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以前，我們浙江的朋友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的社會轉型問題。那
時公開參加這些活動的除我之外有陳龍德、傅國湧、王東海、毛國
良、陳樹慶、傅權、吳高興、徐光等。王丹、魏京生第2次被判刑以
後，陳龍德因搞簽名信呼籲釋放他們，而被公安局抓捕並「勞動教
養」。傅國湧後來在山西因寫文章而被「勞動教養」。這期間為了聯
繫更多的人，王東海在全國跑了很多地方。我也這樣做，但因經常被
人跟蹤，感到很不方便，最後還是與越來越多的朋友建立了聯繫。其
中有朱春華、葉堅定、楊澤敏、王星等浙江89一代學生，以及其他關
心中國政治民主的人士。

97年，浙江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到這個追求民主的群體中來，僅舉幾
例，如王培劍，他與一些朋友成立了一個「讀書會」；還有周濤、余
心焦、李三石、陳蔚等等。我同吳義龍（原杭大在讀研究生）是通過
讀書會認識的。我們討論問題範圍較廣，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還是需
要政黨政治，但是中國的事情也需要逐步地推進，而通過「合法、公
開」的方式，以法律途徑去申請註冊競爭性政黨的做法，成為後來的
共識。

2月份的時候，祝正明因為聽《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從盧四清那
裡知道我的聯繫方式，給我打電話。他說話時有些緊張，但我非常高
興結識這樣一個朋友。我們相約見面，就共同關心的中國敏感事情進
行了廣泛的交談。

杭州余心焦主要在搞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他與各地方的人士交遊甚
廣。儘管有些分歧，但在在文化復興觀念上我們很合得來。王培劍，
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是一個典型的書生，不太熱衷政治活動。他
後來主要是以法律援助的方式來支持我們的行動。我跟他在漸進推動
民主變革和運用法律方式上，形成很多共識，經常在一起長談。陳凡
是97年冬天來我家的。其實當時還有來自其他省的朋友。我們都有交
談。我跟89民運參與者，包括一些在北京的朋友，大多保持著聯繫。

人員增加了，日常的聯繫工作佔用我大量時間和精力。我感到有些力
不從心，無法兼顧原來的工作。這時有一些私營企業主以及國有企業
官員想資助和支持我。事情在發展，前景變幻莫測，為了更好開展民
運活動，我辭去原來企業裡的工作。

98年1月辭職後，我先後去了浙江的紹興、溫州、金華等地，並在這
期間發表了給全國人大的呼籲信。當時正值人大換屆，聯署簽名信的
人很多。我們的簽名信內容是要求軍隊國家化，改革一黨獨大的弊
端，成立憲法法院等憲政民主的主張。我除了寄一份給全國人大以
外，還送了一份給浙江省人大。當時一件小事也很有意思。我進入省
委省府大院的時候，跟蹤我的車子因為是地方牌照被擋在了外面，而
我則因為朋友多又對這裡比較熟悉，所以，直接騎車甩開他們進去
了。

98年5月4號是北大百年校慶，與我平時有聯繫的北大老師和同學也希
望我過去一下，我也有意到北京和那裡參加過89民運的朋友聚一聚。
4月23日我乘火車離開杭州北上，隨身攜帶了我們一個朋友所設計的
黨旗和一些資料。24號晚上我到北京時，就發現有一些車子一直在跟
蹤我。我在北京只見了很少幾個人，25日落入公安之手，被關到北京
西郊的一個療養院。我的資料也被收走了。在他們審問我時。我正式
向他們闡明準備註冊政黨的想法，並已做好被判刑的準備，因為我知
道胡石根的案子。但是，我拒絕回答他們哪些成員已經參加的問題。
5月10日，他們把我送回浙江，並且把我給釋放了。看來，這次他們
主要是想阻止我參加北大的百年校慶。

儘管如此，回家後，我被告知不可離開浙江，對我的控制得更嚴了。
我和朋友們感到在北京註冊不可能了，所以們開始討論在浙江註冊成
立「中國民主黨”事宜。這個時候，林輝也從寧波大學到杭州。我們
經常舉行一些人數不等的討論。單稱峰、方笑凰、黃海燕等很多女同
事也來參加討論。6月25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要到中國訪問。我們考慮
是不是利用這次機會去申請註冊。開始時大家意見不一致。過經過討
論後，我們決定先試著做。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成立反對黨的條件
並不成熟，但是需要不斷地給予衝擊。

因監控很嚴，家裡不安全，我們決定6月24日晚上開會討論。地點幾
經變換，最後改到祝正明家聚會。在此之前，我、吳義龍、祝正明，
已經在杭州大學討論過一些具體的細節和安排。那天晚上實際參加討
論的有：祝正明、吳義龍、王東海、林輝和我。我提議由我、王東
海、林輝6月25去申請註冊，同時把我們的有關資料向國際媒體以及
國外的一些機構和個人傳播。我認為王東海在1979年就參加過民主牆
活動，1989年也參加過民主運動並被判了刑，是老民運；我參加了
1989年的運動並被判了刑，是89一代；林輝是年紀輕的大學生，是新
鮮的血液。當時，考慮到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險性，所以由我們3個
人出面承擔比較好。如果我們出了問題，其他人可以繼續努力。我們
的原則是「公開、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

6月25日，我與王東海、林輝一同去浙江省民政廳申請登記。和以前
一樣，警方的車子一直跟蹤我們。到了民政廳，負責管理社團登記的
處長接待了我們。她比較緊張，表示從來沒有受理過政黨的申請，還
說這事可能歸人大負責，她也不知道怎麼辦。我跟她介紹了我們的思
路、想法和情況，包括我的背景。她還是表示不知怎麼受理，並讓我
們去拿一些關於社團登記的資料。我們把申請資料留在了那裡。

那天早些時候，我已經把消息通過互聯網，向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
中心盧四清、中國人權、還有其他地方發送了。我也將《中國民主黨
章程草案》和其他資料的拷貝送給了其他有關部門。幾天過後沒有什
麼動靜。我問過，也沒有什麼反應。這期間陳立群、戚惠民、王榮
清、毛慶祥、朱虞夫、李錫安等79年參與民運的人也參加進來。以前
我跟他們有過接觸。

遞交組黨申請後，朱虞夫有一次在他家附近的街道散發傳單宣傳此
事，被警察拘留。我們通過各種渠道施加影響，要求警方釋放，後來
警方釋放了他，但要求我們不能散發傳單。6月29號，我被警察帶走，
他們要求我停止組黨活動。我告訴他們，我們按照中國現行法律程序
走。他們無奈，放我回來。

後來我提議，在7月10日，把寧波、紹興、金華、溫州等地的朋友請
過來杭州一起喝茶，商討問題。很多朋友從外地趕來。7月9號日晚，
部分朋友在我們家吃飯。晚上9點多的時候，有人敲門，進來的是一
群便衣的警察。他們先把我帶走了，然後陸續帶走了其他人，還搜查
了我的家。我被帶下樓的時候，看到很多警車和穿制服的警察。我被
直接送到浙江省公安廳看守所。那一段時間，警方共抓捕了24個人。
我被長期關押後遭到逮捕，以後度過了一段漫長的牢獄生涯。

我雖然來到了美國，但目前為止，還有很多民主黨的同事被關押在監
獄裡，我不能做什麼，心裡很難受。雖然98年衝擊黨禁的活動失敗
了，我想，為了以後中國政黨政治的發展，我們需要深刻總結經驗教
訓，在現有的基礎上凝聚力量，為以後中國生長和發展出競爭性政黨
做好各種準備，實現中國社會的根本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