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這是唐朝詩人杜甫在1,000多年以
前對農民的寫照。杜甫的偉大不僅在於用辭形象，更因他那關切農民
悲苦命運的深厚情感。

1,000多年以後的今天，面對農村人慘淡的生活現實，稍有惻隱之心
的人，都會對農民階層的命運產生同樣的感受。

《南方週末》2000年4月21日24版有一段圖文素寫，飽含著記者的良
心。

甘肅岷縣，車換生一家有4口人，妻子包明珍和兩個兒子，一個9歲，
一個3歲。他家住在岷縣寺溝鄉紙房村6社，有一畝承包地，5分種馬
鈴薯，5分種小麥。種馬鈴薯的5分地一年大概能收600斤，種小麥的
5分地一年大概能收150斤（施化肥能收200斤；可他家買不起化
肥）。150斤小麥留30斤作種，餘下的還夠全家人吃1個月；600斤馬
鈴薯留100斤作種，餘下的約夠全家吃2個月。除了這些，車換生拉架
子車每年還能收入300元左右。這就是西部一家農民的溫飽狀態

中共建政以來，曾一度將農民的「政治地位」捧上天，甚而擺到很高
尚的位子上──城裡人要下鄉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雖然農民兄弟
們歷經了50年代的資產充公、60年代的餓殍遍野、和70年代的逃荒要
飯，但還是發自內心感謝共產黨給了他們種種高帽子。

尤其是鄧小平把原來屬於農民的土地歸還給他們去耕種時，中國的數
億農民便虔誠地拜他為恩人了。雖然土地承包從鳳陽小崗的農民冒生
命危險簽字畫押而始。但鄧小平終究順應了民意，聽了萬里與趙紫陽
的。因此才有所謂「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如上種種，中國的農民好欺乎？好騙乎？

善於玩弄權術的歷代執政者們，千百年來實施著一以貫之的愚民政
策，灌輸著無盡的愚民意識。反過來，他們還厚著臉皮，大言不慚地
告誡世人﹕農民愚蒙，需要教育、需要開化。

毛澤東年輕時搞農民運動，將農民吹捧成創造歷史的英雄，利用無數
農民的生命，奪取了政權，一俟入主紅牆，又一刻不停地把農民拋入
中國社會最低層的經濟地位上。

當然，他主觀上有些讓農民翻身的意思；客觀上，卻成了農民的天敵
──專制者。

跨世紀之際，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先生說過一段話，中國如果不儘
快縮小東西部差距、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中國社會將後患無窮。

這三大差距中的「西部」、「鄉」、「貧」三個概念的主要載體，不
出乎兩個字──農民。

前邊提到的甘肅農民車換生，32歲，全家的財產只有3間土房、1輛架
子車、1頭豬崽、1床棉被、30斤小麥種和1袋化肥袋裝的洋芋。今天
給雇主拉藥材掙了2元錢，他說運氣真好。

妻子包明珍沒有鏡子，想看自己的時候，便瞅瞅牆上的鏡框。那裡面
有她做姑娘時的照片。包明珍說，現在自己與照片上的一點都不像
了。她喜歡原先照片上的樣子。

包明珍會做一手絕好的麵食。但她很少有顯身手的機會。家裡更多的
是一天三頓的洋芋湯。

已快是麥子揚花的時節了，高原上午的陽光很燦爛，有時甚至照得人
睜不開眼睛。包明珍還不到30歲，沒病的時候臉上會顯出青春的氣
息，甚至還有幾分嫵媚，但更多的時候臉上總蒙著一層土灰色。

西部那麼落後，農民這樣窮，是因為他們不夠勤勞嗎？是因為他們不
願動腦筋嗎？亦或如千年之前的陳勝所憤憤不平地──「王候將相寧
有種乎？」

顯然都不是！真正根源在於農民從來就沒有擁有過自己真正的社會權
力和政治地位，從來就沒有擁有過自我教育的物質條件，更沒有擁有
過說話算數的政治機會。

朱鎔基總理想做點實事，搞糧食改革，試圖盤活糧食流通體制，救救
農民。到頭來，他觸動了龐大的「糧耗子」官僚體系，遭到千撓百
阻，終以糧改政策失敗告結束。這一折騰，又苦了農民。糧價不但未
升反降。98、99兩年，農民辛辛苦苦種糧食，有了好收成，反要陪錢
──真是苦不堪言！

農民沒有屬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和經營權力，進入市場裡，糧價國家控
制，種糧的生產資料也由國家控制價格，糧價很底，原料很貴，剪刀
差一張，便要了農民命。

舉世無有的白條子，壓滿了農民的箱子底。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可以
用白條子與農民交易。

