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99年。這個年份對台海兩岸都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既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年，也代表兩岸各自獨立發展50年。

台灣與中國的分離，是1895年中、日戰爭後既存的事實。50年前的中
國內戰與冷戰對峙，鞏固了這項事實。今天，台灣與中國存在著根本
性的分歧。任何把台灣問題當成中國內政問題來處理的企圖，都是不
可行甚至有害的。

根本的分歧是怎麼發生的呢？台灣獨立於中國100多年的歷史事實固
然是原因，經濟水平的差異以及文化主體性的不同，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台灣的民主化才是問題的關鍵。

民主造成分離，其實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然而，民主化強化了台灣人
民的國民意識，卻是必然的結果。民主保障了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權
利。當個人不是被消極宰制的對象，而是可以積極塑造群體命運的主
動者時，他會感到與群體的命運息息相關，他會加以珍視並保衛。因
此，雖然民主並不直接宣揚民族主義，也不直接宣揚愛國情操，民主
制度下的人民卻擁有最堅強的國民意識。古雅典的伯里克利（Peri-
cles）早已指出，雅典城邦之所以強大，正是因為每個公民都把群體
視為自己的財產，都感到個人與群體的深切連繫。

民主化塑造了台灣人民的國民意識。根據台灣主要報紙《聯合報》的
民意調查，在1990年，台灣有52%的人希望和中國「統一」，到了
1999年，這個比例下降到16%。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為中國
的武力威嚇，贊成統一的比例會更低。

簡單地說，如果台灣到今天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就不會強烈要求獨
立自主，因為，如果個人只是被統治的對象，就沒有人會關心是受共
產黨統治或受國民黨統治。奴隸是不會選擇主人的，自由人卻絕對不
需要主人。1972年時，周恩來總理曾認為台灣問題等不了10年。1979
年，鄧小平也認為統一台灣指日可待。但到了1999年，江澤民卻不得
不把台灣問題的解決列為21世紀中葉的目標。顯然，民主與非民主的
差距已經讓「指日可待」變成「遙遙無期」。台灣的國民意識已經形
成，台灣和中國已經走向不同的道路。

台灣人民雖然追求獨立自主，但台灣與中國有歷史、文化及血緣上的
長遠關係，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在世界各國追求獨立的初期，為了
凝聚共識，明確抗爭對象，往往要突出自身民族的獨特性，對民族文
化和歷史作一番重新建構。但我們必須警愓，台灣越是從民族主義的
方面強調自身的獨特性，中國就越不能理性地看待與台灣的關係。如
果我們希望中國正視台灣獨立自主的現狀，就應該避免「台灣民族主
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抗。台灣的國民意識已經由民主化得到
凝聚，當前的任務不是強調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性，而是強調
其相同性；不是強調台灣與中國的對抗性與矛盾性，而是強調其和諧
性與共榮性。

我們了解，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唯有與中國合作，台灣才能確保
自己的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穩定；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台灣也必須
利用中國的市場。簡言之，唯有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台灣安全才有長
遠保障，台灣經濟才能充份發展。我們應當以共存共榮作為建構台、
中關係的最高目標。我們應該以「兩個國家的特殊關係」界定自己與
中國的關係。

「特殊關係」有許多種，在政治上，我們可以和中國發展比一般國家
更密切的關係；在經濟性上，我們也可以考慮與中國共建「關稅同
盟」、「自由貿易區」到「共同市場」，每一種都是兩岸關係可能的
走向。

「特殊關係」可能會對現狀造成改變，而我們對改變的方向採取開放
的立場。民主進步黨在1999年5月的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台灣前途
決議文》中曾經表示，「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
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這就是說，只要經過台灣全體人民
同意，任何「特殊關係」都不應該事先排除。

除了積極與中國發展關係，在共同文化的基礎上與中國和解之外，台
灣對中國的民主化也應該特別加以關注。因為，兩岸的根本矛盾在於
一邊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一邊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如果這個矛盾繼續
存在，兩岸的關係只能是繼續僵持與對抗。要創造長久穩定的兩岸關
係，台灣就必須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台灣應該關心中國的民
主化，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堅信民主是普世的價值，享受幸福的人應該
關心未得到幸福的人。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台灣本身：只要台灣身旁依
然有一個專制巨人存在，台灣就永遠得不到安全。中國的民主化不僅
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也是為了台灣人民的幸福。

民主化絕不能天真地等待。有一種意見說，只要經濟發展了，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了，自然會產生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動力。但歷史證明，民
主化絕對不是一個自動的過程，還需要外力的監督與幫助才行。當人
民要向統治者展現力量時，外力的聲援往往是決定成敗的關鍵。80年
代的菲律賓和南韓是最顯著的例子。所謂的外力，包括西方國家、國
際組織，還有海外的中國民運組織。但台灣的角色更加舉足輕重。同
樣屬於華人文明，台灣經驗證明了，「東方專制主義」不是華人必得
忍受的宿命。只要台灣存在，北京政府就難以用「文化相對性」為藉
口，來拒絕普世的價值觀。

兩千年前的柏里克利曾經驕傲地宣稱，民主的雅典是全希臘的學校。
同樣地，只要中國開放心胸，了解民主是普世追求的價值，民主的台
灣就可能是全中國的學校。我們相信，這間學校的存在，就是台灣對
華人社會以及中國人民的最大幫助。

做為台灣最大的反對黨，也是華人社會中唯一成功推動民主化的政黨
，民主進步黨對中國的民主化有其責任。台灣的民主是從國民黨的白
色恐怖中一步一步開拓出來的。關於如何對抗專制政權，民進黨的經
驗相當豐富。從黨外時代開始，台灣的民主人士做過無數的嘗試，發
展出各類各樣的理論，建立過形形色色的組織。就社會發展狀況而言
，今天的中國很像70年代以前的台灣，而中國海外民運人士今天的努
力，也與台灣早年的海外民主運動有雷同之處。我們相信，民主進步
黨的發展經驗即使不能全盤複製，也必然會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有所助
益。

希望新世紀的兩岸關係是和平共榮的關係，並祝福中國人民能在新世
紀中享有更加繁榮、民主、幸福的生活。

謝謝大家。（1999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