫談九篇》的書稿裡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可惜它一直被塵
封的命運沒有使它之中的思想見諸於天日。

在我的上述書稿寫成後的3年，中國社會上的「半拉子改革」在
「6．4」屠刀下全面的露出了真相。在此後不久，有關評價「改革」
的著作在「擁護趙紫陽」的名義下，被推了出來。由吳國光寫作的名
叫《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的書很值得一提。這本書中把趙紫陽描寫成
為共產黨上層的改革者的思路並不錯誤，對於趙紫陽在改革中所作出
的貢獻的描寫也不失實，即就是這樣，我還是在本書中發現了這樣的
一個問題，即趙紫陽的那個「改革的班子」中的所有的人（包括趙紫
陽本人在內）無不都是些政治上的「近視眼」，在幾乎所有的重大的
政治問題上，他們都同鄧小平一樣的只認識「改革後的人和改革後的
事」，政策和規劃都是以此為基礎設計的。這這樣的做法造成的後果
是把「改革」前的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當成了毛澤東式的「白紙」來
看待，要同毛澤東一樣好在「沒有負擔的白紙上繪畫繡花」。翻開這
本書，在記錄得十分詳細的「政治改革」的談話和討論中，除了薄一
波一人有時候說到「50年代」或者「60年代」的問題，其它人的談論
沒有超出「11屆3中全會」的時間。

在這篇文章中，我並不是要評價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而是從議論
趙紫陽的「政治改革」的文字中發現了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主流思想
和主流看法還沒有越出官方「改革」的一步。在這裡，我認為我們中
國民運人士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不肯越雷池一步」。由
此而出現的問題我們就看得十分的清楚：我們的民主的也就被「圈」
在了趙紫陽的「政治改革」的那「圈子」內了。表面上，我們的民運
人士是自由，其實，我們僅僅是在上述「圈子」裡享有自由。在民主
的問題上，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寧可相信趙紫陽的理性，而不肯信賴人
民的感情、人民的判斷和人民的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民主
的直覺就會被壓抑，而我們運用民主的直覺認識問題的能力也就會大
大的下降。這樣當歷史和現實賦予我們承擔中國民主的大任的時候，
我們因不能夠有效的辯識民主而不得不扔掉民主的一大半，而這被扔
掉的民主的一大半卻恰好是民主的最精華的部分。

我們中國人在形容人的愚蠢的時候，有一句話，叫「騎著毛驢找毛
驢」。用這句話來批評我們是最好不過的了。我們的民運人士是尋找
民主的人，但是我們在已經經歷過了多次的民主運動之後，我們卻沒
有感覺到自己已經同民主交過了手，這不是「騎著毛驢找毛驢」又是
什麼呢？這樣的情形在目前的時間中，其所以困惑著我們，就在於我
們不認為有民主的直覺，也不認為民主的直覺也可以擔當住認識民主
的大任。所以，在某些的場合中，我們即使使用了民主的直覺，但它
也是像上面所描述的情況一樣是非常短視的、近視的。

五、   民主的直覺與「第二民主」

我所在的韓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這樣的幾樣事情對
我個人有很大的觸動。（一）我們中國人要在韓國生活就要租房子，
租房時，我才發現韓國有40%的人沒有自己的住房，這些人同我們在
韓國的中國人一樣的靠租房來過活；（二）韓國的階級分化十分的明
顯，中產階級的居住區和無產階級的居住區顯然存在很大的差別，與
此相關的是階級的差異在韓國所造成的階級壁壘處處可見；（三）韓
國的基層社會的人們基本上不關心政治，大多數人認為政治是中產階
級的事情。今年3月，韓國國會換屆選舉，我所在的小區在選舉前出
現了三輛選舉宣傳的車，車上畫著候選人的巨幅肖像，配著音樂，氣
象也頗壯觀，每一個宣傳車上好歹也有6、7個人，候選人用高音喇叭
發表演講。但是，在我看到的三種場面中，聽講的人數沒有一個超過
車上的人。其冷淡的氣氛讀者們可以想像。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韓國就比中國差，其實韓國在許多方面是我們
中國所不及的，但是我僅僅就以上的三個現象說明我的一點看法和感
想。我不承認中國以前的「社會主義」就在所有的方面的確不如韓國
的「資本主義」，但是，我發現在住房這樣的問題上，我們中國的普
通人卻絕大多數擁有自己的住房，儘管有許多的住房的完全產權不屬
於個人。也就是說在住房問題上中國要比韓國合乎人道和公正。第
二，中國社會階級區分和韓國比較起來，就很不明顯，在中國絕大多
數的市民群眾和農民中沒有中產階級的概念，也沒有很多的明顯可以
辨認的中產階級聚居區，人際關係中也沒有明顯的階級壁壘，一種殘
餘的非階級的「革命同志」的「平等」現象也還是存在著；第三、中
國基層社會的人民群眾對政治還保持著傳統的熱情，在許多的場合
中，政治事件仍然是大多數人關心的問題，所以，政治的熱情在中國
雖然遭受壓抑，卻並沒有被因此而表現出冷淡。這樣的思考如果給出
如下的總結，那豈不是說在「專制社會主義」時期，「社會主義」雖
然是奴役中國人民的東西，但是中國人民在這樣的時期中卻與「第二
民主」發生了接觸，所以，當政治上的遭受奴役的教訓在被人民總結
出來之後，如何把出現在人民社會中間的「第二民主」因素及時地轉
化為建設中國民主（也叫「第一民主」）的動力──這就是我們的任
務之一。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才對民主的直覺寄予了希望。

在今天，中國民主的隊伍其所以不能夠把自己的影響成功的傳播到中
國去，專制主義的封鎖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我認為比這更為重要
的原因是我們的民運人士沒有能夠創造出被中國廣大人民能夠容易從
內心深處接受的民主。也就是說目前的民主的「雨露」只能夠「濕」
中國人之「衣」，不能「灑進」中國人之「心」。究其原因，我們的
民主因過於的「生硬」和過於的「理性」而遠離了人民。在我們的意
識中，雖然沒有人要把中國人民造就成為「理性的人」的動機和思
想，可是我們的所宣傳和宣揚的民主的理性程度卻有著拒絕「非理性
人」的特徵和特點。可見，我們雖然是反對專制主義的，但是我們在
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受流行馬克思主義的統治的歷史還沒有使我們當中
的大部分人達到盧卡齊所說的《理性的毀滅》的境界。事實上流行馬
克思主義的「理性」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主要價值的「毀滅」，可
是，我們並沒有對那個「理性」做出足夠的批評，以至於我們錯誤的
認為只要用「民主的理性」代替「專制的理性」就可萬事大吉。

民主的直覺在這裡可以對於上述的問題說「不」了。說「不」的意義
不只是批評的，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建設的意義。如果這樣的意義可以
被表述為民主的直覺才是民主的意義的最大產生者的話，那麼，我們
可以說是理解了民主的精髓。

（2004.11.17）

一、論想像力在民運隊伍中的重要性

人是一個想像的動物，誠如某位哲學家所言：「正是她（想像的瘋女
人）──想像──帶來了我們與其它動物之間的最大不同。」因此一
個民主的社會鼓勵人的想像力的發揮，並且為每一個人的想像力的充
分發揮提供平等的條件和機會。於此相應的是，民主社會的一個最顯
著的特點是公民的想像力特別發達，社會中到處充滿了被高度發達的
想像力激活了的人的精神因素和思想因素；專制的社會就不是這樣
了，所有的專制社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千方百計地壓制人的
想像力，極力要降低人的想像水平，從而把每一個人造就成為不具備
自己想像力的機器人。因此，在所有的專制社會和專制國家中，遭受
奴役的人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帶著呆板的精神和遲鈍的思想而終其一
生。

中國是一個受共產黨56年專政的國家，因此，在這樣的國家中生活，
我們中國人民的想像力受到壓制和摧殘是一個用不著論證的事實，與
這個事實有關的是，我們中國人在追求民主時應該認識到充分發揮自
己的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鑒於這一點，我才寫作這篇文章。
在這裡，我認為不光是一般人要意識到這樣的問題的重要性，對於我
們民運人士來講，上述的問題顯得特別重要。我們和中國人民大眾一
樣，長期的專制生活扼殺了我們的智力和活力，也是一個用不著否定
的事實。因此，在今天由我們民運人士所組成的隊伍中，其中的許多
的人都把對「過去」的「不民主」的「痛苦」回憶當成了自然而然的
民主，這樣以來，我們就似乎以為民主僅僅是對「不民主」東西的批
判或者否定。其實，這樣理解民主也沒有理論意義上的錯誤，它的要
害是，這樣的思路若不被糾正就會妨礙我們在實踐上對民主的追求，
它可以束縛我們對民主的想像，使我們以為民主只能夠建立在否定意
義的基礎之上，從而使我們失去了探索民主的原動力，削弱了我們對
積極的同時也是更大面積的民主的認識能力，使我們自己的手裡到最
後只能夠抓住民主的一小半，即否定性的民主。

在最近連續寫作的幾篇文章中，我認為揭露和批判共產黨社會中的
「不民主」的人和事，肯定是民主內容的一部分，這一點是沒有任何
問題的，但是被這更為重要的是民主必須要有積極的正面的意義和內
容；關於這一點，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卻並不一定就了解或者理解，由
此而造成的一個現象是，我們民運人士在說到民主時，就脫離不了一
種罵娘的口氣和罵娘的語式，全然的忘記了民主有著被這更重要、更
健康的內容。在這裡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如果我們在一個較長的時
間內只會運用這樣的一種否定語式，那麼我們的想像力和智力就會受
到限制，到最後，我們有可能變成為目前中國社會上的「憤青」一類
人物，這樣以來我們怎麼能夠組織和領導由13億人參加的民主化運
動？

二、是什麼因素影響了我們想像力的發揮

民主是一個包容萬象的體系，得承認，我們民運人士所要求的民主只
能夠是政治運動意義上的民主，這種民主──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
它僅僅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這樣一說，並不就意味著政治運動之外
的那些民主不重要，是我們不應當追求的，而是說我們的身分和我們
的職責決定了我們只能夠把自己要求的重點放到適合於發動政治運動
的這種民主上面。在現實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上，我們不可能要求一種
四面開花式的民主。所以，整理我們對於民主的訴求，把它緊緊地組
織在政治運動的範圍內，是我們應該從事的工作。把這樣的一個意思
發揮一下，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要求的那種民主按嚴格意義講，就不是
我們「個人偏好」意義上的民主，而應當是我們中國人民經驗中的民
主，在過去或者現在的時間中，這樣的民主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它就
不應該是一個陌生的東西或者說是水花鏡月。正因為是這樣，我們在
從事民主運動時，就不得不面臨一種取舍與選擇，把那些與政治運動
關係不大的民主的擱置起來，而把那些與人民的政治運動關係密切的
因素認真地加以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稱得上是民運人士。

