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的啟功走了。大江南北，從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中不難體會到國
人的悼念和哀思。人們更多的是從「書法大家」、「學術泰斗」的角
度緬懷他的逝去（比如有新聞標題稱《傳統書風驟失領軍人物》），
感嘆「文化大師」的凋零（《中國青年報》、《新京報》都是《大師
時代漸行漸遠》的標題）。一些出版社編輯惋惜的則是「一個長銷書
作者去了」。雖然也有人把目光投下了啟功淡泊無為、寧靜致遠的處
世方式，但很少有人由此而進一步追問包括啟功在內的老一代知識分
子對今天的真實意義﹕在一個價值失範、文化斷裂的時代，在他們的
身上我們還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某些最珍貴的因子，換句話說，最為重
要的其實不是他們的學問，不是他們的藝術造詣，而是蘊藏在這些東
西後面的精神價值、文化內涵、人格範式。

毋庸諱言，啟功不是一個敢言之士，沒有面對社會不義拍案而起的壯
舉，也不是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沒有聲光熊熊、燃燒自己照
亮黑暗的時刻。他只是一個藝術型、學問型的知識分子，與顧准等有
擔當、有道義勇氣的思想型知識分子不可同日而語，沒有必要也不可
能將他的形象拔高。但終其一生，他確實在自己的專業中恪守了做人
的底線、人格操守的底線，保持了純粹的書生本色。他66歲那年所作
的墓誌銘自我解嘲，也表明他對自己的性格、作為有著清醒的認識。
他坎坷半生，右派經歷，「文革」遭遇，喪妻之痛，都一一承受，最
終徹悟人生，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了寵辱不禁。人們喜
歡尊稱他為「博導」，他的回答是：「一撥就倒、一駁就倒，我是
『撥倒』，不撥『自倒』矣！」他被任命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
長」，有人道賀說他榮升「部級」，他卻自嘲：「不急，我不急，真
不急！」

啟功的書法自成一派，深受大眾喜愛，誠然是一代宗師。然而，在其
沈穩圓熟、舒捲自如、典雅挺拔、韻味十足的筆墨背後，有多少人在
意他的文化積累、生命境界，乃至他的風雨人生、人格風範﹖毫無疑
問﹐這一切要比他的一幅書法在藝術市場上能拍賣多少人民幣遠為重
要。啟功受人尊敬，不是單純因為書法好、學問好，更是因為他精神
世界的豐厚、自足與對世俗浮華的超越。他淡泊名利、自甘寂寞、一
輩子沈浸在學問和藝術世界中不倦追求的做人風貌。越到他的晚年，
他一身布衣、不求聞達的個性與他在俗世的巨大名聲、顯赫光環形成
了巨大的落差。他身為皇室貴冑，卻從不以血統自炫，堅決放棄「愛
新覺羅」這個帝王家姓，以平民自居：「本人姓啟名功字元白，不吃
祖宗飯，不當『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領謀生。」他出世時，正值
民國誕生，昔日的榮華富貴早已成夢、成空。他早年喪父，備嘗艱
辛，只受過中學教育，如果不是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一力提
攜，他根本不可能登上大學的講壇，成就一生的學業。他曾化了1年
時間寫字作畫，義賣所得全部巨款，加上僅有的數萬存款全都捐獻給
北師大，設立獎學助學基金，卻執意拒絕不以自己的名義命名，而是
堅持老校長以陳垣「勵耘書屋」中的「勵耘」二字命名。對陳垣的知
遇之恩他始終念念不忘。在一個過河拆橋、見錢眼開、見利忘義，以
赤裸裸的物質利益作為最高價值的年代裡，就連最基本的、樸素的感
恩之心都已變得如此奢侈。

在飽經憂患之後，啟功晚年的生命籠罩在世俗浮華的光環中，卻還能
做到自持，有所超脫，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一個瘋狂追逐名利、急
功近利的浮躁社會氛圍中，啟功就是一劑清醒劑、一味解毒藥。或許
這才是他對當下中國最大的意義。啟功走了，北師大校園裡鐫刻著他
手書「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校訓的那塊石碑將長存下去。這8個字
也可以看作是啟功的寫照。作為清末民初文化轉型期出生的一代文化
人，啟功身上有著傳承文化命脈的自覺、道德的自覺。這一切構成了
他做人的底氣，自有一種泱泱的氣度。他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幾
幅書法、幾首舊體詩、幾本著作。啟功之後，水流雲在還是風流雲
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