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偶然從某國電視台看到，有海外民運人士在談「文革」時，
聲稱他們當時已經在中國的某省建立了「民主政權」；這個政權的名
字就叫做「革命委員會」。外國人看得津津有味。而「過來」的中國
人卻不免一頭霧水。這大概就是所謂「人民文革」說的另一種翻版
吧！持這種觀點者，在領袖認同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總是更多地
傾向於毛澤東，而反感鄧小平。時至今日，鄧小平是否「走資派」的
問題似已無什討論的必要；但毛澤東究竟是「專制帝王」、還是「人
民代表」，卻仍然是一件會引起爭議的事情。

其實，從歷史上看，「專制帝王」與「人民代表」並不一定是矛盾的
一對。關鍵的問題在於﹕「專制帝王」代表哪一部份「人民群眾」。
任何政治家都知道，若不代表民意或聲稱代表民意，要奪取政權或維
持長久的統治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研究一個政治家是否具有「人民
代表」的本質時，更多的不是看他如何說，而是看他怎麼做。即他是
在哪些方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願望、照顧了人民的習
慣。看古代帝王如此，看現代的政治家亦如此。

王權與民眾的合作模式

近代歐洲擺脫「中世紀」黑暗的歷史表明，「第三等級」曾與王權結
盟，共同反對封建貴族和教權的勢力。但在中國，這卻是一個長期而
穩定的合作模式。

眾所週知，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古代國家是一個皇權
國家。其較歐洲社會更龐大的國家機器，是靠稅收供養的。而國家賦
稅的主要來源是自耕農。所以，自耕農穩定，國家才能穩定。兩者的
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受經濟規律的作用，每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
階段，在國家與農民之間，就會有地主、豪強和富商大賈一類「中間
階層」發育出來。他們或者把農民「籍沒」為奴隸，或者對社會財富
巧取豪奪，總之，是使原來國家可以得到的利益，落入了「中間層」
的腰包，而民眾則要面對雙重的剝削。對於農民來說，自然是剝削的
層次越少越好。所以，每當國家因減少收入而打擊「中間層」的時
候，它在客觀上也代表了農民的利益。

另外，在國家的象徵──帝王──和百姓之間，還隔著具體辦事的官
吏階層。他們也經常利用職務之便，榨取民間財富、欺壓平民百姓。
因而，每當帝王要重振朝綱、肅清吏治的時候，老百姓也會拍手稱
快。在這樣一種「天高皇帝遠」的社會結構中，百姓與帝王的直接矛
盾較少、較不尖銳，而與官吏階層的矛盾則非常直接。中國古代唯一
的一部替「造反者」立傳的文學作品《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
皇帝」，大概就是出於這種原因。

那麼，把這種模式運用來解釋毛澤東與民眾的關係是否合適呢？

在1949年以前，說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群眾，大概不會招來太多的異
議。因為在那個時代，社會分化為以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一
方的剝削與統治階級，和以農民、工人和城市貧民為另一方的被剝
削、被統治階級。蔣介石及其國民黨代表前者，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
代表後者。這是中外政治史所公認的事實。另外，共產黨打天下，靠
的也是「泥腿子」人民大眾。這也是沒有疑義的。那時，毛澤東與他
的黨並沒有這方面的分歧。所以，「毛澤東是否代表人民群眾」這個
問題，在1949年之前，可以排除在討論之外。

那麼，1949年以後，毛澤東作為一國的政治領袖，除了不代表人數極
少的、被打倒的階級以外，應該說，是代表「人民」的全體的。尤其
是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原
來的有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已經變化，階級的對立基本消失，而在理論
上，各級政權仍是「人民的政權」。所以，說毛澤東「代表了人民群
眾」，這句話已經失去了1949年以前的含義。它本身只意味著毛澤東
代表了「人民群眾中的某一部份」這一含義。

誰是「官僚主義者階級」？
　
那麼，毛澤東究竟在什麼問題上、代表的是哪一部份人民的利益和願
望的呢？

有人說，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前人在
研究這個問題時，最常用的思路，是把蘇聯出現「修正主義」的教訓
作為開端，認為毛從那時就開始注意到「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
人們還以他批評赫魯曉夫的確鑿言論作為佐證，把中國的「反修」運
動放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成敗」這個不著邊際的課題中進行考
量。這固然也是一種能自圓其說的解釋。但這類解釋有一個致命的缺
陷，就是它始終不能解釋誰是「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