但是，在我們的隊伍中間，某些人不了解上述的情況，把自己在以往
的時間內的對於專制主義壓迫的痛苦的感覺和感受當成了主要的東
西，從而把中國民主的故事實際上變化成為一個「痛苦的話題」，於
是，要求民主的行為就被認為是對於「痛苦的解脫」。在這種錯誤的
思想的指導下，我們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這種偉大的事業就好像變成
了對共產黨的一種簡單的政治控訴，以至於形成了這樣的一個錯覺，
即誰「倒」出了控訴共產黨的「苦水」愈多，誰的民主的水平就好像
愈高。如果說這是民運隊伍中的一個暫時的現象的話，那麼也沒有什
麼大的了不起的，只是這樣的情況如果長期的存在，並且在民運隊伍
中間如果變成為一個主流現象，那麼，情況就完全不一樣的了。在這
種現象發展到極端的程度時，我們的民運人士就無意識間穿戴了一副
痛苦的盔甲，把自己的身心包裹在痛苦之中，我們的想像力就是在這
樣的場合和這樣的情況中開始萎縮的。所以在這篇文章中，我認為解
除痛苦的盔甲，穿著上「樂觀」的衣裳，展開「想像」翅膀，實在是
我們擺脫目前的窘境的一個方法。

作為一個多少具有哲學思維方式的人，可以研究「適度痛苦」對於人
的發展可能造成多大動力的問題，這樣的問題研究雖然不會得出統一
的結果，但是作為一種智力的活動，我想也是多少有些好處的，只是
對於普通人來說，一個明擺著的用不著研究的問題是：「過度的痛
苦」是可以壓垮人的。被「過度痛苦」「壓垮」了的人的一個最明顯
的特徵是「一肚子的苦水」。但是問題就在於這樣的「一肚子苦水」
的人到底可以有多大的創造能力？這就是本文要關心的問題。我有這
樣的一個看法：在最近的20多年內，與其說是專制壓垮了我們，不如
說是痛苦壓垮了我們。在專制面前，我們可以反抗、可以鬥爭、可以
造反，但是在痛苦的壓迫下，就只有怨天尤人了！

就一般意義而言，我們是反對共產黨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反對
派，但是，我們只要對於共產黨的歷史稍有涉獵的話，那麼，我們就
可以發現上一個世紀的20年代末至整個的3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就是
把自己看成是中國政治社會上的一些備受虐待的人，所以他們對於當
時的中國社會的現實和社會的現象也充滿了仇恨，正是這種仇恨才使
「共產黨革命」走上了一條破壞性極強之路。問題恰恰就在於那時候
的中國社會如果是建設性質的，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只是當中國社
會事實上已經陷入了「大動亂」而不能夠自拔時，共產黨的最後「得
勢」就變成一個可以預料的事件了。今天，我們雖然處在了反對共產
黨的政治階段，但是我們的反對行為是發生在一個組織有序的民族國
家之內的事情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特點；就這一點而言，當民族國家
的秩序是專制而非民主時，我們的反對行為就只能夠針對國家的「專
制」而不是國家本身。於是，在我們的「反對行為」之中就包含著一
個建設性的因素，正是這種因素決定了我們反對共產黨的行為一定要
能夠「超越」「共產黨革命」的那種傳統的破壞性內容。因此，我們
僅僅用仇恨「武裝」起來是絕對不夠的，在我們的「反對行為」中應
該和應當包括如何使我們的民族國家民主化的「建設」性因素和「肯
定」性內容。所以我們最終要「超越」「受虐者」角色是必然的或者
必須的。這就是說，我們在批評和批判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錯誤之
後，我們掌握著使中國民主化所需要的知識和本領。若不是這樣的
話，我們怎麼會取得全國人民的擁護，不就是一個問題嗎？因此，我
認為我們的全部的工作是要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包括中國共產黨在
內展現我們掌握著可以使中國民主化的知識與本領，而不是我們要表
現我們是中國社會「苦大仇深」的人。

現在用「訴苦」的「流眼淚」的辦法來感動人民的時代早就過去了，
所以我們不是要能夠告訴人民「什麼是不民主」，而是要給人民說明
「什麼是民主」，這樣的說明不是要叫我們寫幾本「訴苦」的書和民
主的教科書，而是要把我們民族和我們的人民在過去的時間裡，經歷
過的民主──哪怕它是不成功的──上昇到理論的和高度。如果說，
構成我們工作的時間有100多年之久的話，那麼，我們的想像力要在
這100多年的時間裡馳騁，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在100多年的中
國人民追求民主的歷史中，共產黨專制獨裁的歷史也不過是其中的一
半，所以，我們把自己的身子「浸泡」在50多年的「痛苦」的水之
中，難道我就可以民主的了嗎？試想一想，在這個50多年內難道我們
的人民就一直是這個樣子的忍氣吞聲的活著嗎？沒有過解放？沒有過
鬥爭？沒有造反？沒有過我們中國大陸上遍地開花的人民自治組織
「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的歷史嗎？如果說以上這些在我們中國已經是
一種「客觀的存在」，那麼民運人士在中國是吃什麼飯的？或者說是
幹什麼的？問題的答案不就是明擺著嗎？

我們還應當看到，當年的共產黨雖然同我們現在的某些人一樣地被
「痛苦」所充滿，但是共產黨的那種「槍桿子式的革命」卻為共產黨
人成功地「化解痛苦」提供了一種出路，所以當他們那些文盲和半文
盲出身的人們在把自己想像成一群可以創造「美好未來」的人的時
候，也就從心理學上的意義上逃脫了「受虐者」的角色，一種「解
放」的意義也就出現於此刻。可是呢，相比之下，我們就不行了，我
們的民主運動發展到今天，沒有能夠成功的把「痛苦轉化為力量」，
所以就變成了一些沒有力量的「痛苦者」。目前我們只看到專制主義
的接力棒被傳到了第4代，而第4代又沒有表現出哪怕一點改革的誠
意，於是我們就對中國的民主產生了悲觀失望的看法，完全沒有看到
人民社會中間的民主意識不斷在發展的事實，所以即使在過去了的一
年中間發生了那麼多的56年以來十分少見、罕見的人民要求民主和維
護權利的事件和運動，我們也還是沒有對此作出積極的評價。我們的
「痛苦」的「衣著」影響了我們對人民政治進步和政治發展的估計，
從而把一個專制政府的作用和因素看得過大和過多。於是，一個「受
虐者」的心理把我們不斷地塑造成為氣量窄狹的人。最後，我們想像
中的民主圖景就必然是灰暗的。

要知道對我們來講，痛苦的衣裳是一件過去的時裝，我們長期地穿戴
它就等於把我們自己包裹在過去的時間中，由此而產生的一個結果是
我們變成了過去時間中的人，缺乏對於當下的新事物的感知。如果說
這種缺乏導致了我們想像力的下降的話，那麼，民主──這個美好的
事物在我們的想像中色彩就會慢慢的淡漠，以至於成為我們今天的樣
子了。不要說出於我們之口的民主語言缺乏對人民的感召力，就是對
於我們自己來說，它好像也是一個不疼不癢的字眼。把這樣的一種現
象同我們在理論上所受的「中產階級民主論」的影響聯繫起來看，民
主運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好像都是一個問題。靠這樣的人所抱的這
種心態去搞民主運動，再有100年也還會是這個樣子的。就此而言，
若用就事論事的方式去觀察民運隊伍中的許多問題，人們也許會說出
不同的話來的，但是，人們若還是站在了一個較高的角度去看，抱著
要尋找經驗與教訓的態度，那麼就會發現中國民主運動的主要的缺陷
在於民運人士想像力的下降，這可以說是原因中的原因。

三、對想像力的哲學式考察

如果我們對想像力作一個哲學的考察，那麼，它在一個瞬間可以把我
們每一個人抬高到國王的程度和把我們每一個人打入到十八層地獄的
情形誰個沒有體驗過呢？如果你把想像力引導到積極的方面，那麼，
任憑想像力的發揮，你一定是世界上頂尖級的人物，你的聰明和才華
可以使你認為自己能夠攀登人類的「頂峰」，如果你愛好科學，那
麼，你想像自己可以作當代的牛頓、愛因斯坦、華羅庚是一點也沒有
問題的，如果你想搞政治，那麼你想像自己可以當羅斯福、可以當列
寧、可以當毛澤東也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想搞藝術，你以為你自己離
梅蘭芳、張大千、齊白石這些人的距離很近很近，只要你稍稍努力，
在藝術上超過他們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我們對於自己少年時代的
種種幻想保持有一定的記憶的話，那麼，你要從理論上區分幻想和想
像，那的確是辦不到的，所以在人的想像力發揮的最初階段上，人性
上的相通造成了沒有受到挫折的人類想像力對於人的平等的無條件的
認可，於是，一個民主的意義就寓於其間，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
一個方面是當我們的想像力在步入了消極的渠道後，那麼，我們活在
世界上就沒有任何的意義了，作為一個人活著，甚至不如作一條狗，
一隻螞蟻或者一隻蒼蠅，在這樣的想像中，我們可以拿出一百個一萬
個「人不如動物」（古有「裸者三百，人為最劣」之說）的理由，於
是，順著這樣的途徑想像，人就只有自殺一條道路了。

就上述的情況來說，人的想像力的空間是如此之大，想像力的充分發
揮可以造成想像中的人格和價值的如此巨大的差異，是一個我們應該
注意的問題了。所以，在想像力發揮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
把握，要知道如果想像力被消極的方式所奴役，被黑暗的勢力所左
右，我們就只能過一種沒有色彩的生活，只能作生命和生活的奴隸，
但是，如果我們的想像力被調整到積極的方向，並且是在發揮著積極
的作用，那麼，我們的生活的內在的動力就會被發動起來，於是，一
個人的能量有多大的問題，就不是一個別的人可以猜疑的問題了。站
在人類宗教學的觀點上，人的能量可以同神的能量約通是一個隱蔽著
的思想，這個思想在發揮到一定的程度時無異於說，神的能量有時候
可以在外觀上表現為人的能量。生活不光是一個物質的載體，它同時
還有著一個精神的、想像的內容。「可以肯定」，哲學家說：「假如
想像不發揮作用，明天將只是今天的結果。多虧想像，我們才能夠隱
約感覺到各種各樣不同的可能性，而尤其重要的是，我們才能夠採取
行動」（見《獻給非哲學家的小哲學》一書）。

「想像」既然關乎著「行動」，那麼中國民主運動──這個實際上關
系著13億中國人民「行動」的偉大事件，就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的問題了。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由於我們的想像力的很不發達，再加
上它在近幾十年的時間中一直遭受壓抑，而且又被消極的因素所左
右，所以由我們設計出來的民主就表現得沒有色彩，用這樣的民主去
動員中國人民，我看是沒有多少成功的希望的。說個不好聽的話，今
天，民主──在我們某些人的手裡已經變成了「訴苦的本子」，和前
毛澤東時代的「貧下中農」的那個「本子」有一點相同。在「貧下中
農」的那個「本子」中，「貧下中農」們過不上「好日子」的原因是
因為存在著「地主老財」的壓迫，今天，在我們的「本子」中，「地
主老財」不過變成了「共產黨」而已。即就是這樣，我也不否認它是
一個民主的本子，只是，我補充說，它是民主的低級本子，只適合啟
蒙意義上之民主的需要，不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民主運動之需要。今天
我們中國人民和我們民運人士所要求的民主已經是發展到了高級階段
的民主，所以那些過了時的低級的民主的本子，就只具有「歷史意
義」，而失去了「現實意義」。不了解這一點，把一個「過時」的
「本子」當經念，就是我所批評的錯誤。

