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是關於中國現代文化史和現代文學史研
究的最新成果。其作者韓石山與魯迅和胡適一樣，先後當過作家、教
師、編輯並且兼任著不大不小的1個官職。他如何教書和寫小說我不
了解。我所知道的是他從事學術研究和主編刊物的大致經歷。1992年
在河南省西峽縣的全國文學創作筆會上，老韓與我談得最多的，就是
所謂「魯研界」的偽學術和《兩地書》原信中記錄在案的真魯迅。在
此後的10多年中，如何認識魯迅的正面價值和負面影響，幾乎成為我
們之間永恆的話題。

在我看來，魯迅與胡適之間最具實質性的區別，在於魯迅是文人，而
胡適是學者。《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一書的最大成功，就在於頗
為準確地把握到了這一根本點：

　　「魯迅是關心中國和中國人的，是常說運命的，是關心青年的，
　　也是經常考慮自己的。國民性、文明，這類理性化詞語，他是用
　　的；仇恨、凶險、謠言、猛士，這類情緒化的詞語用的更多。
　　……胡適和魯迅，無論在文風上，還是社會理念上，都是不同
　　的。他們的不同，總括起來說，是新潮與傳統的不同，創新與固
　　守的不同，說到底則是今與古的不同。……（胡適）是在用1種
　　全新的文風寫文章，表達的也是1種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
　　會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寬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
　　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為人行事中。」

簡言之，學者是近現代文明的產物，其最具根本性的標誌，是民主自
由的價值追求和科學理性的話語表達。文人是傳統文化的承載者，其
最具根本性的特徵，是黨同伐異的價值取捨和情緒衝動的話語發洩。
學者所堅持的價值判斷是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是與非，文人所持有的
價值判斷是「漢賊不兩立」的個人性的愛與憎。

直到1932年4月30日，已經加入左聯並成為盟主的魯迅，在《二心
集．序言》中頗為真誠地清算了自己前半生的「壞脾氣」：「我時時
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
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
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
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是的確的。」

針對魯迅所說的動不動就要與別人「漢賊不兩立」的「黨同伐異」的
「壞脾氣」，更加情緒化也更加心直口快的郭沫若，在發表於1930年
的《「眼中釘」》中，倒是說出了光明磊落的大實話：「在當時的所
謂《語絲》也，所謂《創造》也，所謂周、魯也，所謂成、郭也，要
不過一坵之貉而已！說得冠冕一些是有產者社會中的比較進步的知識
分子的集團，說得刻薄一些便是舊式文人氣質未盡克服的文學的行幫
老闆而已，成、郭對於周、魯自然表示過不滿，然周、魯對於成、郭
又何嘗是開誠佈公？（例如周作人便刻薄過成仿吾是『蒼蠅』。）始
終是一些舊式的『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在那兒作怪，這是我自己在
這兒坦白地招認的。」

從另一方面說，學者是可以通過勤奮學習和認真積累而進行複製的。
1位傑出的文人，除了需要某種天資之外，還需要水深火熱的掙扎煎
熬和不可操控的孕育窯變，才有可能造就成功。像魯迅那樣的天才人
物，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是絕對不可以通過人力來替代和造就的；像
胡適那樣的文化大師，卻是可以通過富於建設性的良好教育批量培養
的。

返觀19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整個文化界最大的誤區和盲點，就在於
浪費了幾代人的聰明才智去學習不可學的魯迅，而不是去學習可以學
習的胡適。在我看來，韓石山所說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主要是基於這一盲點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