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在國內的成員真可謂是前赴後繼﹕請願被抓，放了再來；一批
被抓了，另一批再來。北京的警察本來就對抓這些老實巴交、幾乎是
送上門來的人沒勁頭﹕「不刺激」、又不理解為什麼要抓；好多還涉
及到自己的親戚、朋友。再加上法輪功人數眾多、神出鬼沒，警察們
真是被折騰得精疲力竭，對當局一肚子怨氣。

中國政府，準確地說，應該是江澤民，對法輪功亦老羞成怒。他們對
付法輪功的方法不但野蠻，而且愚蠢，毫無效力，代價高昂。在國
內，他們不僅是將上千萬的法輪功成員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而且，
使得人數更多的、練其它各種氣功的人人心惶惶，不滿情緒日益加
劇。尤其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一般氣功、民
間宗教的新的敵視，是對廣大民眾的一次生動的民主啟蒙﹕沒有言論
自由、沒有結社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人，哪怕你對政府有真心的
愛，都隨時可以被政府宣佈為敵人，從而受到迫害。正因為如此，越
來越多的人，他們過去對政治、對民運冷淡，不理解、甚至敵視，現
在已經，或正在改變態度。這一點，是我們民運人士首先要看到的。

對法輪功的迫害又迫使江澤民搬出了讓人們厭煩透頂的「文革語
言」。這使得那些對法輪功、對一般氣功、宗教完全不感興趣的人大
為反感。應該說，在迫害法輪功以前，人們無法給江澤民其人下判
斷。現在，法輪功歪打正著地拉下了江澤民臉上的那塊面紗。他的這
張文革時期走紅的科級幹部的面孔為之暴露無遺。

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政府對法輪功這樣的民間力
量寬容、保護、拉攏，它就會成為自己統治的社會基礎。反之，如果
對之加以排斥，甚至迫害，那麼，它就會變成最可怕的反對力量之
一。政治家、政府的基本的職責之一就是，了解社會結構和社會心理
的變化，以不同的方式將新的社會力量的代表納入自己的統治，以不
斷更新、擴大自己統治的社會基礎，並從中更新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江澤民，乃一匹夫耳。他對這些基本的政治技巧是一竅不通。他以他
那企業的保衛科科長的「政治敏感」和悍蠻來一意孤行地迫害法輪
功，當然是自取其辱。科長治國，正是今日神州的風采。

正因為如此，法輪功及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使中共內部發生深刻的
分裂。且不說法輪功成員中有數量巨大的黨員，越來越多的中共黨員
感到對法輪功的如此鎮壓的過分、荒謬，感到鎮壓的政治與社會成本
的高昂，感到在鎮壓的決策過程中江澤民表現出的那種「沒水平」和
小人得志的張狂。朱鎔基當時對話、寬容的主張現在被越來越多的中
共黨員所理解。

法輪功的存在和它目前的爭鬥對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的分離，對民間意
識與心理最終與官方意識形態的決裂，從而弱化官方意識形態和宣傳
的統治力量有重要的作用。而這種分離和弱化雖不是民主的實現，但
卻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礎。這也是民運人士應該理解到的。歷史，尤
其是基督教的歷史告訴我們，那種宗教或類似宗教的力量，有重要的
社會功能，但卻永遠不會壓倒理性和現代文明。這兩者的共存、不斷
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我們也不用像中共那樣擔心法輪功有一天會
變成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統治力量，因為道理很簡單，如果法輪功的某
些人物要尋求這種轉變，他們就會失去基本的成員。台灣和幾乎一切
其它國家的政教關係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覺得，法輪功和民運的關係應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法輪功對中國
民主化的作用雖然常常不是直接的，但卻是十分重要的。在他們遭迫
害時，我們決不能置身其外。同時，我們尤其不能有那種把法輪功公
開納入民運、「利用法輪功，擴大民運組織」的企圖。這不但不會成
功，而且會使法輪功成員失去對民運的同情。現在需要的是彼此的理
解，無形的默契。我們擁有的時間要比共產黨長得多。

這裡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的一些人會嘲笑他們仍然對中共抱幻
想。但，要看到，就是這種幻想給予他們以力量。這就是他們的獨特
性所在。他們的很多人深信他們是對國家、對政府有好處的。他們認
為政府不了解，要溝通。所以他們去天安門、去遊行請願。被逮捕
時，他們還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崇高的孤獨感。就是他們的
這種幻想、這種崇高感使鎮壓他們的那些警察感到對鎮壓的不理解、
「不刺激」，使鎮壓顯得更為荒誕，鎮壓也就無力且後勁不足。歷史
常常被某種幻想的力量所改變。我們為什麼要打破這個有趣的幻想
呢？

當然，我們不要因為法輪功被鎮壓就將之理想化。在鎮壓面前，法輪
功的朋友們應該更開放，而不應該是更封閉。應向其它的教派、氣功
流派開放，向各種社會和政治傾向的人開放。我們的經歷告訴我們，
當中共需要的時候，它就不以你的意志為轉移地製造敵人，給你帶上
一頂他們需要的帽子。你的任何「劃線」、「澄清」都在這種蠻橫面
前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