這樣一說，在推進中國民主運動的問題上，發揮我們的想像力的事情
是不是就沒有個切入點可以把握的，我看不是這樣，中國的民主運動
已經有了近100多年的歷史，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現實；在
這個現實面前，我們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就是我們應盡的本分。在過
去的時間中，民主之於我們意味著一種痛苦，這是事實，與這個事實
相關的是我們也因此而獲得了民主的知識與經驗的事情卻是第一等重
要的因素。所以在今天，推進中國民主化的任務之於我們來說，是一
個組織意義上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如何把在過去的時間中所有已經獲
得的民主的經驗與教訓，哪怕它是點滴的、零打碎敲的，組織在價值
的建構之中，就是我們追求中的民主。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在一個
散漫的意義上去追求民主，又認為民主是一個五花八門的東西，那
麼，我們連自己也陷入了民主的五里霧中，何談帶領別人？

如果我們對想像這樣的東西作進一步的考察，那麼我們就會發現，
「想像是對認識的一種預測」，「沒有想像，就沒有創造」。基於這
樣的思考，當我們在認識中國民主運動的問題時，就可以發現我們也
需要一種創造性的民主。就這個意義來看，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和創造
力的事情就顯得異常重要。在世界上，民主有一個意義，在西方國
家，民主又有一個意義，在亞洲後起的國家和地區中，民主又有一個
意義，因此，在我們中國民主也完全有一個屬於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意
義，這就是我們應該懂得的道理，但是，這個意義如果到今天為止還
被我們維持在模糊的水平上，民主化的任務就不是我們所能夠承擔的
了。現在我們回憶1989年的民主風波，它其所以最後失敗，鄧小平的
鎮壓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其中的另外的原因是與民主運動的發動者
們缺乏民主的想像力也是有關的，在主導「89風波」的人的想像和認
識中，民主應該是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少部分人的事情就是一個致命性
的缺點，在這樣的思想和認識的組織下，民主就只能是一部分人的運
動，既然是一部分人的運動，那麼，絕大多數人變成民主運動的「旁
觀者」就縮小了民主的意義。我不否認在某些西方國家或者在亞洲的
某些地區，可能存在著一個最初階段上的「精英式」的民主，但是，
在我們中國大陸，這樣的民主是沒有的，也不存在的！所以就這個問
題講，我們的民主只能是人民的、絕大多數人的民主！

四、想像力發揮的不同程度及不同後果：
		民主的「大超市」與「小賣店」

在中國民主化這樣的事情上，我們同其它的事情一樣也面臨著一個選
擇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民主就是對專制的控訴，那麼，我們的民主
肯定就會是單調的，缺乏色彩的，如果我們要把這樣的民主在中國人
民中間「推銷」的話，那麼我們所佔有的民主就好比是一個「小賣
店」，靠著這樣的「小賣店」我們雖然也許可以混口飯吃，但是我們
絕對充當不了13億人民主化運動的風口浪尖上的人物，但是，我們若
還調整一下我們的思想，改變一下我們對民主的看法，擴大一下我們
的心胸，那麼，由我們所掌握的民主，就足可以開一個民主的「大超
市」，在這樣的「大超市」中，我們的民主的品種就應有盡有。於
是，我們就有資格和有能力領導中國民主化的偉大運動，就可以成功
地建設我們中國的民主事業。在這裡，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改變我們自
己，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想像力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能力，試想一想，在人之為人的那個階段
上，人類想像力的發揮創造出了「神」這樣的東西，在而後的幾千年
時間中，這樣的創造物的價值也還是今天的人類所「超越」不了的，
就是在今天，只要我們把眼睛朝天上望去，想像力不就是可以在宇宙
中盡情地展開嗎？你想像一下宇宙的起源，你想像一下宇宙的空間和
時間，你想像一下宇宙的廣袤……，你就知道什麼是想像力了。因
此，依據中國古代詞人的嘆息，雖然我們生在宇宙的一個瞬間（「哀
吾生之須臾」），但是我們的想像力卻是「無窮」的，這可以和「長
江的無窮」相媲美，只要我們在生命的過程中不要浪費它。

中國民主化運動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業，所以我們在從事這樣的事業
時，就得有一個積極的心態，就當充分地發揮我們自己的才能和力
量，而要作到這一切，充分發揮我們的想像力是一個必要的前提。在
這裡，如果我們認為中國的民主開始於我們這一代人，那就不符合歷
史的事實，事實是在一個世紀前中國人民已經開始產生了有關「民主
革命」的幻想和想像，在這漫長的時間內，由於一連串的挫折和失
敗，民主的理想受到了很大的破壞，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第
二民主的條件下，民主的意義被那種不折不扣的專制主義所歪曲，正
是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在發揮自己的想像力的時候就有了用武之
地。如何在過去的時間內把那些被歪曲了的民主的價值復原，使我們
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歷史表現出連續性就是我們民運人士的「工作」
要能夠出色地完成這樣的「工作」，我們的身上也存在著一個「自我
解放」的問題，沒有這種「自我解放」，我們即就是生活在「海外」
這個自由的大環境中，自己身上的那種「奴性」也不會自動的消失。
依著這樣的思路，我提出了我們民運人士的「民主化」問題和「自我
解放」問題。

我們其中的許多人都以共產黨制度的「受害人」自居，當然沒有問
題，也談不上是什麼錯誤，但是，我們如果以為「受害人」就是反對
共產黨制度的「天然」對手和「天然」敵人，卻是一場誤會，民主雖
然在我們中國已經有了100多年的歷史，但是它作為一個政治制度在
今天仍然是一種創造性質的東西，所以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這樣的事
情所需要的人才不是那種缺乏創造力的人所能夠勝任的。在這裡創造
行為由高度發達的想像力作促進是我們應該懂得的道理。因此，在今
天，中國民主的發展權已經完全轉移到我們這些民運人士的手上了；
在這樣的轉移的過程中，我們應該牢牢地掌握好民主的話語權，充分
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向世界和中國貢獻出我們對民主的創造！

五、結束語

想像力需要培養，這是一個我們應該明白的問題，但是如何培養我們
的想像力的問題不在本文論述的範圍之內，本文僅僅關心的是我們如
何認識想像力在民主運動中的重要性問題，只是要說明在推進中國民
主化運動方面充分發揮我們的想像力是必不可少的。就理論上講，民
主是一種政治制，但是這種制度要能夠行之有效，就必須要求具有高
度想像力的公民去支持它和維護它。因此，民主對於公民大眾來講，
雖然是一個普通人智慧可以理解的東西，但是要徹底的理解民主和認
識民主，沒有想像力是絕對不能夠成功的。正因為情況是這樣，所以
民主就有了兩個意義：一個意義是普通人不用專門的思考和研究就可
以掌握它；另一個意義是，即就是專門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也不得
不付出艱辛的勞動才能夠獲得它。職此之故，民主好像是對每一個人
說：「理解我吧，發揮你的想像力！」

（2005.3.11）

一、從劉荻《炮打民主》的「大字報」說起

我剛到韓國的那一個月，發生了「劉荻案」，因此，劉荻這個名字對
我印象很深，也對她因言獲罪的事情深表同情，這樣的同情如果說有
一個同病相憐的意思在內的話，那的確是如此。我在中國也有許多的
言論，但是其所以沒有因言而致罪，就在於我對言論這樣的東西所持
的態度不同於劉荻，她屬於新青年，同我不是一代人，所以對自己的
言論的認識以及這些言論於發表之後在社會可能產生出什麼樣的影響
等等問題，都有一個不同於我的估計和看法，因此就敢說，我無論如
何是缺少這樣的勇氣的。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了2年多，我對劉荻這個
外柔內剛的中國新女性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卻沒有在時間中消失。劉
荻獲釋後，她也自然的有了名氣，所以變成了民主網站上一個多產的
作者。但是，恕我直言，她的文章我看得不多，前幾天，我在檢索我
的一篇文章的時候，在「相關鎖鏈」中發現了她的《炮打民主──我
的一張大字報》的文章，讀了這篇文章後，我觸發了許多的感想，而
恰恰正是這些感想同我一直在思考的民主的信仰問題有關，於是，就
促成了本文的寫作。

如果，要我叫我們海外民運朋友們列一個中國民運人士的名單，那麼
可以肯定地說劉荻的名字絕對不會被漏掉，非但不會被漏掉，而且完
全有可能名列前茅。如果是這樣的話，人們就會發現一個十分奇怪的
現象：民運人士不信仰民主，非但不信仰而且要公開地「炮打民主」
就我對劉荻的印象而言，她不是一個驕傲的學生，筆名叫「不鏽鋼老
鼠」就明白了她的謙虛，但是在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她卻模仿了曾經
作過中國人民「偉大領袖」的毛澤東的筆法和文風，誰都知道1966年
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章，
劉荻把其中的「司令部」換成了「民主」，寫出了《炮打民主──我
的一張大字報》的文章。如果說毛的那張大字報在1966年事實上改變
了正在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和局面，那麼她的大字報是不
是也有著一個「改變」民主局面的用意，我就不得而知道了？

我可以肯定地說，在民主的環境和民主的社會裡完全有可能出現公開
反對民主的人，就這一點來看，出現了劉荻《炮打民主》的文章一點
都不奇怪，何況在她的文章中，是以民主壓制了自由這樣的道理而立
論的。無論怎麼說她已經認識到了民主和自由的不同，並且在這樣的
認識之中也沒有表現出對當今西方民主社會的盲目崇拜，其思想是活
潑的，精神也是自由的。因此，純粹就言論方面來看，她寫作的這篇
文章沒有任何的錯誤，但是，把這樣的言論若同我們中國民主運動的
偉大事業聯繫起來看，情況就變了，劉荻觀點的錯誤性就表現得十分
突出。在這裡，我們如果認為這樣的看法和思想僅僅就是劉荻一個人
的話，那麼，情況也許並不重要，只是這樣的類似的看法和思想在我
們中國社會的一部分青年中卻是廣泛的存在著的，因此，我認為有必
要澄清這方面的問題。在過去我所寫作的幾篇有關論述中國青年人的
文章中，我把那些既反對共產黨，又不相信民主的青年放在了「憤
青」一欄去評論，從而把他們同傳統的「知識青年」和新興起的「民
主青年」區別開來，如果說這個方法可以可以用來分析劉荻的話，那
麼就可以說《炮打民主》的文章表達的不是民運人士的觀點，而是表
現了「憤青心態」和「憤青情結」，同我們所希望的「民主青年」有
很大的距離。所以我不希望這樣的思想和看法在我們中國青年人中間
廣泛擴散，也不希望民運人士受她的影響。作為一個異議人士，劉荻
是那樣的堅定和可愛，她的上述言論也不失其價值，但是把她的這種
言行同中國的民主運動聯繫起來，或者認為她也是民運人士，那就會
造成價值的破壞。

