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在談到柏拉圖的《國家篇》時曾有這樣一句話﹕「柏拉圖認為詩
歌是有害的，而我則認為拿破侖的工作是有害的。」詩歌的害處在哪
兒？我想一定是詩人們讚美絢麗的朝陽卻不把它比做領袖，渲染瑰麗
的晚霞卻把它說成是政府。即使不全都如此，那也是因為他們把大海
描繪得太藍，把姑娘營造得太美，使人們對美有太多的分辨能力，而
不像柏拉圖老頭手指頭下的《理想國》。那裡的臣民都在忙著高舉柏
拉圖的偉大旗幟，奔向永恆。這樣一來我就只能同意羅素的說法，尾
隨在詩人的後面，而不是拿著一支槍跟拿破侖走。因為我喜歡姑娘和
那沁人心肺、流遍全身的海風。當然這得在一個沒有漂著塑料袋、衛
生紙和屎橛子的海灘。為此，我不惜帶著冒犯拿破侖的危險。

如果說在詩人和拿破侖之間我還要考慮選擇的話，那麼柏拉圖的理想
國我是連考慮也不考慮的，就是不去。因為我知道，即使我不寫詩，
他也會把我當成異類。

慶幸的是，這位老人早已駕鶴西歸了。可是他的衣缽傳給誰了，我卻
搞不清；但有一點我敢肯定，決不僅僅是傳承至公元6世紀的羅馬。

不過《理想國》不是柏老頭的專利。我們的老祖宗也有「大同」。只
不過我們的「大同」在國外名氣不大，更為謙和和缺少軍事化；可是
在滅絕人性方面決不輸給他們，況且在治理國政方面也更講究「方
法」。就拿我們的仁政代表周公來說吧。他雖然沒建成大同，也是在
努力完善「大同」的初級階段，並明確指出該怎樣去聯繫實際，切實
搞好周王朝的穩定。當時領導人姬胡的政令讓百姓無法忍受。於是民
間議論紛紛。姬胡當然不喜歡言論自由，便使用智囊團與安全人員合
二為一的人物，建立了類似秘密警察的組織。當時他們的身分叫「
巫」。這些人的作用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洞察民間思想，以便把不良的
傾向消滅在萌芽狀態。如果在前蘇聯解決言論自由的方式是把索爾仁
尼琴稱之為「蠑螈」的人物都請到西伯利亞去「做客」的話，姬胡則
採取更果斷的措施，讓說話人的腦袋不再在他們自己的脖子上。這個
結果則是老百姓走在大街上都相互滿懷愁恨、悲憤地相互望望，以代
替千言萬語。這時召公的言辭語重心長、充滿哲理。他說﹕「防止言
論自由，好比治理大江、大河以及一切滔滔不息的洪水，需要小心謹
慎。你要築上鋼鐵長堤，一旦決口就會把我們更多的生命獻給人民的
洪水，所以水得讓它有限地流，話得讓它有限地說。」當然，這是以
堅持「周禮」的思想為基礎的。

自古以來，這個被當做「民為貴」的例子，被捧在儒者們手裡頌揚了
幾千年。在這個制度中，說百姓是有害的大都有二種說法﹕第一，
「民窮起盜心」，盜也可能是偷，也可能是搶，在一個王朝如一個老
人衰弱下去的時候，普通的平民就只好放棄他們的道德和法制觀念去
維持自己草芥一樣的生命；第二，「等死亦死，舉大計亦死，死國可
乎。」這是上述情況發展到最後的階段了。鋌而走險的前提大都已經
或徹底走頭無路了。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並不是有害的，更不是那個
社會動蕩的根源。有害的應該是那個制度以及維護那個制度的人。他
們只是病根兒。就像上面那個例子，洪水是有害的，但不是老百姓的
嘴，如果非要找出一個形像來比做洪水的話，姬胡和他的政府到是應
該當仁不讓的。

我想得出一個結論﹕有害的總是拿破侖和他的制度，而不是詩人們與
他們的聽眾。當然，在拿破侖唱詩班裡，給他唱讚美詩的那些詩人，
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