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重慶萬州和四川萬源等地發生了騷亂。今年，安徽池州和浙江
畫水等地又發生了騷亂，而其激烈程度要超過去年。這使官方不得不
更加密切地給予關注。不過，官方卻用「群體性事件」這個詞來代替
「社會騷亂」。實際上「群體性事件」只點出是件有群眾參加，卻刻
意忽視事件的社會性本質。現在，讓我們看看官方是如何關注所有這
些社會騷亂的。

鳳凰衛視7月12日消息：據香港《大公報》報導，針對一段時間以來
群體性事件的高發態勢，中央有關部門提出要加強處理群體性事件的
工作機制建設，包括矛盾排查機制、信息預警機制、應急處置機制和
責任追究機制。而中央綜治辦和公安部等部門，日前組成調研組，分
赴一些省、市，就「處置群體性事件」情況進行專題調研。

據悉，在很多地方，群體性事件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第1位問題。
其表現為：數量不斷上昇，規模不斷擴大，涉及面越來越廣，行為方
式越來越激烈，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從1993年到2003年，全國群體
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至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70萬增至300多萬。

有關人士分析，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主要特點有4：

（一）事發突然，演變迅速──一旦事發，規模迅速擴大，在數小時
　　　至數日內引起數千人甚至上萬人參與。
（二）組織嚴密，行為激烈──大多數群體性事件，都有策劃組織
　　　者，參與者往往進退有序，表現出一定的組織性。
（三）從直接原因看，一般都與群眾切身利益有關──最近主要是農
　　　村徵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重組、移民安置補償、債權債務
　　　等問題。
（四）多重矛盾交織，處置難度大──在反映問題過程中出現一些違
　　　法犯罪前，稍有不慎，就可能會激化矛盾，擴大事態。

我們從有關人士的分析中得知，群體性事件的第1個特點是，事發突
然，演變迅速。一旦事發，規模迅速擴大，在數小時至數日內引起數
千人甚至上萬人參與。第2個特點是，組織嚴密，行為激烈。大多數
群體性事件，都有策劃組織者，參與者往往進退有序，表現出一定的
組織性。

以前我們經常說，群眾是無組織的，他們在與有組織的群體對抗中常
常處於下風。現在看來，這個說法要做部分修訂。從幾個案例所顯示
的情況來看，社會騷亂中群眾組織形成的速度和規模都讓人感到意
外。同時，群眾組織的行動也不是雜亂無章的。為什麼社會騷亂中的
群眾組織會有這樣的表現？因為，那裡的群眾有相同或相近的意識。
比如，在四川萬源，不願意動遷是當地人的共同意識；在安徽池州，
對為富不仁的老闆的憤恨是人們共同的意識。在每個騷亂現場，由於
人們有相同或相近的意識，所以他們會自發地組織起來，或者經過簡
單的動員就可以被組織起來；這就是說，組織的形成過程所耗費的成
本是比較低的。人們能做到招之即來、或不招自來，組織的形成過程
所消耗的成本自然就降低了。

在騷亂現場，由於人們有相同或相近的意識，所以指揮這一人群的成
本也會降低。在安徽池州，人們是在幾個小時之內聚集在一起的。在
這樣短的時間裡，在那樣混亂的環境裡，建立一個指揮系統是不容易
的。可是，現場的人群卻一致做出了一些事情。這就意味著：（一）
一個人會模仿另一個人的行為，這就不需要指揮；（二）一次簡單的
指揮就可以促成很大的反應，由於存在著前面提到的模仿，所以一個
接到了命令的人的行為會引起其他人模仿；（三）現場的人們會不約
而同地做某一件事情。由於人們會不約而同地做事，會相互模仿，所
以指揮的成本就降低了。人們之所以會相互模仿，會不約而同，那是
因為他們有相同或相近的意識。

由於一個群體組織化的成本很低，指揮這個群體的成本也很低，所以
執政者對這種變化非常擔心。農村徵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重組、
移民安置補償、債權債務等問題是導致社會騷亂的原因。在農村徵
地、城市拆遷等社會變動過程中，公民的權利經常受到侵犯。自己的
權利被侵犯了，這是人們製造騷亂的理由。政府現在不要想我用什麼
技術手段才能降低或制止騷亂。它現在要想的應該是：如何維護公民
的權利。我們知道，各級政府都程度不同地參與到農村徵地、城市拆
遷、企業改制重組、移民安置等工作中。有的農民的土地被不合理地
徵用了，一些政府官員對此並未加以制止。有的時候政府官員還是不
合理事件的製造者。有的地方政府還參與了強制拆遷。他們指揮城管
部門和公安部門的工作人員到拆遷現場驅趕動遷戶。

因此，政府需要避免涉入農村徵地和城市拆遷的過程，讓徵用土地的
商人直接和動遷人接觸，直接商討補償事宜。如果政府遏制不了自己
的尋租衝動，直接介入到商務活動中，那麼，社會騷亂就只能增加，
不會降低。政府是社會公器，它應該不偏不倚。我們的政府又時常宣
傳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因此當政府使公民的利益受到損失的
時候，公民就尤其生氣。中國人習慣於順從統治者。今天他們表現出
不耐煩了，紛紛製造事端。這說明他們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他們的
權利已經失去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