二、民主必須被信仰

民主必須要被信仰，否則民主制度就形同虛設──這是我們認識民主
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舍過了它而談民主，那難免會生出許多的麻煩。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信仰民主這樣的東西就不能夠同信仰專制
的共產主義、專制社會主義那樣，要求信仰上不能夠有半點的懷疑和
動搖，也不能夠像宗教體系上的信仰那樣，被建立在人類終極問題的
基礎之上。民主的信仰是一種適度的信仰，它同人類的終極問題和最
後利益沒有任何的關係，是人類自己設計的一種制度，表現的是人類
的智慧，所以同宗教就不可能一樣，也同我們以前中國人所信的共產
黨主義不同。首先，民主制度同人設計的任何制度一樣都有一個人性
方面的缺欠，都有一個值得批評的人類智慧的瑕玷；再則，它是一
個在問題中保持自身的制度，所以它運行的本身就有可能意味著問題
的出現和發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建立有關民主的信仰的時候，就
不能夠簡單地模仿宗教信仰，也不能夠學習過去我們中國人所信仰過
的共產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方法，必須在上述的兩種信仰之間找到中
間性質的信仰──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信仰。

的確，在很多的情況下，民主曾經侵犯過人的自由，因此，劉荻《炮
打民主》的文章中所說的那種意義，早就有人說過了，不過我因為她
在說出這樣的話的時候是一種出於完全的自我的「創造」，也就是說
劉荻即使對於那些在歷史上曾經站在某種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對民主做
出過尖銳批評的諸多的大師們的著作並不熟悉的話，她從自己的切身
體會出發「炮打」民主，也還是表現了她是一個有思想的青年，但是
如果說她的思想也值得批評的話，那就是說她沒有由此而認識到在人
類進入到21世紀時，保持人的自由的唯一的有效的制度就是民主。在
20世紀裡，民主壓制了自由，這的確是事實，就是在今天，民主也不
會純潔到脫離了「分贓體制」而存在的地步，那麼，民主是不是就應
該被「炮打」？

偉大的使徒保羅曾經對信仰做了一個最好的到今天為止也沒有過時的
定義：「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
書》第11章第1節）。就這樣的定義來討論問題，我們就可以知道，
如果一個人的心上沒有民主的話，也就是說在他的希望和盼望中沒有
民主的話，那麼，民主對於他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絲毫都不能夠否認這人如果生活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他同樣會受到
民主的保護，自然，這種保護並不因為他「炮打」民主而被民主所取
消。如果說這個意思可以這樣的表述的話，那豈不是說民主也保護
「炮打」它的人。在歷史上基督教曾經不保護反對自己的人，共產主
義、專制社會主義也不保護反對自己的人的情況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
刻了，以至於我們中間的某些人好像也以為民主容不得反對自己的
人。但是在這問題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不相信民
主和不信仰民主，那麼，這個社會即便是民主的，它一定也會蛻化變
質為專制獨裁。

上面的意思若的展開來論述，那麼在像我們這樣的專制國家中，如果
沒有更多的人來努力地建立民主的信仰，要保護我們中國人的自由，
要實現中國的發展簡直是一句空話。民主在我們中國人的手中曾經經
過了一個「試錯意義」上的實驗的歷史雖然是我們民族的一樁遺憾，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在從對遺憾性的事件地分析中尋找出教訓，那麼科
學只之於我們到底意味著是什麼，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嗎？如果我們
接受上一個世紀的科學的「證偽說」，那麼民主的科學也允許「試
錯」就成為一個不證而自明的問題了。所以，本文提出的問題是：我
們能不能、可以不可以像信仰科學那樣的來信仰民主？如果說現代社
會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已經使每一個人都不得不相信科學的話，那麼，
我們期待民主像科學一樣地被大眾所信仰，就有一個充分的理由。由
這樣的事情使我產生出了下面的想像：當一個因對宗教持著固執的中
古信仰、堅決地反對現代醫學的人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受傷處於
昏迷狀態時，趕來救治的人不是把他送進教堂或者廟宇，而是送進了
醫院──一個完全按照醫學這門獨立的科學組織起來的機構──這樣
的行為我們當如何評價呢？難道醫院裡的醫生就不救治那些不相信醫
學只相信宗教的人嗎？醫院救治所有的病人的道理同民主保護所有的
人的自由的意思是一樣的，所以就這樣的意義來說，科學的恩惠澤及
所有人是一點不假的。民主如果也是一種科學的話，那麼建立對民主
的信仰的意思就值得我們每一個人來思考。

三、民主的信仰同宗教信仰和共產主義信仰的區別

宗教關懷有一種終極的性質，它關係著人類的終極問題，因而在本質
上具有超越人類經驗和人類智慧的特徵，自然也要求著人類「絕對」
信仰。單就這一點而言，宗教信仰的要求是一次性的、完全的、全方
位的，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懈怠和鬆動。在18世紀法國唯物論哲學家
的眼光中，如果說宗教與愚悶、無知、黑暗這樣的事情被聯繫到一起
的話，那麼，把宗教從人類的生活中徹底地驅逐出去，就成為受18世
紀哲學影響很深的馬克思的一個基本的思想。雖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
寫作出許多專門批判宗教的文章，但是他的思想的基礎是建立在清除
包括宗教在內的「傳統勢力和傳統觀念」之上卻是非常明顯的事情。
因此，當中國在56年前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的時候，被馬
克思欲清除之的那種傳統的宗教「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實行了幾
乎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復辟」的情形就有了一個「歷史的辯証法」
意義在內了。在毛主義盛行的時候，一個宗教化的現象包裹了中國大
陸（那時叫「赤縣神州」）的現像我們仍然記憶憂新。所以，就歷史
而言，共產主義也罷，毛主義也罷，都被我們中國人曾經「信仰」
過，在這篇文章中，我當然不可能對這樣的「信仰」做出詳細的批
評，但是，我就此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即我們中國人一向有著對宗
教的信仰，也有著對專制主義的信仰，惟獨缺乏對於民主的信仰。

在上述的兩類信仰中，被信仰的對象必須具有絕對意義上的善──這
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由這樣的問題所引帶出來的信仰必須是「完
全」的也就十分的自然。所以在維護這樣的信仰的時候，就必須地表
現為一種道德的意義。就人類的道德而言，雖然有些差異，但總歸是
千篇一律的現象造成了信仰維護方面的趨同，那就是不容許有「異
端」存在，必須保持信仰方面的純潔。這樣的信仰就不能夠簡單地被
移到民主的方面來的。在民主的信仰之中，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徵，
就是允許甚至鼓勵懷疑的信仰。也正因為這樣，民主的信仰所具有的
道德意義就意味著信仰上的一場革命。被人們信仰的民主，不是神，
也不是一個終極的人類的產品，僅僅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個必要、必須
的東西。這個東西之於人類的重要性，你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但是
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是一個完善的事物，非但不是這樣，就目前的人類
已有的知識來看，民主雖然具有普遍性，但是這種普遍性中卻包含著
無窮的問題。因此它是唯一的一個允許人們公開批評、批判的制度。

民主是這樣是一種東西，你拿它與專制的東西比較，那麼，你不能不
說它好，但是，你如果就民主本身來批評民主，那麼，你所能夠列舉
出來的理由，我相信一定可以甚至比批判專制主義的還要多。因為只
有在民主中，人才能夠體會到什麼是不民主。就這樣的意義來講，在
我們的中國還沒有實現民主化的今天，有人要「炮打」民主，這好像
有一點「先知」的味道，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對此行為的錯誤就不
能置之不理。民主在我們中國表現的意義同已經民主化了的那些國家
有所不同的問題並沒有被人們注意，於是，把西方社會特定時間中發
生的批評和批判民主的那種事情原封不動地搬了過來，好像民主同專
制相對比，一點兒也不值得信仰那就很不好了。如果說我們中國目前
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民主沒有很好地被人民大眾信仰的話，那麼，中國
民主化的希望不就是落空了嗎？在去年我發表的《民主與第二民主》
的文章中，我指出民主是一個極其形式的東西，而恰恰就是這樣的東
西要求著人們去信仰，如果沒有人們的信仰所支撐，那麼民主不就是
一個「騙人的東西」？

在過去的時間內，我們中國人曾經把西方社會的民主叫「資產階級民
主」，那樣的看法並不是都完全錯誤，如果說在民主的發展的最初階
段上資產階級曾經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掌握著民主的發展的權利，
那麼，這種權利的行使有著一個非民主的趨勢的事實就是我們否認不
了的。就這樣的意義著眼來看，民主是一個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它要
克服許多的問題（包括受資產階級控制的問題）就不會被我們理解為
「虛偽」。如果說和任何的其它事情一樣，民主也需要有一種歷史的
話，那麼，民主制度有效運行的那些基本的和必要的條件或者前提就
不應該被我們所忽視。如果說在這其間，我們中國的那種「第二民
主」也具有一個「準備」意義上的時間和歷史的話，那麼，認識民主
這樣的民主就不會單單地表現為對外國民主的羨慕，而應該表現為對
我們自己曾經「上手」了的不成功的民主的反思和研究。如果說在這
樣做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認清我們中國民主的狀況的話，豈不是說我
們由此而看見了我們中國的民主之路。也許正是這樣，我們只有在發
現了中國民主之路並且在走上了這樣的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建立起
我們對民主的信仰。

四、民主怎樣才能被信仰

劉荻在《炮打民主》的文章中說道：「說穿了，民主不過是一種分贓
的體制，它與專制特徵的區別僅僅在於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分贓，這裡
一點也不美，甚至談不上正義」。其實我們只要讀過馬克．吐溫的
《鍍金年代》的小說，對於美國這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分贓的歷史就會
有一個文學式的理解，依著這樣的理解可以相信劉荻的話是有道理
的。事實上，上述話說得並不過分，一個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民主
理論的前言》的作者寫得要比這厲害得多呢，他說：「在某種程度
上，我們通常所描繪的民主政治，只不過是開玩笑。」當然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不能夠正確理解的話，就可能會產生出許多的麻煩。所以我
們若還善於動腦筋的話，就仿彿發現了民主的一個最奧妙的意義：那
就是民主是一種真正能夠經受住「炮打」和嘲笑的制度。人類歷史上
已經有了許多許多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這樣的一種制度能夠在「炮
打」和嘲笑中保持其生命力量。這樣的情況還同時的說明，在我們人
類目前的觀察中還沒有一個能夠替代民主的制度出現，所以民主雖然
不是人類的「終極制度」，也不具有「終極的目的」，但是它完全沒
有表現出「過時」的任何跡象，別說目前是這樣。再過50年，或者
100年、200年民主好像也不會「過時」。

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後，我們反過頭來研究問題，即就是因為民主的確
是一種「分贓的體制」，但是在「分贓」的時候和「分贓」的場合
中，人人都想著要「參與」，這卻不能夠責怪民主，而只能責備人本
身。人做為一種受造之物，在被造的那個瞬間就已經有了上述樂於
「分贓」的毛病，在延續了數千年之久後，這樣的毛病非但未見有絲
毫的好轉，反而越來越氾濫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因此，把人自身的
問題用偷梁換柱的方法轉移到民主上面去，並且認為這就是民主的問
題，那是最不公道的看法。如果說民主是一種「有問題」的制度的
話，那麼這樣的意義恰好是說實行民主制度的人是「有問題」的人。
弄清了這個問題，我們再去研究我們如何對待民主，情況就會愈來愈
明了。