農民就像為漁民捕魚的鷹隼，或者像自己豢養的老黃牛一樣，只有為
別人收獲的權利。

種地不掙錢，生活艱難，又談何教育。

《南方週末》寫道﹕1988年的時候，車換生上過掃盲班，至今仍保存
著那本掃盲課本，用一層硬硬的黃色塑料布包著。車換生幾乎能認識
裡邊所有的字，還能流利背誦出課本裡的不少句子﹕「陽光普照，富
民政策好；芝麻開花，生活節節高」、「發展生產，講究吃穿用，告
別貧窮，甩掉落後帽」等等。

鄰居家的孩子車情蘭五年級沒畢業，就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了，只好
經常到車換生家讓他教識字。每次車換生都教得異常認真，臉上還洋
溢出少有的笑意。

可憐天下父母心，即使在農村也如此！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
上大學？哪怕是高中畢業？可這愈來愈貴的學費從何而來呢？

雖說是社會主義中國，但已沒有了免費的學校。

希望小學似乎搞得很熱鬧，可誰心裡不明白﹕這又是統治者沽名釣譽
的手腕罷了。

塗脂抹粉也罷，杯水車薪也罷，從根本上不改變農民的經濟地位，一
切行為都是本末倒置，費盡善良人的錢財建起的希望教學樓，終究要
空蕩下去。

40歲以上的農民自認倒霉。他們趕上文化大革命。正如此，他們對後
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裡人遠不能體味到的。

在今天，有多少身為農民的父母心裡流著淚水，望著失學的兒女，卻
無可奈何呀！

再看農民的政治權力。村民自治、村民海選，在媒體上也熱鬧了一陣
子，很快又悄無聲息。農民的民主權力猶如逢年過節擺出點綴街頭的
鮮花盆景，過完節便收回。海選，一萬個村裡，有幾個能實施？村民
自治，僅是一頂漂亮的高帽子而已。

的確，農民往往搞不清朱鎔基、江澤民誰是主席、誰是總理。大多數
農民並不知道自己的省長是誰、縣長叫什麼名字。村長、村支書、村
幹部，作為農民的直接上司，農民心裡最明晰吧。但他們眼睜睜地看
著這些土地爺們胡吃亂花、假公濟私的行為，又能怎樣呢？自古以來
的官官相護定律，誰人不知！這些村官背後官場之中，上下左右之間
的利益紐帶，誰能衝得破呢？

十個村九個告，但贏的真是鳳毛麟角。民告官──難於上青天。

農民逃離土地，奔向城市，試圖選擇其它生存機會，命運又如何？

在城市裡，挖地溝的是農民，修馬路的是農民，蓋大樓的是農民，運
糧賣菜的也是農民，掃馬路搬拉圾的還是農民……，但城市依然強烈
地排斥農民，將他們看作過街老鼠。

王秀芳是一個聰明美麗的農村姑娘。她與十幾個姊妹一起在中關村一
家電子公司打工。她們的工作是完成電子線圈的纏繞。每個計費5分
錢，加班加點地幹，她們每天纏繞數以千計的線圈，一個月工資達
1,300多元，但發到手裡的只有5、600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做為
工資發給那些北京的正式職工。而這些正式職工，幾乎是都不幹活
的。這就是所謂外地人養活著北京人。就是這樣一個受盡剝削的工
作，王秀芳也已經幹了5年。剛20歲出頭的她已經駝背。她心裡還在
慶幸──許多打工的人，有時還白幹1年，1分錢也拿不到呢！

城裡的農民經濟上受剝削，政治權利更無從談起。除了政府的種種限
制，農民的人權在城裡受到肆意剝奪。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
上，進了城的農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國公民，低人三等。

50年國慶時，北京警察與聯防隊員一次查暫住證，不久，便抓了一車
外地農民。這些沒有暫住證的外地農民，像一群綿羊一樣，蹲在警車
裡發抖。這時，警察又攔住一個農民樣的外地人。此人拿出了暫住
證。一恍間，警察將其暫住證撕得粉碎，略帶嘲笑地問﹕「你還有暫
住證嗎？」這個農民目瞪口呆，還未醒悟之間，已被像狗一樣拎上了
警車。

此農民可憐乎？可悲乎？

我身為農民的後代，每每親歷一次次農民遭難的事實，心底深處往往
禁不住地生出種種悲愴。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中國農民都是最受剝削的階層。不但是
經濟領域，包括政治領域、文化領域裡，中國農民都是倍受歧視的群
體。不管是在貧瘠的土地上、還是在繁華的城市裡，中國農民都沒有
選擇生存權利的餘地。

循環輪迴的歷史總給人們一個明示﹕也許是天生的性格軟弱，也許是
力量積蓄中的沈默，中國農民只有走逼上梁山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