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受了「正常調動」的事實後，首先想到的是生存問題﹕住與
食。在原單位有食堂、有宿舍，還算寢食無憂。街道上能否提供食堂
與宿舍，我很擔憂。黨組織從政治上處罰我尚能忍受，寢食無著，決
難容忍。我向組織提出來，其答覆是﹕組織會妥善考慮。

11月我去區組織部報到。負責人同我略作談話後，將我打發去了街道
辦事處。我向辦事處主任提出寢食問題，他答﹕不必擔心。既然各級
領導都信誓旦旦，我也就不必擔心了。11月中旬，我正式報到。人和
行李到後，我才發現所謂不必擔心此後一直教我憂心忡忡。

先說住﹕我的居室就是辦事處院門傳達室的裡間──一個門窗油漆斑
駁、牆磚風蝕嚴重的三面透風的小屋。裡、外屋之間只有半堵牆相
隔，中間無門。也就是說，我的寢室是個誰都可以進來坐坐的公共場
所。這真叫我哭笑不得。一個人政治上犯了錯誤，難道連正常的生存
權利也給剝奪了？

為了給自己一個相對的私人空間，我只好自己動手，找了一個髒兮兮
的貯煤屋的門，又請了兩個好心人幫忙，找幾塊木頭，做了一個門
框，把個公共場所分隔出一個相對的私人空間。那個誰都可以一腳踹
開的門，給了我一點可以住下去的勇氣。我不敢想像，在那間每當有
車駛過就顫上幾顫的小屋裡，等待我的將是一種怎樣的境遇。

再說吃飯﹕辦事處沒有食堂，午飯還可以到附近的一家工廠去吃，早
晚兩餐只有自力更生，否則就餓肚皮。這樣一來，那個六平米的「房
間」既作臥室、又作廚房。我每天困難一大堆﹕白天頭疼吃飯，晚上
頭疼睡覺。我恍然大悟﹕接受組織的處分、服從組織的調動，我將面
臨一場脫胎換骨的考驗。1986年11月我因做夜班編輯及跑農村報導，
積勞成疾，患上乙型肝炎，並轉為慢性。我自知我經不起組織對我皮
肉上的考驗與折磨。我還想活下去。

緊隨而來的是取暖問題，北方的冬季，冷風刺骨，而我竟一個冬季沒
有取暖！

那個三面透風的小屋是沒有暖氣的。冬季取暖只有生爐火。我沒生過
爐火，怕弄不好會煤氣中毒。「組織」不在意我的生存權。我必須愛
惜自己。辦公樓裡有暖氣，而且，地下一層又有人住，但「組織」不
同意我去住。我只有同傳達室的收發師傅商量，請他在外間點了火，
晚上不要熄掉。他答應了。儘管那爐火常常未過午夜就熄掉了，但它
成了我唯一的取暖源。夜晚是我的煉獄﹕下墊兩床褥子，上蓋兩床被
子，一件大衣，還要把所有的毛衣外套一股腦鋪在上面。儘管這樣，
早上起來被窩還是冰涼的。北方冬夜，滴水成冰。我就是這樣度過了
1990∼91年的那個冬季。

那年的12月份，《中國青年報》的一位記者來看我，見我生存在這樣
的環境中，用三個字來概括﹕欺負人！

坦率地講，至今想起那段生活，我腦子裡湧現的還是這三個字。

更難忍受的是辦事處一些小頭頭的歧視態度。週日我外出，會有人
問﹕去了哪裡？並要我以後提前打招呼。有朋友來找，也要打聽﹕什
麼關係？某些頭頭還無聊地打賭﹕看誰能支使我幹雜活，如叫我單獨
打掃會議室之類。其中某位頭頭還說﹕若不是我們收留你，你還真沒
地方呆。──他們完全把我作為當年的右派一樣地歧視。

我知道人有層次高低之分，所以並不計較某些「組織」官員的愚蠻。
但漸漸地我明白﹕我生活上的惡劣條件決非偶然，它體現的是某級組
織的迫害與歧視，更是中共歷史上整人惡習的繼承與發揚。

在一種極為惡劣的心緒中，我迎來了1991年農曆除夕。

春節休假，母親問起我的「下放」生活，一再囑咐我好好幹，爭取組
織上能讓我再幹回我的專業。

我沒有向她透露我的生存現狀，更沒告訴她這一個冬季我是怎樣過來
的。作為一個教師，她給我、也給她的學生們講了太多的童話般的理
想與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的童年是在她的「讓我們蕩起雙槳」
歌聲中長大的。我真不願意告訴她﹕學校裡講的理想教育都是騙人
的；更不願意告訴她，這個冬季我是怎樣度過的。「組織」在我心中
已沒有任何可以值得信賴的了。它在我心裡已經死了。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說﹕人權就是人的生存權。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自認沒有生存權的。因為我連起碼的生存條件
也沒有。

基於這種沒有人權的生存條件，這種精神上的歧視，為了活下去、為
了自尊、為了多年之後還能為國出力，我決定離去。

春節過後，我回到辦事處，忽然接到通知，要調我去「精神文明辦公
室」搞居民小區「精神文明建設」。所謂精神文明建設其實就是清理
樓道亂堆亂放、亂設攤點，調解婆媳不和鄰裡糾紛之類雜事。這本也
無可厚非的一次正常調動。但辦公室負責人的附加解釋讓人費解──
他強調調動的理由是我在辦公室的工作不主動﹕按時上班、按時下
班，不能為領導分憂。

我很奇怪﹕國家規定8小時工作制，我不遲到不早退本是優點，怎麼
忽然成了一大罪狀？為領導分憂？我自己的憂已教我難以承受，我有
何力與人分憂？

1991年4月，我去傳染病醫院看醫生，對醫生談了我自1989年以來的
際遇及我當時的生存條件。醫生說乙肝病人不宜於在這樣惡劣的環境
中生存。出於人道主義動機，她為我開具了病休證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半月後，辦事處的領導拿著我的病休證明去醫院
查對真偽。天曉得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醫生怎樣回答了習慣於無產階
級專政的中共基層幹部、政府基層官員的問題。而這些極富鬥爭精神
的鬥士們能否理解人道主義為何物？令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