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該不該被判處死刑的問題，使我進退維谷，感情和理智發生巨
大衝突。面對洶洶民意，專制國家可以依法判處王斌余死刑，卻不便
表明自己的心跡。好在中國的判決書很簡練，羅列犯罪事實、證據構
成和適用法條即可，不必對罪與罰所涉及的司法正義和價值衝突問題
進行法理闡述。法律理性也在民意面前卻步，有些睿智的法學家閃爍
其辭，不肯明言該案到底應該如何判決。迎合民意是很容易的，也可
能是不負責任的。

馬基雅維里在《論李維》第3卷第29章闡述「人民犯罪的根源在於君
主」時說：

　　「在統治羅馬格納的領主們被教皇亞里山大6世除掉之前，他們
　　堪稱惡貫滿盈的楷模。因為在那兒可以看到，1樁小事就能導致
　　嚴重的燒殺搶掠。它們來自君主的邪惡，而不是像人們常說的那
　　樣，來自人的惡劣本性。那些君主財富無多，又想活得像富豪一
　　樣，他們只好以各種方式巧取豪奪。他們採用的不講信義的方式
　　之一，便是先制定法律，禁止某些行為，然後又率先給人們提供
　　踐踏法律的理由。他們從不懲罰違法者，除非他們後來看到類似
　　的偏見大量涌現。這時他們才著手進行處罰，但不是出於對既定
　　法律的尊重，而是因為他們貪心不改，想從罪犯手裡聚斂錢財。
　　由此導致了無數的弊端，而首當其衝的弊端就是：人民變得貧困
　　潦倒，卻沒有改邪歸正；變窮的人竭力去壓制那些比他們勢力更
　　小的人。因此，所有上述弊端的產生，根源都在於君主。」

民意有充足的理由同情王斌余。在中國，立法的過程就是設租的過
程；行政、司法的過程就是尋租的過程。腐敗的脆弱性使專制國家不
能有效地為社會提供保護和秩序，遑論為底層民眾提供平等保護和公
正。如果不是中國社會存在嚴重不公正和行為失範，該案判決不會引
起軒然大波。這位原本善良老實、知法守法的農民工，以他人和自己
寶貴的生命為代價，承擔了專制國家給我們這個社會帶來的災難。誠
如《博訊》2005年9月20日署名亦忱的評論所言，王斌余殺人是中國
社會朝惡序化演進的必然現象。他的合法權益受到僱主侵害卻無法尋
求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救濟，還被黑心僱主喊來的幾名幫凶辱罵和毆
打，忍無可忍之際拔出刀子刺死4人、刺傷1人。理性的公力救濟的缺
席，導致了非理性的自力救濟。首惡乃無限政府。專制國家理應受到
譴責並承擔政治責任。因此，認為「處死王斌余有違司法公正和社會
公平，應減輕其刑罰。」「王斌余在潮湧般的民意同情下被處死，他
將是中國社會不可避免地演變成惡序社會的標誌性人物。」則是值得
商榷的。

我很同情王斌余，但理智告訴我，他已經是專制國家及其社會政策的
犧牲品。那幾個死傷者何嘗不是犧牲品。他們不過是為了討好僱主而
「壓制那些比他們勢力更小的人」。譴責黑心僱主是沒有意義的。只
要制度不能有效地提供平等保護、公正和救濟，哪裡都會充斥這樣的
黑心僱主。在沒有廢除死刑的條件下（我不認為中國在短期內有廢除
死刑的可能），不處死王斌余同樣有違司法公正和社會公平。為了討
好民意而法外施恩，是對法制的破壞。中國社會同樣會不可避免地演
變成惡序社會，甚至比處死他來得更快。民意可以是浪漫的、非理性
的、飄忽的、分歧的。司法則是現實的、理性的、穩定的、衡平的。
司法一味遷就民意，意味著「群眾專政」，結果不是群眾運動就是運
動群眾，根本不需要法律和司法。文革就是先例。浪漫的民粹主義無
助於問題的解決。我無法代替專制國家決定王斌余到底該不該殺，只
能說有3種可供選擇的方案：上策，不僅殺，同時解決平等保護和公
正問題，這意味著實行民主改革；中策，只殺，這意味著擴大社會裂
痕；下策，不殺，開允許不擇手段自力救濟之先例。根據我對當局的
既往經驗，他們只能選擇中策。

但願民意不會罵我是冷血動物。（200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