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有些觀點乃至心理可以說是根深蒂固。60年代，您要是問紅衛兵
小將一句神的有無，那可是九死一生的絕問。這情形要是挪到中世紀
的歐洲，那也是一生九死而已。用國人發明的詞彙叫做「樸素的階級
感情」──唯其樸素，方為原始。在神的問題上，有神論、無神論根
本不是問題的關鍵。有時這人就是需要一個上帝。他沒現成的，也會
造出一個來。摩西找上帝刻十戒沒了人影，希伯萊人就拉出頭金牛來
拜──這是有神論者的例子。村裡老爺老婆還在拜菩薩。他們的後代
紅衛兵小將卻打倒了一切，最後包括他們自己。別，他們還有的拜
──毛兒席照得心裡透亮。拜活人在必要時也成──這是無神論者的
例子。

可見，那最神聖的不一定叫上帝。一種心理需要使然。

迷信不？別那麼負面。

一個問題，沒有一個民族宗教，有沒有國家自然地產生？考古好像還
沒有如此歷史的證據。最新的國家代表大概可以舉美國為例。那時五
月花帶來了新移民──清一色的上帝的信徒。在宗教包裝下的道德束
縛加之人種的親和，使這些本身毫無拘束的活生生的個體由村落到州
縣地不斷擴張之，而最後成為聯邦美國。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宗教的
單一性，會否有今日的美國？

如果考察一下每個文明的歷史，有一個共通的特點。每一民族的原點
都是在神的照顧下發展起來的。唯物論者說，這是因為人類面對大自
然的軟弱──神是民族存在的一個不相關的結果。我以為這有失於膚
淺。歷史的觀察完全可以反過來：正因為有了神這個凝聚力，一個民
族才有可能成為凝聚的一體、而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生存下來。民族
的誕生和發展離開不了宗教。

也許，中國是一個例外？老祖宗的原點雖然也是某種圖騰崇拜，但除
了女媧、大禹的神話，儒家的道德說教簡直稱不得什麼宗教。那麼是
否中國就沒有了神？否。我們國人比蠻子偉大一些。他們現實得只是
在形式上拜一拜至聖先師或是老君菩薩，真拜的其實是活人。這樣說
來，中國人其實一點創意也沒有。其言其行和世人有著共通的規律。
在極樂世界，人說那是「君權神授」；在中土，老祖宗說是換了個詞
叫「天子臨朝」；我們當代有中國特色的說法是「法德蘭（註：鬼子
話Fatherland）」──其實都是一個意思，一個特定時期特定的需
要。國人需要一個神，來凝聚他們對自己起源的定位。

於是我們總是有一個主子。他昨天叫天子，今天是「法德蘭」，後天
恐怕是總統吧？反正是無比神聖。在神聖中，他們忘掉了自己還是人
類。

什麼是宗教，難道還不明白？

在封、資、修掃地出門的年代，老毛駕幸韶山沖的一間小廟，可是黃
鶴已去，哪來的鳥鳴呢？老人家嘆道，老百姓還是需要一個菩薩的，
有病有災時拜一拜，有時病就好了。

菩薩倒了，老毛死了，可是法輪功李老師現世了！

兄弟領教了近日來來自某些大陸文人對法輪功的「偽科學」性的批
判。用真、偽科學評判法輪功，好比蘋果和柑橘的對比。對法輪功的
「偽科學」性的批判，得到的回答多是練功者的內心體驗的描寫。一
個在說之以「真」，而一個答之以「信」。這種批判於是成了不著邊
際的遊戲。言及「信」，就超出了科學的範疇；因為科學者，不講
「信」，故批之沒有意義。可惜的是科學還不能對人的心理進行分子
水平的理解和控制，科學對「信」的批判，就永遠無效。西人有古
語，說是把上帝的還給上帝，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咱平頭百姓的話說
是雞要吃雞食，鴨要吃鴨飯。

至於正、邪之爭，就更無聊了。批評者大概都是正教中人，一口一個
邪教。既然是個個可以自立正宗了，自然都能認出「邪教」來。兄弟
佩服，兄弟佩服。

兄弟有機會見過原北京中國發展聯合會（中發聯）監委某女士。自稱
佛教徒。一開口就是人要有德、要清心寡欲、要入世成聖救世界（據
說是大乘佛法）。談起她和中發聯的工作，就談到他們可以輕易為反
貪收集到上萬簽名而成為會員。中國社會走到今天，無疑又面對新的
擾動，而社會的觸痛是現世的禮崩樂壞。法輪的應世而出並不奇怪﹕
如此世界，總要出個什麼罷！

於是，在「信」之下，才有了所謂「真」、所謂「善」、所謂「忍」
的對現世物質主義的反動。它已超出了氣功，超出了科學，而走進了
信仰的範疇。

新的信仰的出現並不可怕，只要在法律的框架下運作。超出法規的活
動是理應彈壓的。如果這一次政府能夠依法辦事，在良性互動中，也
許對歷史的發展不乏好處。而法輪功這種低檔粗糙的準宗教活動，也
許能在權利的爭取和約束的互動中，自我教育，從它的義和團模式脫
胎換骨出來。

當然，這是書生之見，胡說胡聽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