民主制度是一種「普通人」的制度，這樣的制度是以造就「普通人」
為其目標的。民主制度雖然有著把人變好的內容，但是這樣的內容在
民主制度中僅僅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並不與民主的本質發生聯繫。同
共產主義制度比較起來，民主制度沒有把人類最終「造就」成共產主
義者的目標，也沒有為人類的未來提供一種「終極」的圖畫，因此，
它是永遠地為「普通人」設計的制度，也只要求「普通人」的服從。
就這樣的意義來看，我們中國人在過去了的那些「民主革命年代」，
把民主當成了神來敬的做法和想法的確過頭，認為民主可以解決人類
的一切的問題和困惑是對民主的誤解，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誤解，所
以當有人在用「更好的東西」來代替民主時，我們就樂意替換。可
見，我們把一種人的心理意義上的「好」做為民主的目標，從而使它
的「普通意義」不能夠發揮，這樣我們就不由自主地離開了民主。因
此信仰民主這樣的事情如果不安頓在「普通意義」上，宗教信仰就會
趁虛而入，最終把政治問題攪合到宗教問題中去了。

誰都知道宗教信仰是一種「超凡」的信仰，和民主的信仰的「普通」
性質是絕對不同的，因此，在「普通生活」和「普通事物」中建立起
我們對民主的信仰，就是我們應當為之努力的目標。對普通事物或者
普通制度的信仰，就是我們所說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表現在政治
上，就是人對民主制度的選擇。有了這樣的看法，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就可以被轉移為民主化。民主化是這樣的一個過程，所有被捲入了這
個運動的人不一定都在個人的意義上面臨一個民主化的問題，這個過
程允許那些根本不相信民主的人生活在民主社會和民主秩序之中，而
不允許有任何的例外，但是這樣的情況若還變成了另外的一種情況，
即大多數人對民主喪失了信心或者表現出了冷漠，那麼維繫民主制度
賴以運轉所需要的因素就有可能趨於瓦解。民主制度中的公平、正義
和美感都不是現成的，都需要人去發現和挖掘。民主對人來說儘管是
一個客觀的東西，但是這個客觀的東西同我們所生活著的物理世界的
客觀事物是兩碼子事，是一個帶著人的主觀的意向所做成的客觀的東
西，所以取掉了這些主觀的東西之後，他就變成一個乾枯的數字性的
東西了。在我們中國目前的那些多得無法計算清楚的「民主選票」上
面，不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不被信仰的民主的遺留物嗎？10多年前，我
生活在中國，那時咸陽市在選舉市人大代表時，選票上出現了「孫悟
空」、「豬八戒」這樣的名字就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

五、問題和對策

中國民主的確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但是誰來關心這樣的問題？值得我
們每一個人來認真的思考。首先我們應該明白，中國的專制分子無心
關心這些問題，道理很簡單，有選舉制度存在就不會有接班人制度；
再則，中國的民主的問題在許多的場合下也都是由他們造成的，可謂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的範圍內也很難過問
這些問題，專制制度是嚴禁人民參與政治的，所以，在中國，知識分
子就變成了有能力和有精力關心這樣的問題的最佳人選了。但是誰都
知道在過去的歲月中，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嚴重傷害使得這個階級在失
去了它的階級地位之後，很難發揮其作用，到今天為止中國的知識分
子不是以階級的身分而是以個人的身分影響中國社會的，所以影響力
是極其有限的，把這樣的現象同中國革命前社會上階級分化的事情聯
系起來看，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西方知識分子那種影響社會的能力和傳
統的事情是十分明顯的，知識分子和人民的關係也因為中間階級（中
產階級）的缺位而保持著傳統的社會「鴻溝」。就以上的論述來開
說，我看真正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就是中國的民運人士了。

中國現在不是簡單地缺少民主，而是我們的民主在遭到不成功的實踐
後不能夠恢複元氣。也就是說民主不被大多數人所信仰。現代社會有
一個壓迫一切人的效益問題在內，而民主這樣的東西卻在一個相當長
的時間內才可能顯示出效益，因此在那些民主化剛剛起步的國家中，
民主甚至被認為是一種負效益，與這樣的情況有關的還是當現代民主
國家內的大量問題在通過自由的國際傳媒而廣泛被報導時，也在很大
的程度上損害了「冷戰時期」所形成的民主的形像，而專制的國家對
這樣的事情的大肆宣揚也已經構成了統治術的一部分。其實，這都是
外部的情況，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中國的內部情況，那就是中國人民在
過去的時間裡所認識和所實踐過的那些民主如果被某些人認為是「渣
滓」的東西，那麼民主對於我們而言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就非常的突出
了。恰恰是，我們必須對待和必須研究的民主就在這樣的一種民主，
因為無論怎麼說它已經構成了我們民主的一部分，而不管我們對這樣
的部分採取什麼樣的看法和態度。同任何事物一樣，我們也有新的民
主，但是這樣的新民主如果不能夠同那些原有的舊民主結合起來，變
成為一個民主的統一體，我們就作不成民主這樣的大事業。民主的確
有它的過去的歷史，但是所有過去了的民主也都是當下的民主的道理
我們應該懂得。

民主是一個當下的制度，但是這樣的制度的力量卻存在於過去的時間
和歲月之中，所以，當我們在觀察民主時得出了我們中國過去的文化
和智慧不能夠服務於民主時，我們就沒有很好的理解民主，這樣的事
情如果可以同我們中國社會100多年前發生的「民主革命」聯繫起
來，我們認為這樣的革命也沒有民主可言，也是錯誤的。尋找民主這
樣的事情上有一點像尋找「上帝」，我們非得要上昇到一個高度不
可。再則，民主的體系是一個兼容並蓄的東西，所以你想在一個意義
上建立民主的意義，並且把對民主的信仰維繫在一個意義的層面上，
那麼你的民主的信仰就不可能牢固。

要知道在民主的體系之中不存在統一的、統合的學說或者哲學，也沒
有一個標準的民主的思想，因此這樣的情況就決定了民主的信仰不可
能如共產主義的那樣，民主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民主之神，所以這也決
定了民主不可能被人們用宗教的方式所信仰，於是分析民主的信仰這
樣的事情就必然地面臨著一個對所信之物的確定的問題，這樣的問題
如果被我們看成是民主信仰的一個難點，那我們就有可能抓住了事物
的要害。也正是從這樣的要害性問題著眼，我認為建立民主的信仰的
行為就在於我們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建立起這樣的思考問題的方式，那
就是我們在尋找一種政治制度時，必須對它的利弊做一個完全的衡
量，在這樣的衡量行為當中，當我們發現民主是利最大而弊最小的一
種制度時，我們就選擇民主。當然，這樣的選擇同我們中國人以前
「選擇」共產主義的情形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就是我們明明知道自
己選擇了一種「有問題」的制度。所以，同以前的我們比較起來，今
天的我們的進步在於我們知道了人類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存在沒有問題
的制度。因此，你若還要過一種政治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又要求最大
的合理和減少最不合理的事情，你就只能選擇民主，儘管它充滿了問
題或者本身就是問題。我們人類絕對沒有福分拿到像共產主義那樣的
沒有任何缺陷的制度──21世紀的人類智慧只能夠處在這個水平上！

在過去的時間內，我們對人類智慧這樣的東西做出了一個很不切實際
的想像，認為在任何領域和任何情況下人類智慧的投入都可以收到相
應的收益，所以，我們認為只要人類的智慧被運用於某一個特定的方
向上，就會改變事物的本性──共產主義就是這樣設計出來的，也是
這樣被我們接受的。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在人類的政治事務中，
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政治制度的設計是不是就可取──這樣的問
題已經有了一個答案。相反，對比地看來「技術含量比較底」的民主
制度之所以可取已，就在於人們肯定了它的普通性。就純粹的技術觀
點來看待問題，當年，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修正主義、林彪是共產主
義的叛徒、鄧小平是「還在走的走資派」都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要
斷定這樁公案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卻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具備的，就
是那些「水平很高」的人，也是不能夠勝任的。因為這裡不容許「法
官」的存在，所以不可能對它做出公平意義上的「裁判」；比較地看
來，民主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在剛剛結束了的美國第44屆總統大選
中，從技術上確定布什勝而裡克敗的事情卻是任何一個普通人的智慧
和知識都所能夠「裁判」的事情，所以，我們中國普通人即使坐在了
中國的電視機前也可以精神的方式參與這樣的「裁判」，何況美國人
民自己！

誰能夠保證說民主的選舉就不欺騙人民呢？民主政治沒有做出過類似
的承諾，但是，我們必須相信在民主的方式中圍繞政權而展開來的騙
人的東西肯定是比較少的，且又是人們能夠接受的。人類生活中有各
式各樣的遊戲，其中有許多的遊戲具有欺騙人的性質，但是只要這樣
的欺騙性質在事先是公開的，並且所有願意參與遊戲的人都在參與上
享有平等的權利，那麼這樣的遊戲卻會產生出積極的社會意義的事情
有誰會否認呢？比如玩股票、抽彩票這樣的行為就是如此，你在股票
上發了財，或者抽彩時中了頭獎，你不也是同樣受到人們的青睞嗎？
把民主的選舉同這樣的事情聯繫起來看，你在思考民主是什麼的時
候，就不會眼睛望天上看了。你信仰民主，事實上是信仰你生活中已
經有了的東西，這樣的東西你只要尊重它，那麼它就屬於你，你也就
屬於它！如果你認為在共產主義的時候才會有民主，那麼，你就等著
吧。

六、民運人士必須信仰民主

說民運人士不信仰民主，那豈不是自相矛盾，但是中國海外民運隊伍
當中就發生了這樣的自相矛盾的事情。現在，我們中間出現了一種很
不好的現象，那就是一個人只要是反對共產黨的，我們就認為他是民
運人士，而這樣的簡單式的認定造成了民運隊伍的混雜，從而影響了
民運隊伍做為團隊和集體所應當發揮的作用。這樣的局面不是1天或
者2天內形成的，而是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慢慢地促成的。所以，海
外民運人士除個別的小組織的情況外，整體上的民運隊伍還不成體
統，這就嚴重地損害了民運人士對中國民主化運動的領導權。於是這
樣的事情相關的是，在民運人士中間也沒有形成一個大體可以互相溝
通的認識和思想。所以大傢伙就處在了各自為戰的水平上。如果說目
前這樣的事情只可能擺出給中國人「看」的「陣勢」（就是大家常說
的「作秀」），那麼把民主化後的中國民主政治「雛形」也給展示開
來，這怎麼能夠吸引中國人民對民主的興趣和希望呢？我以為這樣的
事情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很好地來思考。我相信許多的民運人士在意識
上不會「炮打」民主，但是在潛意識上或者在我們的行為和舉動上「
炮打」民主這樣的事情我看是絕對不少的。