眾所週知，「官僚主義者階級」是不關心人民疾苦、靠剝削人民為生
的權力階層。在現實的路線鬥爭中，以鄧子恢、彭德懷、劉少奇、鄧
小平為代表的「黨內走資派」，恰恰不是脫離了人民，而是（如王力
雄在《毛澤東與人間天堂》一文中所說）遷就了人民的自私自利與目
光短淺。與其說，他們是蘇式官僚體制在中國的象徵，不如說他們的
思路更像是被視為列寧主義「叛徒」的布哈林。而在這個問題上，認
了錯的毛澤東，顯然更像無視農民痛苦、強行推行集體化的「官僚主
義者」斯大林。而真正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農民最痛恨的「四
不清」幹部──，卻又遠非毛式「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所
以，說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是代表了人民大眾，看上去
未免有些牽強。

但是，是否就此可以斷言，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在毛澤東思想
中，只是一個曾經被他探索使用過、後來便棄之不用的概念呢？筆者
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不是一個孤立的概
念。它和反對「剪刀差」、「八級工資制」、官僚科層制、城鄉差
別、體腦差別，等等一系列步西方工業化過程後塵的「現代化」道路
的政治路線是一體的。列寧的實踐，解決了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到共產
主義社會之間的政治權力問題，但沒有解決社會道路問題。無產階級
專政的國家，是否仍然要通過「血淋淋」的剝奪農民的「原始資本積
累」道路，然後才在較高的生產力水平下進入社會主義，這仍是實驗
中的問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實驗，無非是想繞開隔絕著「農村公
社」和共產主義烏托邦之間的那個「卡夫丁峽谷」，尋找一條沒有痛
苦的、進入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一點，毛澤東在被「大躍進」假象蒙
騙、勝利衝昏頭腦時，已經表露無疑。務實的劉、鄧，對這一點顯然
是半信半疑的。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很難說誰是代表人民群眾的。也許，劉、鄧路
線代表和順應的是人民群眾自私自利、目光短淺的特徵；毛澤東則代
表和順應了人民群眾幻想烏托邦和激情浪漫、狂燥的習性，尤其是其
中、小知識份子的習性。劉、鄧是為他們的眼前著想；毛澤東是為他
們還沒有看見的將來著想。在「代表」人民方面，他們只是「各有千
秋」而已。

克利斯馬氣質與政治浪漫主義

但毛澤東的個性中，確實有「克利斯馬氣質」。他喜歡直接面對大
眾，並有能力直接駕御這頭「洪水猛獸」。他的「蔑視權威」的氣
概，很能迎合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好。在文革中，從廢除「師道尊
嚴」、砸爛規章制度、到摧毀等級特權，包括學校停課和免除考試，
都在一定社會階層和年齡層中大大受到歡迎。他反感現代國家官僚科
層制的煩瑣程序，更反感它們日益脫離群眾的傾向。在文革中，他點
名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
部」，迫使他們「為工農兵服務」。這確曾一度改善了農村的文化、
衛生和商品供應狀況。但在這同時，卻把城市生活幾乎變成一片荒
漠。他在鼓勵工農兵上大學，嘗試把農民變成科學家和詩人的時候，
卻廢除了幾乎整個知識階層的大腦，使其不能實施價值判斷功能，並
只在很小的範圍內實行認識功能。他在給鄉村小學教師寫信，給知識
青年寫信，批評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審訊犯人」的同時，容忍著更大
的社會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過土改、鎮反、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
的、最大的「人權欠債」運動。

因此，大體可以看出，與毛澤東在政治路線上代表「反現代化」思路
一致，他所代表的「人民」，在政治位勢上是處於社會底層，在智識
上處於中、小知識份子程度，在組織狀態上處於被整合程度較低的狀
態，在年齡上處於較年輕階段的廣大基層社會群眾。他們是被共產黨
封為的「統治階級」中的一部份，而絕非「被統治」和「被專政」的
階級一份子。他們或因對「主人公」地位，對「自由」、「平等」概
念抱有浪漫的期待，或因對「大工業」的現代社會缺乏心理準備，或
因制度原因和各種際遇與先天因素處於被壓抑狀態，他們期待著「奇
跡」的出現。而毛澤東就是可以改變他們命運的「大救星」，是他們
的宗教偶像，也就是「精神的鴉片煙」！

在爛熟的西方文明社會中，在沒有經歷過毛澤東製造的歷史災難的人
們那裡，毛澤東很容易成為青年心目中「獨行俠」式的「傳奇英
雄」。其行為，有的還可以為「後工業」和「後現代」社會理想提供
理論依據。在那裡，毛澤東只是某種抽象的理論符號而已。但在中國
國內卻不同，他與某種社會階層的關係一經確定，他的影響的浮現就
一定與相關政治訴求和存在的矛盾相聯繫。所以，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毛澤東這桿旗幟或遲或早都會被賦予新的含義。而在未來的階級
衝突中，他很可能再一次被利益失落的人群重新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