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0日，中共當局終於動手了。浙江的王有才、王東海、林
輝、祝正明、朱虞夫、王培釗、程凡和吳高興等20多人，先後被公安
逮捕。這就是著名的「7．10」浙江民主黨事件。幾乎所有國內、外
的民運組織和個人都空前地團結起來，動員一切國際社會的政治力量
和輿論力量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以迫使中共當局釋放所有被捕的浙
江民主黨成員。這是一場民主與專制、正義與邪惡的較量。

面對國內外政治力量和輿論力量的激烈反彈，中共當局被迫做出適當
讓步，逐漸釋放了大部份被逮捕的成員。到8月22日，還有王有才、
王東海、林輝、朱虞夫和祝正明五個人仍被關押。營救「7．10」事
件被捕人士的行動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但被關押的五個人的命運仍
令人擔憂！國內外的民運朋友都在拼全力進行營救，因為大家都明
白，每過一天，他們五人面臨的危險就多一分！

8月22下午，我從我母親家出來，邊往自己家走、邊陷入沈思﹕我該
做些什麼呢？我忽然想起1989年的情景，想起那波瀾壯闊的絕食場
面。絕食活動是所有和平抗爭方法中最極端、最激進、最危險，同時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對！進行絕食抗爭！」我暗暗下了決心。說做
就做。我來不及細細考慮危險和後援問題，未等到家，就先轉往藥品
商店。我對售貨員說：「買10瓶葡萄糖注射液，5瓶氯化鈉注射
液！」售貨員問道：「還要一次性輸液器嗎？」我搖搖頭，帶著一箱
子藥品回家了。

晚上5點多鐘，我給盧四清打個傳呼。電話很快覆了回來。盧四清問
道：「你是萬軍嗎？有什麼事嗎？」

我說：「我是萬軍，通知你一件事！」

盧四清說：「好！你說吧！我正記著呢？」

我照事先準備好的紙條念了起來：「我宣佈從98年8月22日晚上7點開
始，進行絕食！」

電話那頭的盧四清好像很吃驚，頓了一下接著問：「你有什麼要求
嗎？」我答道：「抗議當局鎮壓浙江中國民主黨，要求釋放所有因申
請註冊中國民主黨而被逮捕的異見人士。」隨後我又撥通了秦永敏的
電話。我仍照事先寫好的紙條念了一遍。秦永敏似乎很生氣：「你怎
麼竟搞89那一套？你妻子和孩子在旁邊看你絕食，她們受得了嗎？」

我答道：「他們回東北了，不在家！」

秦永敏說：「你又不是在公共場所絕食，下不了台怎麼辦？發生意外
怎麼辦？你死了怎麼辦？」

我問他：「你為什麼這麼生氣呀？」

秦永敏的語氣緩和了下來，說道：「我不是生氣，我是關心你，為你
好。有你這些經歷的人，在國內民運圈內並不多。你對民運很寶貴。
民運只講奉獻、不講犧牲。我不希望你去冒險犧牲。這樣吧，我替你
做主，改為48小時絕食。」

我匆匆趕在7點鐘前吃點東西，然後，把10幾瓶注射液擺滿了床頭，
把電話機、短波收音機都挪到了枕頭邊上，絕食開始了。

第一個打來電話的是胡江霞。她說：「永敏剛剛打來電話，說你為救
有才他們幾個，進行絕食。我們很感激。我代他們謝謝你！謝謝！」
隨後，徐文立、任琬町、林牧、林信舒、程凡等許多民運人士都打電
話來慰問。第2天上午，盧四清打來電話，告訴我：「今天早上香港
《翡翠電視台》報導了你絕食的消息。另外，浙江的葉文相、吳高
興、傅全、也宣佈從今早8點開始進行48小時的絕食。你要多多保
重！」

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王炳章、莊彥、徐水良、連勝德等也紛紛打來電
話慰問。在電話裡，我對莊彥講：「我這次絕食也許不會坐牢，但我
長期從事民運活動，遲早有一天會去坐牢的。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我
年僅六歲的女兒。她常年患哮喘病，最重時，靠輸氧氣搶救。為孩子
的病，我和我妻子操碎了心，也耗盡家裡的絕大部份積蓄。如果有一
天我去坐牢，靠我妻子那每月400人民幣的工資，孩子根本看不起
病，不得不等死。到時，我希望海外朋友能給予適當的經濟幫助！」

絕食第1天，我沒有感覺太餓。第2天，我開始饑餓難耐。掛鐘上的指
針好像比平時慢了許多，想睡也睡不著；剛進入朦朦朧朧狀態，就被
電話鈴聲驚醒。因89年絕食遺留下來的胃疼病，好像又犯了。我吃了
幾片常備藥「胃復安」，胃痛才稍微減輕些。我靠大喝葡萄糖注射液
來抵抗饑餓。每喝一次，能維持幾分鐘。但我又不得不頻繁地上廁
所。饑餓難耐的極限剛剛過去，饑餓感好像消失了，停止絕食的時間
也已到了。我晃晃悠悠地爬起來，感覺頭重腳輕，頭也疼，胃也疼。
我一連沖了3把豆奶粉，喝了下去，再躺在床上休息。幾個小時後，
頭疼、胃疼和頭昏的症狀都減輕了。絕食活動像一場夢一樣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