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6週年紀念日前夕，朋友問我今年準備寫點什麼。我說，從
1998年出獄後，我每年都要寫幾篇文章紀念「6．4」，但是今年我有
種被掏空的感覺，真的不知道該寫點什麼。老實說，我現在累了，我
只想回到故國，回到雖然貧窮但是溫馨的家，擁著愛人和孩子，長睡
到天明。朋友說：「為什麼不寫寫你的流亡生活呢？你今天的流亡其
實也是『6．4』的一部分。再說，你的流亡也不是孤立的個案，它是
一個群體無法拒絕的生活狀態啊！」

「6．4」後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被迫流亡他國的流亡者名單上，光是
著名人物就有幾十個。但是，我的流亡生活並非無法拒絕：如果不是
害怕坐牢的話，我完全不用過現在這種既漂泊不定、又擔驚受怕的生
活。我在出獄不久就愛上了一位漂亮而且心地善良的女孩，而閃電般
結了婚。第2年我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這種雖然平凡但卻妻賢子
慧的生活，對於飽受牢獄折磨的我來說，簡直就是神仙般的幸福生活
了。我滿足於這樣的生活，以為下半生可以這樣平平淡淡地度過。但
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黨國的鷹犬們不知是閒得無聊想找點事做、還
是我確實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從1999年起，他們就開始不斷地找我
的麻煩，讓我過不得平靜的生活。

當然，如果那些朋友們僅僅是騷擾一下我平靜的生活，我還不至於必
須流亡他國。2002年12月5日，歐陽懿被成都警方逮捕，隨即被判處2
年徒刑。我與他有過這樣一個約定：為了減少損失並保持工作的連續
性，當他站到前台時，我最好隱在幕後，但是一旦他出事了，我一定
要站出來。老實說，他被捕後我並未站出來擔任四川民運人士的發言
人。為了個人得失，我當了一次可恥的逃兵。但是，我畢竟還有最後
一點義氣。為了營救歐陽懿，我一方面隨時將有關他的消息發到外面
的世界，引起外界關注；另一方面積極籌錢為他請律師，給他法律上
的幫助。我做的這些事情純粹只是基於個人友誼，與政治完全沒有關
係。即便如此，我的行為仍然激怒了當局。2003年3月，我戶口所在
地的派出所所長帶領3名警員（該所共有6名警員），開著警車將我從
公司帶走。他們警告我，如果我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等著
我的就是監獄了。說實話，我有點害怕了。我不能坐以待斃。正好有
朋友在越南新開了一家廣告公司，邀請我出任高級主管。我在申請護
照未果的情況下，不得不偷渡越南，開始我的流亡生活。

但是越南並不是我的天堂。從中共集權逃亡到越共集權，如同從虎穴
到狼窟，不同之處只是恐懼的對象變了。我流亡越南，當然是害怕受
到政治迫害。但是，如果不是朋友許以高級管理的職位，我也不會毅
然出走。不過，當我歷經千辛萬苦抵達河內後，一切都變了。由於我
沒有合法身分，當初力邀我赴越的朋友不敢留我在公司。我只能靠朋
友接濟，過著東躲西藏的日子。另外，越南推行一種讓老百姓相互監
視的聯防制度，只要稍微不慎，我偷渡者的身分就可能被發現。那樣
的話，我的結局只有兩個：一是被遣送回國坐牢，一是在越南坐牢。
回國坐牢猶可活，在越南坐牢就只有死路一條。我知道，當我一腳跨
過中、越國境線時，監獄已注定是我最終的歸宿。由於我對監獄的恐
懼，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延緩那一天的到來。我生活在日復一日的
恐懼中，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何時才是盡頭。

在越南流亡1年半了，往日的豪情早已消磨殆盡。我現在只有最後一
個夢想：有一本證明我身分的護照。去年，妻子帶著3歲的兒子來看
我。一次，兒子拿出護照對我說：「爸爸，你看我的護照！」我的眼
淚一下就流了出來。那一刻我竟對兒子充滿了妒嫉。也許3歲的兒子
還不明白護照對於旅居國外者的重要意義。但是我明白，因為我沒有
這樣一份看似人人都應該擁有的身分文件，我可能會永遠漂泊下去，
直至生命的盡頭。

我不知道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一份沒有思想的文件，哪一個更能證明我
自己。我希望好好地活下去，也希望有一本人人都應該擁有的護照。
祖國啊！我的這點小小的要求過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