就從上面的事情來分析，民運人士對民主的信仰達到了什麼樣的程
度，這的確是一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在民主網站和刊物上，你瀏覽許
多文章，便可以發現我們的問題，這些問題用一句話來表達，那就是
說我們的民主信仰不堅定。我們要在中國推進民主化的進程，這一點
兒也不假，但是要我們說出被信仰的民主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時，就
可以發現我們的不足。我們在許多的情況下，把民主僅僅當成為一種
未來的東西，從而割斷了它同過去的民主的聯繫，於是我們就無意識
地重複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那一種錯誤──「在白紙上繪畫繡花」。
如果民主的建設真的是如同繪畫繡花之類的事情，那麼，我們的確可
以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畫世界上「最好的畫」，繡世界上「最好的
花」，事實上根本就不是這回事，民主的建設是需要基礎的，所以任
何一個民族如果不能夠把民主制度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風俗、習
慣、思想等等用價值的方式聯繫起來，那麼民主對於它而言就等於是
空中樓閣。

把一個民族的民主制度的建設比作為一項社會建築工程，這樣的工程
的地基的奠定就只能夠是民族的「本土」。不明白這樣的道理，我們
還停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那個水平上以為某些民族的文化不適應
民主，不能夠接受民主的制度，那豈不是我們自己的錯誤。就在今
天，這樣的錯誤在我們民運隊伍中不是隨處可見嗎？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如果陷入了100多年前許多西方知識分子所犯過的那種錯誤當中
去而不能夠自拔，你不就是把自己放到了當年的馬克思所處的那個位
置上了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把哈維爾的一句話送給你就再好也不
過了，那話說「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就難免會
「導致殘酷的後果」。馬克思雖然是19世紀的人，但是馬克思的這樣
的思想來源於18世紀，因此，就這樣的情況來看，馬克思犯了「扮演
上帝」的錯誤也許情有可原，但是我們生活在21世紀的人卻要重複他
的錯誤就說不過去了。明白了這一點還不夠，還要知道馬克思主義其
所以能夠在上一個世紀成功的進入到我們中國，除了大家都說到的那
些原因之外，我所要說的是它「借」了是我們中國人一心要學習西方
民主的那股「東風」。今天，當我們坐下來要認真地清理這些當年的
「陳年老帳」時，教訓如何變成為經驗的事情，不就是對我們的一種
考驗嗎？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民主能不能解決問題──這乃是民主信仰的核心
部分，圍繞這樣的核心部分展開研究，就是我們當盡之義務。如果我
們認為民主能夠解決問題，這樣的認識的另一頭必然會牽扯到民主在
過去的時間內有沒有解決問題？如果說沒有的話，那麼原因由是什
麼？也正是在這樣的一連串的問題和問題的追尋中，才有可能尋找到
我們信仰民主的道路。「我信民主」──這僅僅是一句話，這話要能
夠真正表達出一種民主的信仰的話，就只能通過我們對於民主的不斷
地學習才能夠做到。庶幾，我們應該認識到學習民主的過程同時也是
確立民主信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堅強我們的民主信仰的最好的辦
法不是別的，而是：學習、學習、再學習！

學習民主的事情之對於我們來說，有兩種的方式：一種是拾人牙慧，
吃人家嚼過的饃；另一種辦法是發揮我們自己的聰明才智，把我們的
民族在近100多年的時間內的「學習民主」的全部的歷史和過程加以
研究，從中尋找出我們真正的經驗與教訓。前一種的學習，用魯迅的
話說就叫「拿來主義」，這樣的主義我們已經搞得很多的了，我們已
經先後從西方「拿來」了馬克思主義；從俄國「拿來」了列寧主義、
斯大林主義，難道現在還要「拿來」一個什麼主義嗎？不，我們再不
能作這樣的傻事了，我們應該附下身去觀察我們民族土地上的花花草
草，去仔細地辨認和精心地去呵護那些民主的苗苗，只有這樣我們才
能夠最終地建設成我們民族的民主花園！

（2005年1月6日）

一、何謂話語權？

話語權雖然是一個新近才出現的詞彙，但是它所以指示的客體卻是一
個十分古老的東西或者說是古已有之的東西。完全可以這樣說，在人
類有了語言的同時，就已經萌發了話語權這樣的東西。但是如果說話
語權一開始就服務於人對人的統治的話，那麼，人統治人的這樣的事
情最先是「話語的統治」或者是「刀槍的統治」──似乎需要考古的
方式來解決，但是有一點是用不著懷疑的，即古代社會的歷史記錄、
圖書資料和各種擋案（這是古代話語權歷史的「活化石」）都由官方
壟斷卻是一樁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這種事實之於我們，可以看成是
統治者們對話語權的「霸佔」和「獨吞」。就此而言，如果說民主的
產生改變了這種歷史的話，那麼，在民主的制度中，話語權被安排在
自由競爭的秩序之中的事情，就意味著一場革命和進步。從這樣的事
情中，我們去理解民主的話語權在中國民主化運動中的重要性，就不
會對它掉以輕心了。

民主政治其實是一個包含和包括了鬥爭的政治，在這個政治中，所有
參與政治的人之間所開展的鬥爭的情況，即使我們用毛澤東的「鬥爭
哲學」去解讀也不會完全的錯誤。因此，我們在把民主的過程看成是
一場圍繞話語權而開展的民主派與專制派的鬥爭的時候，在這樣的鬥
爭中我們應當如何行動就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了。但是依據我個
人的看法，這個問題在我們民運隊伍當中，好像並沒有受到認真的對
待，所以由我們中國民運人士所說出的話語好像夾雜著疲憊的音調，
也缺乏說服力，感動不了中國人民。

前幾天我在寫作「論三篇」文章的時候，同我的朋友鄧韞璧進行了一
個較長時間的醞釀討論，在討論中，我對小鄧講，我其所以要對一個
已經死了28年的人進行發行批判，也存在著這樣的一種思考，即我們
應該在圍繞毛澤東的問題上爭取一個話語權。也就是說，當「第4
代」毛的「接班人」們在「請出」了毛的亡靈的時候，我們民運人士
應該有自己的對策，而這樣的對策之於我們來講，應當有一個比胡錦
濤的「招魂術」更高明的行為，那就是把他們的「老祖宗」──毛澤
東曾經在1966年「揭開」了的中國共產黨專政的「鐵蓋子」（那時叫
「揭開蓋子搞革命」）再揭一次。如果說在「第一次」「揭蓋子」行
為廣大中國人民就已經發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是「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專政」的話，那麼，這個「蓋子」再一次地被「
揭開」的行為不就是讓我們找到了中國人民反對共產黨專政的鬥爭的
全部歷史了嗎？對這樣的歷史的敘述和說明就構成了民主的話語權的
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如果我們的民主話語中排斥了先前廣
大人民群眾反對共產黨專制的那一段歷史，那麼，我們在中國可以說
的話就不多了，於是，我們就有可能去重複西方曾經風行一時的「精
英論」。

依照上述的思路，我發現在目前的民主陣營當中，某些人的歷史觀卻
是更多地同「精英論」保持著曖昧的關係，從而偏離了民主歷史觀的
「人民論」的基點。由此而造成的一個現象是我們民主的話語權雖然
在一個全球網絡化的時代存在著和傳播著，但是卻沒有辦法在13億的
中國人民的當中紮根、發芽、成長。也正是本著這樣的思路，我才說
我們的民運人士沒有掌握中國社會的話語權，在許多的問題上我們僅
僅地立足於「否定」的位置上說話，給人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印象，我
們的口中似乎只有「否定性的話語權」，即人們所常言的「說不權」
我們已經成功地說出了中國社會的「不民主」問題，但是，這並不意
味著我們就已經說出了什麼是中國的民主的問題。我們本應當立足於
偉大事業的中心位置，不斷地發出豪言壯語，但是我們現在卻已經遇
到了「邊緣化」的危險，經我們之口說出的話不是軟弱無力，就是佶
屈聱牙，試問，這種可悲的局面還要維持到什麼時候呢？在說民主的
時候，我們總是以「訴苦者」的身分說什麼「共產黨太殘酷、太反
動」，好像只要他們「仁慈」一點或者「開明」一點，中國民主化運
動的果子就會像熟透了的蘋果一樣的從樹上掉了下來。

二、論中國共產黨話語權在中國之興衰

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中，他們曾經把自己在大陸的軍事「勝利」說成
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這樣的宣傳固然沒有多少可以存留
給後人的價值，但是在它走紅的那個時刻中卻不是一點的價值都沒有
的。我的看法是這樣：在這種宣傳中的話語之中包含著如下的一個意
義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那就是在導致共產黨有關「革命戰爭勝利」的
因素中包括著一個共產黨「革命話語權」的勝利。就以現在我們的觀
點來評論這樣的東西，那種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
中共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在當時，對於共產國際來說是一種獨立的
「中國語言和中國風格」（毛語），可以看成是同共產國際的「軟對
抗」，對於國民黨來說，又是一種毛澤東認為的同「三民主義」是
「親兄弟」但又「高於」三民主義的「話語」，表現出了對於三民主
義的「超越」，非常明顯，這樣的「話語」和三民主義比較起，它多
了一個來源於西方的國際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正無論怎麼說
，在具有了上述的內容之後，中國共產黨在「共產主義國際」體系內
和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活中，都建立了一種自己的「話語」，並為宣傳
和宣揚它而發揮了話語權的巨大效應，要不然，一個在「社會大動
亂」（1919∼1949年）中發了「動亂財」和「國難財」的黨的歷史在
相當多的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目中被視之為正兒八經的「革命史」的情
況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釋。在這裡，如果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夠把白說
成是黑，那麼，共產黨的確作到了這一點。所以，針對這一點，你罵
共產黨無恥也罷，缺德也罷，反正它的話，在那個時候有人信。

誰都知道，孫中山是一個職業革命家，不是職業的思想家和理論家，
所以三民主義這樣的東西和毛的「中國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語）比較起來，肯定是少去了許多的內容。舍去列寧主義不說，單就
馬克思主義來看，它是產生在已經出現了發達現象的西方社會中的一
種革命主義的東西是特別值得一提的，因此，如果中國共產黨把自己
的「信仰」在同它在聯繫起來時，就在精神上無意識地「實現」了我
們今天人所說的「和國際社會接軌」，而這樣的行為就在某種意義上
把三民主義比得如同「國粹」。誰都知道，馬克思和孫中山、毛澤東
不同，是一個職業的思想家和職業的理論家，所以那個「爬」在了他
「身上」「鬧革命」的毛澤東行為就可以接受「附驥效應」的解讀。
對於熟悉古典的朋友們來講，「附驥」是中國政治文學中的一個很有
名的寓言，是說蚊蠅只要「附」在了好馬（「驥」）的尾巴上它可以
遠行千里。可見，如某些民運朋友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果
真是一部「陰謀史」的話，那麼，「附驥說」引申出的「附驥效應」
解釋也許不太違背朋友們的本意。

