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東風下課！」「徐根寶下課！」「戚務生下課！」「霍頓下
課！」「王俊生下課！」「下課！下課！」──這些激昂的、響遍全
國的聲音可以說是中國足球改革6年以來，最響亮、也最有價值的。
如果沒有足球，不知道要到哪一年，中國的老百姓們才敢對著這些自
稱「國家幹部」（原中國足球隊主教練戚務生語）的大人物們喊出這
種聲音。足球給了他們膽略、激情、參與的意識和負責的精神。這一
切可能是足球改革的決策者所沒有想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充滿地方語言色彩的「下課」聲，之所以能傳遍全
中國，乃是得益於在足球報導領域存在如《足球報》、《體壇週
報》、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足球之夜》等許許多多自由的足球媒體。
這些媒體在足球報導這一領域，開中國新聞報導自由之先河，為喚醒
沈睡的中國新聞自由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
局面，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因為那些足球改革的決策者知道，足球改革需要觀眾，因為只有有了
觀眾，足球才會有市場，只有有了市場，足球才可能存在和發展。他
們同樣知道，這一切只有在媒體的自由參與下才可能得到保證，因為
球迷可以從電視中看到他們想看卻無法到現場去看的比賽、從報紙上
聽到卻未聽到的比賽評論。這樣才可以保證球迷們對足球保持一種持
久的熱愛。而足球評論則促使那些球迷甚至門外漢們對足球更加狂
熱。當然，這種境況可能還要得益於決策者們可能有「足球離政治很
遠」的意識，所以足球才可以成為大眾發洩的對象，而有關足球的媒
體，也才可以躲開「報禁」的限制而成為中國大陸真正自由的、能抒
發大眾感情的媒體。

但是，足球媒體天生有自己的生存環境和手段。它不僅要轉播球賽，
不僅要告訴大眾誰是某一場比賽的勝者，它還要把鏡頭對準比賽中發
生的每一個問題，向大眾闡明自己對比賽的看法。同時，它還要就比
賽中的一些問題去質問我們那些足球改革的決策者：請問這怎麼解
釋？以顯示其對足球的關心、愛護，對破壞足球長遠發展之行為的譴
責。因為它自己要想生存，就與足球一樣，需要觀眾、需要讀者；而
上述一系列手段正是其招徠觀眾、吸引讀者的精華所在。所以，足球
媒體從一開始對足球的介入就有著獨立和自由的意味，不會成為官僚
機構的附庸，因而必將成為監督足球改革的主導力量。也許這一點最
為中國的足球改革決策者們所不曾想到，但也是足球改革的決策者們
最無法左右的。

所以，我不會奇怪《足球報》懸賞百萬巨獎獎勵拒絕行賄的裁判，而
且聲明願意為中國足協進行有關假球案的調查贊助現代調查工具──
測謊器！而《中國青年報》體育記者畢熙東先生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
台的採訪時更直指現任中國足協不配領導中國足球的改革。當然，作
為官僚機構的一個組成，足球改革的決策者們其實很不願、也不習慣
面對一個自由的、無所顧忌的媒體。所以，幾年來我們在中國足協和
各足球媒體之間看到的多是矛盾和對抗，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辭。如前
年中國足協面對媒體對雲南紅塔與陜西國力的比賽中存在的問題而進
行的追蹤報導甚為惱怒。他們氣急敗壞地指責媒體是在肆意炒作。但
當中國足協體會到媒體的存在是一個無法拒絕的現實，而且必需在它
的監督下進行各種運作的問題後，我們看到了這個官僚機構最無可奈
何、也是最積極的一個變化，即在發生了1999年末甲Ａ聯賽最後一輪
前衛寰島隊與瀋陽海獅隊踢出被全場觀眾激憤的「假球！」聲所淹沒
的戲劇性比賽後，被迫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的中國足協，竟然主動要
求媒體全程跟隨採訪，以避免因調查過程的黑箱操作而使民眾不接受
其未來形成的調查和處理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