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晚上，副總領事返回領事館，告訴我﹕「我剛剛接到莫斯科發
來的傳真。聯合國難民事務最高委員會的特派員今晚到海參崴。他明
天一早將來領事館，對你的事進行甄別和登記。」

我雖給聯合國難民事務最高委員會寫信，但我只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
寫的。沒想到他們真地派人來了，而且來得竟這麼快，讓我感到既興
奮又驚訝。

6月10日上午10點多鐘，在總領事辦公室聯合國特派員對我進行問
話，仍由領事館官員唐娜小姐臨時擔任翻譯。

聯合國特派員首先自我介紹道﹕「聯合國難民事務最高委員會收到了
你的信。他們派我前來工作。我需要問你一些問題，然後我根據你回
答的問題填寫一份表格。這份表格和其它附加的文件將送給聯合國難
民事務最高委員會總部。如果得到他們的批准，你將轉為聯合國的難
民。」

我告訴他我理解這些事。

聯合國特派員讓我講述我個人工作和生活的簡歷、我在中國從事政治
活動的經歷、我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情況、以及我逃出中國的經過。

聯合國特派員很希望多了解中國民主黨的情況。他問我﹕「中國民主
黨一共有多少成員？」

我回答﹕「在中國大陸比較公認的數字是有7,000多名骨幹成員。這
些成員的60%∼70%都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骨幹成員。」

聯合國特派員問﹕「你們如何統計黨員人數呢？你們的黨員都進行書
面登記嗎？」

我回答﹕「由於中國當局對中國民主黨進行殘酷的鎮壓，中國民主黨
的許多核心領導人都被逮捕關押和判處重刑，例如﹕徐文立、秦永敏
和王有才分別被判處13年、12年和11年的徒刑。如果我們對黨員進行
書面登記，這將成為中共警察鎮壓中國民主黨一般骨幹成員的證據。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對黨員進行書面登記。」

聯合國特派員問﹕「沒有進行黨員登記，你們如何確認誰是中國民主
黨的成員，又如何統計黨員的人數呢？」

我回答﹕「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大陸29個省、市和自治區都建立了地區
的黨部和籌委會；在每個省、市和自治區都形成一個有影響、有威望
和穩定的領袖群體；在全國範圍內大約有300多名領袖成員。任何人
如果要求加入中國民主黨，只需得到他們的承認就可以了。我剛才所
講的7,000名骨幹成員是得到大陸中國民主黨內部公認的估計數
字。」

我向他講述了幾個具體的事例來說明這一問題﹕

第一件事﹕在中國浙江省地方當局審判王有才時，我們僅從浙江省一
個省就動員了幾百人到法庭外進行強行抗議。因為這種抗議有可能被
逮捕判刑，所以每個參加抗議的人都冒著很大的風險。在如此惡劣的
政治環境下，我們能從一個省動員幾百個人進行抗議，可以想像中國
民主黨的實力了。

第2件事﹕中國民主黨浙江省籌委會創建之後，我正在做生意需要給
各個村子小商店送貨。因此，我曾騎摩托車跑過一百多個村子。村子
裡的小商店是農民比較聚集的地方。我藉機給農民講中國民主黨的
事。他們都說中國民主黨才是好人。我們全村人都願意加入中國民主
黨。但他們都表示害怕因加入中國民主黨而坐牢。

第3件事﹕在1998年11月份，中共當局審判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
的時候，法新社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民主敢死隊》。文章中
稱中國民主黨為中國民主敢死隊，並說中國民主黨將在工人和農民那
裡得到同情和支持。一旦中國開放黨禁，在一到兩年時間內，將有兩
億民眾加入中國民主黨。我告訴聯合國特派員﹕「我沒有辦法統計法
新社作出的將有兩億中國民眾加入中國民主黨的預測，但我相信他們
的預測。」

聯合國特派員與我談完話後，送我返回簽證廳。我指了指簽證廳對他
說﹕「我就住在這個房間已兩個多月了，一步都不能外出。我的處境
非常艱難，也非常危險，所以需要你們的緊急幫助。」

聯合國特派員﹕「一般情況我們審核一個案子需要一到3個月。不過
你的事情我們會按特急的事來辦。你放心好了。不會有太大問題
的。」

6月12日，聯合國特派員完成工作返回了莫斯科。

6月22日，副總領事告訴我﹕「聯合國難民事務最高委員會已批准了
你的政治避難申請。他們已給俄羅斯外交部發去了第1封信，要求俄
羅斯政府立即給你發放出境簽證。這是他們的第1步行動。如果俄羅
斯政府拒絕接受，他們還會採取第2步、第3步的行動。你的事在近期
內將會得到解決。」

我聽到這一消息，心裡生起無限的希望。我認為聯合國出面解決我的
問題，給中國和俄國都鋪下體面的下台階，中國政府應會有所讓步。

但出乎意料，幾個星期過去了，竟沒有任何音信。我不知聯合國難民
事務最高委員會已採取了多少步的行動。但很顯然，他們的各種努力
都沒有成功。副總領事不無感慨地對我說﹕「我從未遇到這麼複雜的
事、從未遇到這麼難解決的問題。我很難理解中國政府和俄國政府為
何對此事的態度這麼強硬？」

雖然我已成了聯合國的難民，但我仍然不得不靠美國領事館的保護。
我仍然一步也不能走出領事館。我仍然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