1949年後，中國社會在陷入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泥潭時，共產黨的話
語權就同它的統治權「合二而一」，於是就開始了中國話語權的「霸
權時代」。在個「霸權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真正有能力為中國
產生「話語」的階級才真正地遇到了背時的困惑，他們在困惑之餘，
因遭受打擊而不敢說話了，於是，出現了「共產黨人一聲喚」的局面
（我在《蒙昧時代人民史》的書稿中對此作了儘可能詳細的論述）。
17年之後，當1966年的人民政治造反運動勃興起來時，「造反有理」
的「話語」打破了上述的局面，在人民社會中間形成了一個新的話語
權。運動失敗後，人民的話語權也跟著衰落了，於是，毛個人的「無
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又一次的「獨霸天下」。

80年代初，鄧小平的「復辟」行為改變了毛個人上述的「話語」，消
解了其中政治成分，使它具有了「經濟」的內容。也正是在這個時
候，中國共產黨的「話語權」才開始了全面的衰落。因為共產黨一旦
唱出了經濟的調子，那麼在經濟問題上和經濟領域內共產黨是「外
行」的事實，就不是「話語」的力量所能夠改變得了的。與此相應的
是，「東方紅，太陽昇」的時代就只好被「西方紅，太陽落」的時代
所替代。話語權在共產黨社會中所附帶的精神統治權也從此一蹶不振
了！就這樣的情形來看，共產黨最終要被人民打倒的原因的一部份也
在於它已經產生了自己打倒自己的歷史。分析這樣的歷史，70年代末
80年代初共產黨所推行的「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對共產黨制度打擊
之大，同1966年人民造反的「鐵拳」的力量比較起來一點兒也不輕。
在普通農民的看法中，共產黨已經在「開歷史的倒車」了。陝西地方
戲新編眉戶劇《杏花村》中有一句台詞說得很好：「辛辛苦苦幾十
年，一下子退到了解放前。」

話語權之於共產黨雖然也曾經變成為一種「霸權」性的東西，但這僅
僅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和歷史中的那種「必然性」沒有任何的內在聯
系，所以，共產黨統治的衰落最明顯不過的是他們語言乾枯，說出的
話不再具有權威，也不再能夠吸引人了。用粗話說，就是狗嘴裡再也
吐不出象牙了！因此，即就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執
政為民」被如何吹噓，它是中國社會上的三流語言或者四流、五流語
言卻是一個無人能夠否認的事實。在這個意義上說，老天爺實在是太
公道了，他「收回」了共產黨的話語權的行動為我們這些要求民主的
中國人民的話語權的鋪張準備了空間和條件。

如果說在上面的議論中，讀者們認為我說的話，有些乾燥的話，那
麼，我補充一點我親身經歷的一些事實，也許會好一點的。就在我的
老家同全國其它農村地方一樣地實行了「家庭責任制」的時候，我回
家走了幾趟，聽到了社員們幾次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
在關中農村的人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吃飯的時候（產生隊時候，農民
作息時間是統一的），男性社員們總是喜歡聚集在一起，一邊吃飯一
邊聊天，於是就形成了一個無形的社員「議事」的風氣。當然，這樣
的「議事」不是「開會」，所以言論都很自由。在大家公認的看法
中，這是在「片閒」（說閒話），沒有人抓辮子。我記得有幾個社員
對鄧小平的做法讚嘆不已，說「鄧小平就是聰明，有本事，比毛澤東
偉大，」聽了這話，其中的一個社員竭力反對：「偉大個屁，什麼責
任制？誰不知道地是個人種好？我們祖祖輩輩不都是這樣過來的，50
年代就出了個產生隊……我一直就反對，10年前就說了鄧小平現在所
的話，別人給我戴帽子──這事你們大家誰不知道？同樣一個話，從
他口裡出來，就偉大，從我口裡出來就反動──世界就有這樣的道
理，我真是想不通……」此刻免不了有人插嘴：「想不通了……吃完
飯慢慢想，別耽擱了吃飯……」，於是，社員們哈哈一笑。我當時對
這樣的話作出了如下的分析：在毛統治的時期中，毛所說的話，一般
社員群眾根本就不可能說出，所以，當這些話在由黨支部書記「傳
達」時，社員們聽著新鮮，對其中有些話在理解時難免產生「吃力」
的感覺，好像許多人都清楚毛的有關「話語」高出他們一等，但是，
在鄧小平的那一套出籠時，社員們雖然很擁護，可是很多的人認為
「新政策」不過是對正確的東西的回歸，因此在他們的潛意識中，這
是一個「犯了錯誤的人」的「話語」，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內容。
如果說在這裡一個衰落著的共產黨的統治現象充分地表現在共產黨再
也不可能說出「高」於農民的「話語」這樣的事情上面的話，那麼，
在論述共產黨的話語權之衰落時，我說到這兒就可以的了，如果此刻
有人要問我：「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執政為民』之類
的東西你怎麼就不說呢」？我只回答4個字：「自鄶以下」。

三、就1989年的民主風波談中國民主的話語權

在今天，我們中國民主的力量雖然還顯得薄弱，但是，這是一種真正
有發展前途的力量，我其所以這樣說，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社會上
的話語權已經完全地轉移到我們的手裡來了。目前的問題是我們如何
認識和評價這樣的一種歷史性的轉移。這也就是說，我們雖然在中國
現在連公開的立足之地也沒有，但是，我們卻像古代歷史上那些「受
命於天」的人一樣地在被迫與危難之中接過了中國的話語權。

也正是出於上述的考慮，我認為我們研究一下話語權中的那些最微妙
和最複雜的問題，實在是很有必要。在沒有正面地涉及到民主的話語
權時，我們先來研究一下一般意義上的話語權。如果我們運用信息論
的觀點來闡明話語權，那麼話語權就是：信息的產生＋信息的加工＋
信息的傳播。在中國時，我曾經讀過現代著名的神學家漢斯昆的《論
基督徒》的書，在這個本書中，作者對基督教的話語權作了一個十分
好的描述。他說，一個在去耶利哥的路上的行人「遭劫」的報告如果
是一則「新聞」的話，那麼，它僅僅不過說出了一件事情（信息的生
產），這樣的事情在時間的長河中特別是在古代時間的長河中也許很
快地就消失，不會留下什麼更多的痕跡，但是若是這則報導被說成是
一個「十字架的故事」（信息的加工），並且這個故事由《福音書》
和使徒們所傳播（信息的傳播），那麼到後來它發展成為一個基督教
的故事就可以感動世界的了。在上述的論述中，我們發現了「話語」
這樣的東西由一個信息的出現，經過加工，最後變成了一個語言的「
權柄」的現象，分析這個現像它預設了話語權發展的全部的過程就是
我們應該考察的問題。所以，從信息論的角度去觀察它，那麼，話語
權就可以被看成是一個信息量無限增大，信息庫無限擴展的過程。對
於民主的話語權問題，我們作類似的思考就會收到舉一反三的效果。

民主的話語權的第一元素出於民主的「事實」，而民主的「事實」又
是在民主的運動中間產生的，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中國在過去50
多年的時間內並不缺乏民主的運動和民主的「事實」，缺乏的是我們
對於這樣的事實的研究、理解和宣傳。可見我們的民主的話語權總是
沒有張揚開來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沒有注意對「事實」的「加工」，
也沒有注意到對它的「傳播」，這樣的情況如果被理解成我們的民主
的水平不高的話，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找到問題的結癥。譬如離我們
現在的時間最近的一場民主運動就發生在1989年，但是16年過去了的
時候，我們對這樣的運動的理解還是非常不夠的，我們在評價
「6．4」慘案這個問題上除了共產黨「殘暴、反動」這樣的共識外，
就沒有多少好說的了。因此，在涉及深層次的問題上，我們就很難說
到一起。運動是民主的，它發出了一個強大的民主信息──就這些，
下文就沒有了。一個本來需要「加工」的信息卻進不了「加工的工
序」，何談它的「傳播」。

當然，我們要認識上述問題的真相，就應該知道我們「加工」不了
1989年的民主信息有著一種至今我們都沒有認識的原因，那就是我們
一直受到了「社會動亂論」的鄧小平式看法的奴役，而不得自由。就
表面上看，當鄧小平一夥人判斷1989年的運動同判斷1966年一樣都是
「動亂」的時候，他們的所謂「反對動亂」的言行就有了個歷史上的
連續性，藉著這樣的連續性，他們對1989年民主風波的定性同他們這
些年在1966年的時候對紅衛兵運動和人民造反運動的看法是前後一貫
的，也沒有多少動搖的餘地。如果運動要進一步發展的話，有可能導
致出他們這些人被「軟禁」的鄧小平說法就很露骨。一句話，當學生
們和人民對於正在發展著的運動的前景根本沒有形成一個比較統一的
看法時，主張鎮壓的人們卻先於人民和學生們清楚地發現了它是「第
2次文化大革命」，由此而引出的一個結果是他們的鎮壓行為的唯一
的借口就是「中國不能夠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說到這裡，我可
以作出一個結論：在1989年的事件中，主張鎮壓的「一小撮」人的口
徑、語言、態度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用「中國不需要動亂」這樣的
話，回答了89風波。

上述的話的意思如果是說在「鎮壓」的問題上鄧小平等人的看法可以
同1981年中國共產黨的那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取得
一致性的話，那麼趙紫陽等幾個「黨內改革派」的失敗就不是個人的
問題了，如果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提不出一個可以在認識上超越和突
破共產黨《決議》的理論和思想的話，那麼他們被懷疑為要發動「第
2次文化大革命」「製造中國的動亂」，就不是「老傢伙們」所施加
於他們的侮蔑之詞了。也就是說，他們在個時刻中沒有辦法創造出一
個可以同共產黨的一貫的「話語」不同的新的「話語」，就意味著失
敗。在這裡，趙紫陽等幾個人根本就不具備毛澤東在1966年用自己個
人的「造反有理」的話語權「革」了共產黨對人民運動的「管、卡、
壓」的話語權的「命」的能力和勇氣。這樣的情況如果使我們發現趙
紫陽本來在應當「做毛澤東第2」的時候，卻被他在此之前已經形成
的對毛澤東看法的那根繩鎖所捆綁──他的悲劇意義就在這兒。他其
所以在1989年的最關鍵的時刻不敢公開表態，原因在哪兒？他不怕丟
掉「烏紗帽」，這一點已經得到了證實，那麼他就是怕「亂」了，怕
「亂」了共產黨、「亂」了國家，而他個人在這樣的「亂」中就曾經
倒過台。議論到此，可以這樣說，在1989年的民主風波中，趙紫陽有
民主的意識、有人民的感情、有普通人的良心，但是根本就沒有民主
的思想和民主的理論，更沒有掌握民主的的話語權。他好像同意搞民
主，但是又怕「打爛」共產黨的「罈罈罐罐」。因此他由共產黨的「
一把手」變成了共產黨的「階下囚」就很自然。

