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5．4」，想忘也忘不了。

中國學者朱學勤在去年寫了一篇紀念「5．4」的文章﹕《五四以後的
兩個精神病灶》。文章說:「新文化運動的斷裂、五四之後的以俄為
師、知識界兩次大規模左傾，縈縈大端，卻都與（「5．4」的）這兩
個精神病灶直接相關。今年是本世紀最後一個五四紀念，再不清理，
則可能將病症帶入二十一世紀。」

我讚賞朱先生這一見解。文章開頭「想忘」的東西，就是因為朱文所
說的「5．4」兩個精神病灶﹕一個是民粹主義，一個是病態民族主
義。它們既然是「病灶」，有什麼可懷念、可弘揚的呢？或者說，每
年全國上下興師動眾、把它作為一個國家節日來紀念的，居然是「病
灶」，如社會的潰瘍、民族的腫瘤，這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所以最
好還是忘掉的好。

但是忘不掉，給寒江雪的《『五．四』的負面作用》一文提醒了。醒
來才知道我們還欠「5．4」一頓批，不批不完。必須繼續清理百年功
罪，把被革命黨人混淆的20世紀歷史重新認識、重新解讀。當然寒先
生並不是要肯定「5．4」，而是想指出其負面影響。這比中共的教科
書進了一步，但還不夠。

寒文說，「與中共對其它歷史事件的抹黑和篡改相比，它對『5．4』
的評語卻也符合事實。」這就值得多說幾句。中共對「5．4」的評語
是什麼？寒文提到的三條，是中共所謂「5．4」的意義和作用。其實
更重要的評議是另外兩點，一曰﹕「5．4」是愛國主義的，二曰﹕
「5．4」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條規定了「5．4」的性質。

本篇先討論「5．4」是不是愛國？

我們願意接受這樣的假設，即，參加「5．4」事件的那些學生，他們
的願望都是愛國的，都希望國家富強。但是還不能就此說他們就是愛
國學生，因為有願望並不一定有行為和效果。

當時北京3,000餘名無疑想愛國的學生，為了抗議巴黎和會的外交失
敗，走上了街頭示威、遊行。他們的口號主要是「廢除21條」、「懲
辦賣國賊」。

這「21條」，可能如寒文所說，除第五條外其餘都是既成事實。「21
條」真是中國吃虧嗎？我們現在都很難確定。因為，這還涉及其它問
題。比如作為交換，日本給當時的中國政府多少好處呢？這些好處，
可能是一大筆貸款，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是不是必需呢？兩相比較是
否值得呢？這些問題都不是缺乏專業知識的一般老百姓能了解和能判
斷的。如果把「21條」拿到今天來審視，可能覺得改革開放的步子邁
得還不夠大；如果大連延長借給日本99年，我們不久又有第2個香港可
以收回。

至於「懲辦賣國賊」更玄了﹕誰是賣國賊呢？又問，國家可被出賣
嗎？曹汝霖他們代表政府談判，至今沒有證據可以說他們故意或過失
地損害了國家利益。中國總是有民眾不理解「21條」。因為，他們不
願意拋棄天朝上國的夢、不願意面對這樣的事實﹕中國十九世紀以來
已成弱國。他們也不願意接受弱國變強國的唯一途徑，就是忍，忍不
住也得忍，也得韜光養晦。弱國無外交，要外交，就換個「21條」。

以張國燾為頭的學生們忍不住了，所以他們去火燒曹家樓、痛打章宗
祥，以此向政府施壓，干擾外交，損害國家形像，釀成一時社會動
亂。如果這也是愛國，就不知愛的是哪一個國？

「5．4」事件是愛國的，辦義學的武訓和戊戌變法的光緒皇帝只能去
賣國了。這都是革命黨人的邏輯。

台灣史家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中有一段說﹕「世界大戰告終，
和會行將開始之時，列名戰勝國的中國，上下欣喜，知識份子尤為興
高采烈，全國學校放假三日，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提燈遊行，
滿街旌旗，鼓樂喧闐，歡呼入雲……未及三月，巴黎的惡耗連續傳
來，有如當頭一棒，天旋地轉，青年學生尤為憤慨，以至演成五四的
北京示威運動。」

這就是「5．4」的真實原因﹕極度的自我良好感覺在同現實碰撞後，
往往導致情緒化的怨天尤人。

由此想到，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自知之明，無論對個人還是對
國家都是不容易的。沒有或欠缺清醒頭腦的人們，他們有資格「愛
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