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共國務院1999年12月28日第24次常務會議上作出的決定，新華
社香港分社（簡稱「港分社」）日前改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原正、副社長亦改名為中
聯辦正、副主任；同時，北京還宣佈任命原廣東省委副書記高祀仁和
建設部副部長鄭坤生為中聯辦副主任，使副主任人數由5人增至7人。

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角色

此事所以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廣泛注意，就在於港分社長期以來充當著
神秘而奇特的角色。也許可以這麼說，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香
港形形色色的工運、左派運動、艱苦而漫長的回歸談判以及中資力量
在港崛起、膨脹等等，都與該社的政治運作有關。曾幾何時，該社還
是中共開展對台鬥爭、統戰的得力工具，集政治領導、擴張經濟、搜
集情報為一體，亦是港英政府的主要對手。

換言之，港分社從誕生的那天起，便沒有履行過所謂通訊社的職責，
而是擔負著遠比通訊社更為重要的「香港工委」特殊職能，亦即北京
駐港的最高工作機構。於是，這個名為「新華社香港分社」實為「地
下黨組織」的機構，便被人稱為「大新華社」。至於從事新聞業務的
「通訊社」，不過是其體制之下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附屬部門，俗稱為
「小新華社」。而今將「新華社香港分社」易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應算是揭開面紗顯露「廬
山真面目」。

這是因為香港回歸後，港分社就面臨一個「名實相符」的問題。真正
意義上的新華社創建於1931年「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一個注重
「赤色宣傳」的較為單純的新聞機構。1949年10月1日以後，該社升
格為「國家通訊社」，並先後在世界設立100多家分社。然而此「分
社」非彼「分社」。

回歸之前沿用這個名稱，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和政治制約，回歸後情
況已發生變化。作為中央授權機構，工作上需要密切聯繫各界，再以
一個通訊社的名義出現，顯然名實不符；「名不正則言不順」，反而
容易令人產生誤解以至諸多不必要的臆猜，特別是一些外國人士更不
好理解。各界人士紛紛提出建議，要求恢復港分社的本來面目或者更
改名稱。「聯絡辦」應運而生，也是順應民意和還原真實。

在過去一段日子，港人對港分社的評價普遍欠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是該社領導人思想僵化、極左，為香港製造了許多麻煩。例如﹕
（一）60年代受「文化大革命」影響，發起血色暴動，令港人恐懼；
（二）回歸前在過渡期內，因與港英政府明爭暗鬥，以致在團結香港
各界人士方面，採取了「寧左勿右」的做法；（三）回歸前，「中」
方陣營內除傳統左派外，充斥著「忽然愛國」的政治投機者，「親
中」一詞變成了貶詞；（四）民主黨派常常受到排斥，許多獨立的、
在社會上素有名望的人士，也因意見與北京相背而被拒諸新華社門
外。再加上前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被迫出走事件，以及前副社長鄭華因
涉經濟貪汙案潛逃美國事件，人們不僅認為該社比北京還要「左」三
分，而且還是藏污納垢的地方。

變臉後的中聯辦﹕領導而非聯絡

港分社這麼一個不倫不類的「歷史產物」，成立於1947年5月。第一
任社長為「紅色外交家」喬冠華（在「四人幫」時代紅極一時，曾任
中共外交部長）。在最初的一段時間內，該社處於蟄伏狀態，直到中
共建政以後才逐步顯露崢嶸。後來在英國政府的默許下，該社更以
「中共中央駐港代表機構」的身分，與港英政府進行許多外交或準外
交的接觸。

「新華社香港分社」得以用「通訊社」身分去執行「北京駐港代表機
構」的政治職能，確實經歷了一個過程。50年代初，北京當局向英國
提出要求，希望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但英國擔心這樣會
造成「中」英兩個權力中心，影響其統治利益，反建議北京在港設立
一個「總領事館」之類的「外交機構」，然而被時任中共總理的周恩
來斷然拒絕，認為這樣等於承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雙方為此糾纏
了約兩年，英國才於1952年正式承認以「民營通訊社」身分出現的
「新華社香港分社」，而該社事實上擁有「外交機構」的身分及對外
聯絡職能。

60年代後期，隨著香港形勢的變化以及與內地關係的發展，港英政府
遂委派政治顧問負責與港分社保持經常性聯繫。1978年9月30日，該
社舉行國慶招待會，第25任港督麥理浩應邀參加。自此成為慣例，其
後歷任港督每年都出席該社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一直延續到香港回歸
之前。

就官方的口徑而言，如今的「中聯辦」的職能與原港分社沒有本質區
別，但是更加具體而細緻，例如﹕（一）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二）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
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三）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文
化、體育等交流與合作，同時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四）處
理涉台事務；（五）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它事務。

由此觀之，「中聯辦」表面是「聯絡」，實際上還是「領導」。領導
的範圍比以前更大、更多。尤其是最後兩點，幾乎可以將「聯絡辦」
的權力無限延伸，並將特區政府覆蓋。這也是許多港人懷疑「聯絡
辦」會不會成為香港的第二個權力中心的原因。

此外，「中聯辦」還有一項任務沒有明說，即為「統一」台灣做出示
範。近年來，中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的思考之上。無論是北京津津樂道的「大國外交」還是「多極
理論」，抑或是「銀彈出擊」，都是在圍繞著壓縮台灣的外交空間打
轉。北京當局慘淡經營香港與澳門模式，以期影響台灣民心走向，自
然也就不會令人感到奇怪。

平心而論，香港回歸後港分社確實一改「太上皇」面目，在香港的工
作轉趨低調。如此姿態能否影響台灣的大陸政策暫且不論，但對於香
港繼續維持自由體制的客觀效果還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必需指出，這
樣做還很不夠，要想發揮「橋梁」與「示範」作用，「中聯辦」必須
排除過去新華社的左的思潮，把聯絡溝通的大門敞開，設法容納各種
不同政見的港人，認真聆聽社會各界不同的聲音，盡力協助他們解決
在內地遇到的各種問題和困難。唯其如此，才能建立外界對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