1989年的民主風波在大學生們中間、在人民中間所出現的情況與在趙
紫陽身上的情況有許多的相似之處，所以，我們研究一下，很有必
要。在1989年的事件當中，大學生們和北京市民們的行為是民主的
──這是沒有多少問題的，但是，要為這一個民主的行為出據不同於
鄧小平的「動亂論」的說法和道理卻又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我提出
的問題──1989年的民主話語權軟弱的問題。當時並不是沒有民主的
話語權，只是這樣的話語權太軟弱、太沒有說服力。我們不能把話語
權這樣的東西同普通的話語混同起來，它事實上包含了一種僅次於思
想的語言因素，又是在語言的層面上被組織起來的思想。所以，可以
說成是「嘴皮子上的思想」。在一個有效的話語權所支配的地方內，
人們看到的不僅僅是誰在說話，向什麼人說，使用的是什麼方式，要
達到什麼樣的目的等等事實，而且是好像同時還要看到誰的話更有權
威，能夠影響更多的人那種「不可見」的事實。話語權中所出現的
「事實」在許多的場合下，是一種不同於「客觀事物」的「虛擬」的
「事實」，因此，這樣的「事實」中包含的真理是一種可能意義上的
真理。可以說也是「事實」意義上的真理的「母親」。

1989年不是沒有民主的真理，而是民主的真理的「母親」沒有「生
產」。就這樣的意義看，民主被鎮壓下去了的原因除了鄧小平的反動
以外可以還有我們的無能。為什麼這樣說呢？別說是在1989年，就是
在今天，你去問一問，那些在89風波出了名的人，為什麼在完全有可
能發動人民的條件下，運動的組織者卻一直要把人民排除在外，使它
僅僅地保持一個純粹學生運動的性質呢？若不是發生了解放軍進城這
樣的突發性事件，試問北京市民不能不或者會不會參與運動？學生運
動「不犯法」這樣的事情和「話語」又是出於一個什麼樣的版本和有
一個什麼樣的傳統呢？諸如這些情況他們能夠說清楚嗎？如果從另外
的一個方向去思考，在「學生是愛國的」這樣的話語中可以不可以邏
輯地演繹出工人運動、市民運動和農民運動就不是愛國的，那麼，鄧
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話的意思不就是可以表現為「讓一
部分人（學生）先有民主嗎？」？好了，說到這裡，89民主風波中的
「不民主」的因素就被我們尋找到了，原來在決定命運攸關的問題
上，我們的民主的話語權中卻包含著與民主的東西相差十萬八千里的
專制主義的成分──朋友們，這就是我們應當檢討和批判的東西。說
穿了，我們的民主的話語權缺乏我們獨創的成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
一點道聽途說之嫌。

把上面的意思說得明白一點，那豈不是說1989年的民主人士所享有的
話語權是一種很不完全的東西，這樣的話語權中已經包含了把民主運
動當成是「動亂」的因素，所以鄧小平們在抄起了「反對動亂」的屠
刀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劇就已經釀成了。因此，在今天
為止，「民主」其所以被打下去了一時爬不起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們中國搞民主的人沒有把民主的話語權發展成為一個可以打破
「動亂論」這樣的「鐵蓋子」的東西。其實，到今天為止，許多當年
的「英雄」們還生活在鄧小平於1981年為1966年的偉大人民政治大解
放運動所劃定了的「動亂」的「圈子」之中。

四、發展民主的話語權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許多朋友可能沒有發現，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和民主派們的頭上也壓著
一座「大山」，它就叫「文化大革命」；正是它壓得我們抬不起頭
來，你寫一張大字報，人家說你要「搞文化大革命」，你組織幾個人
的小組織，人家也說你要「搞文化大革命」，你要反對「官倒」、反
對「腐敗」，人家也說你要「搞文化大革命」，當然，你要反對共產
黨的當權派，他們就會更加有理由地把你當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的
「造反派」了，如果你是一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在那
樣的運動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那麼，你感覺到你好像並不冤
枉，但是，如果你生於「文化大革命」之後，僅僅是通過看電影、看
電視劇和「學習」共產黨的《決議》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那麼
人家那樣說你，你必然會感覺到冤枉，反正無論怎麼說，你只要不是
美國人、法國人而是中國人，你一心要想實現自己的權利，在政治上
自由的表現自己，那麼，別人給你扣上「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這
樣的事情你儘管認為不公正，在我看來卻是非常合適的。前幾天，我
剛剛寫作了《論1966年》的文章，對人們所說的「文化大革命」發表
了一點看法，這裡就不在涉及，我只是就這樣的事情提出了如下的問
題：我們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就必然地要存在對所作的事情的意義的
認識或者理解的問題，在某些場合中，這種理解和認識不需要說明，
因為它裡邊已經包含著一個「不言自明」的東西，但是在其它的情況
下，它必然地包括著一個對「理解」和「認識」的說明，兩相對比，
在前一類的東西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自然」的話語權，而在後一
類的事情上我們就遇到了本文所說的人的話語權。前一類的話語權，
人們的任務是「註釋」或者「翻譯」，後一類的話語權就成為「言
說」了。現在中國民主的事情之於我們就存在著一個「言說」的問
題。就以此而論，我們說出來的話，農民愛不愛聽？市民愛不愛聽？
工人愛不愛聽？士兵愛不愛聽？基層幹部愛不愛聽？倒是有許多值得
需要研究的地方。

如果把上述問題理解成為搞民主的人在中國就無話可說，那是曲解了
我話意，像馬加爵這樣的人也是有話可說的，並且說出來的話，可以
使在場的警察掉淚，何況我們呢？庶幾，即就是我們佔有「一河長」
（很長）的理也說不出來，那豈不是我們今天的狀況？我雖然不是語
言學家，對語言這門學問知之甚少，但我起碼知道語言的一部分來源
於事實，一部分來源於對事實的理解和陳述。因此，在社會生活中特
別在在政治生活中人們對同一件事的不同的理解卻是常識上的事情，
儘管是這樣，我們的有關民主的話語權問題恰恰是出在了「常識」而
非「知識」的層面上。就這個意義來批評我們自己，我們在民主上的
缺乏並不意味著讀外國民主的書籍少，也不是對書本上的民主理論了
解得少或者理解的不夠深刻，而是對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民主的所作所
為了解的不多，理解得膚皮潦草。我們也已經建立了民主的「收藏
夾」，裡面的確也「收藏」了不少的民主的東西，但是能管用的卻寥
寥無幾。我們中國在30多年以前，就出現了民主的「樣板」運動，但
是，這樣的運動沒有進入我們的民主的「收藏夾」卻是一個事實，因
為我們許多人把它看成了一個「整人的運動」，非但不承認它的民主
性，相反在我們的主觀意識中，還是把反對它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在發生了民主的地方，不光是共產黨在衡量這樣的事情會不會
引出「文化大革命」，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們自己也在作這樣的衡量。
三量兩量，能夠適合我們民主的尺度的東西就沒有多少了。

說民主的「收藏夾」不可以收藏專制主義的東西，這的確是千真萬確
的道理，但是這樣的道理如果被我們演繹成為它不能夠收藏那些有
「專制瑕疵」的民主的東西，那就是千錯萬錯的了。就理論上講，民
主和專制可以被說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上絕對沒有這
樣的事情，也絕對尋找不到這樣的民主。就拿1989年的事情來說吧，
民主同共產黨的「第一把手」──趙紫陽有關係，就是最明顯的例
子。因此一個很好的民主「收藏夾」就必須要收藏各種各樣的民主。
就上述的現象來看，我們在說到民主的時候，往往會說出那些與專制
的東西有著藕斷絲連關係的民主就不足為奇。民主的話語絕對不會純
粹到連專制這樣的一絲瑕疵也沒有有的地步。正因為有如此的看法，
我才認為目前發展民主的話語權之於我們來說，在於我們主要應該則
重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那些構成為我們中國民主的最主要的運動和
事情歸納到我們的話語中去，使它變成我們的話語權中的一個組織性
的因素。

今年7月份，在討論高光俊那部影響面很大的書《如何推翻中共》
時，我和鄧韞璧一連寫作了8篇文章，系統地表述了我倆在這個問題
上的立場和觀點。說實在的，我倆對民運中出了像高光俊這樣的敢
想、敢說的青年人表示歡迎，也把他的書看成是我們民運隊伍中的很
好的「宣傳品」，可以同當年的鄒容的《革命軍》相媲美，特別是在
一些人反對把目前的民主定位在「革命」的水平線上的時候，本書的
作者旗幟鮮明地表示了立場，認為中國目前的民主運動是「一場革
命」的看法我倆完全贊成，但是，在說到「革命」同中國歷史上的那
些「傳統的革命」的異同時，我們倆同高光俊之間就發生了分歧，我
倆認為我們中國的民主運動是歷史的「繼承」，而不是我們民運人士
們的獨創，因此，我們所「繼承」下來的「革命」同「傳統的革命」
就有了很大的區別；看不到這樣的區別，認為我們應該同孫中山一樣
地拿起武器，像毛澤東那樣的鑽到「深山老林、江河湖泊」中去組織
「民軍」打遊擊，那是我倆不能同意的問題。我倆認為被我們「繼
承」下來的「民主革命」同歷史上的其它的東西一樣，也存在著一個
發展的問題。我們所處的時間、地點、環境都是「傳統的革命」所沒
有的或者所不具備的，因此，我們的「革命」就必然地會表現出與
「傳統革命」不同的性質；這樣的性質又決定了我們的「革命行為」
不可能停留在傳統的「流血革命」的階段上，恰恰我們的全部的努力
都可以說是要全力以赴地使我們在脫離「流血革命」之後去進行一場
「不流血的革命」──而這樣的「革命」在1966年，中國人民已經
「搞出了樣板」，只是我們撇棄了它而已。

如果我們對於中國的民主的現象和民主的歷史有著一個十分明確的認
識，又如果我們把這樣的認識組織在民主的話語之中去，那麼，我們
在推進中國民主化運動這樣的革命性質的事業上的正確做法就是千方
百計地想著要發動全國各地的人民，使人民在各自的地區中用開展民
主運動的方法（如最近發生的四川漢源的農民抗爭運動）自下而上地
一級一級的打倒共產黨當權派，從縣一級一直「打」到中央，那時
「推翻中共」的任務不就是完成了嗎？我們不能夠從1966年人民「炮
打」共產黨的立場上後退，而只能由此前進！可見，在我們民主派的
陣營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革命」的呼聲，但是這樣的呼聲呼叫的
是「老式的革命」而不是「新革命」的事情又使人洩氣！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部分，我向朋友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海外民運人
士能幹什麼？我雖然不認為我就能夠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
認為我們最能夠幹成的事情是發展民主的話語權。在專制的中國，要
幹這樣的事情是很有困難的，但是我們立足於國際社會民主的大環境
之中，若不能夠有效地發展民主話語權，在未來的中國民主化運動中
我們能夠說的話就肯定不多了！

只要我們利用現在的機會很好地發展了民主的話語權，「我們也會感
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的，就是中國的人民大眾」，如果說我們
的「上帝」不再是「客戶」意義上的「上帝」（毛澤東在延安就創造
了這樣的「上帝」）而是「全能的」、「主權的」、和擁有「最終權
力」的「上帝」，那麼我們的事業要取得最後的勝利就是任何的力量
所不可能阻擋的！

（20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