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搬家──向公安局要生存權

11月16日，這是一個讓她難以忘記的日子。一早，她叫醒女兒。兩人
帶上換洗的衣物和洗漱用具。她做好了這樣的準備──公安局可能對
她們母女采取極端措施，抓她們母女去坐牢。

她無所畏懼。

她帶上圓圓。每人背上一個塞滿衣物的包裹，出門叫上車，徑直來到
前門東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門前。

走到大門前就要闖進去。傳達室的工作人員攔住她。

她說要找蘇仲祥。工作人員問她什麼事。她說「要人權。要生存
權。」

工作人權死死攔住她，不讓進。

她就面對著公安局的大樓，歇斯底里般地大叫起來﹕「蘇仲祥，你出
來。我問你，為什麼要逼我走投無路。你們共產黨的人權在哪裡？我
的人權在哪裡？為什麼不給我人權？」

大街上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得到消息的外國記者也來了。

張鳳穎的父親是天津公安局的技術人員。從小在公安的圈子裡長大的
張鳳穎對公安人員本有一種天生的親切感，甚至曾經有過當女公安的
夢想。她怎麼也不會想到此生會以這樣的身分，在這樣的情況下，與
公安局打交道。

一個穿警服的人走出大樓，來到張鳳穎面前，自稱是蘇仲祥的秘書，
請張鳳穎到裡面講清楚。圍觀的人說﹕「在這裡說清楚。」

在公安的勸說下，張鳳穎走進公安局。

在眾人的圍觀下，在張鳳穎同公安局工作人員的交涉中，圓圓始終站
在一邊，緊緊地跟在母親的身後。張鳳穎一時也忘記了圓圓。等她想
起來，看見圓圓在自己的身邊。

圓圓低聲對她說﹕「媽媽，我堅強嗎？」

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在公安局人員面前無所畏懼的張鳳穎，緊緊抱
住女兒，說﹕「圓圓，你終於長大了。」

七次搬家──爭取到的安全感

張鳳穎母女的境遇的被公開，顯然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而且，對
這對孤苦伶仃母女的刁難，有點得不償失。既然張鳳穎豁出去了，問
題公開了，公安局就不得不放棄這種簡單的做法了。

幾天後，張鳳穎母女被公安局安排到了通縣揚富店43號一處農民房
內。

這間房子，不見陽光，陰暗潮濕，屋頂漏雨。但是，這是張鳳穎所能
住的最為安全的房子。至少，他們不會提心吊膽，害怕警察來敲門，
被趕出家門。

住進去的當天，張鳳穎對圓圓說﹕「如果我們不到公安局去爭取我們
的權利，我們還會被他們到處驅趕。這個世界有好人，但也有壞人。
對壞人決不能屈服。」

住所安定後，圓圓上學的問題也得到解決。圓圓終於又回到了學校。

八次、九次搬家──「共產黨還是講人權的」

1993年，公安局又安排她們到通縣楊莊60號。

一直至19095年，北京市政府才撥出專款，在通縣楊莊小區為她們母
女買了一處居民樓中兩居室房子。

從此，任畹町母女告別了無家可歸的動蕩生活，在一個屬於自己的空
間中生活下來。

分到房子後，市局的負責人到監獄同任畹町談話。他問任畹町這樣一
個問題﹕「是誰解決了你家庭的安居問題？誰給了你房子？你看，共
產黨還是講人權。而且，這個世界誰還能給你這種生存權呢？只有共
產黨。」

沒錯，這個世界上，只有共產黨給了任畹町這樣的人權。只有共產黨
能給任畹町這個人權。共產黨真好。

但是，張鳳穎永遠記得她人生經歷的那一段時光，還有她對孩子的歉
疚。任曉遠永遠也忘不了那段動蕩的日子，忘不了那令人心驚肉跳的
砸門聲，忘不了警察那肆無忌憚的呵斥，忘不了那每半月就要搬一次
家的日子。

而且，任畹町妻女的流離失所的悲劇並沒有在這塊土地上結束，還在
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上演著。──因為，被中共內控的不只任畹町一
家，受到生活迫害的也並不止任畹町一家。這是更為現實的現實。

張鳳穎深刻地理解什麼叫生存的權利，而更多的人正在體味著什麼叫
「生存的權利」。(19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