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只有民主公民才能適應民主生活方式
，才能有溝通和合作的態度和習慣，才能有實驗科學的行為習慣和思
維方式，才能解決各種問題，從而改良自身與社會。

杜威指出，民主公民要靠學校培養；教育是建設民主社會的工具。如
今世界上有許多人，包括許多職業教育者，都很信賴教育對世界的建
設作用，以為教育多多益善。其實不然。教育是中性詞。教育是工
具，像剪刀、鎯頭；它的功效首先不在於數量或規模，而在於誰來用
它、怎樣用、用來做什麼。德國曾經是世界上率先教育事業發達的國
家，結果兩次發起戰端，肇禍世界。中國50年代之教育，其發展在規
模上舉世矚目，結果中國還是搞得一塌糊塗。原因在於教育有好壞、
新舊之分。壞的社會必定推行壞教育，必定培養出壞蛋。所以說，教
育只是工具而已。「文革」後，中國國內、外的好心人呼籲發展教
育，往往傾向於數量上的發展。最近，張藝謀搞了一部電影《一個不
能少》，著筆在教育經費問題。依我看，中國現代化、民主化的障礙
就教育問題而言，根本不在文盲之多少，而在於學校蓄意地培養了太
多的有文化的流氓。中國的知識份子中，有很不少是中共的可靠而又
得力的幫凶。如此反動的教育的性質不改變，加經費、增人數有什麼
用？一個受過壞教育的流氓要比一個文盲的流氓壞上千萬倍。盧梭的
教育名著《愛彌兒》說的是：他那時代的法國腐敗了，學校壞透了，
與其讓孩子到學校去受罪、變壞，還不如讓他回歸自然、率性地發
展。這就是自然主義教育。它對杜威和進步主義教育有較大影響。

杜威為了確保學校能培養出民主公民，對舊教育（傳統教育）展開了
系統的批判，對進步教育展開了創造性的探索。歐洲的新教育運動和
美國以杜威為代表的進步教育運動，「指責傳統學校以牧羊式的方式
對待兒童，把他們趕進機械服從的羊腸小道。」（引自葉瀾、丁證霖
編寫：《新編教育學教程》第160頁）進步教育要締造的教育，旨在
「智慧的發展，尤其是鼓勵兒童解決問題並學會使用科學方法，……
教育一個完整的個人，一個有感情、愛好、責任心和思想的個人」，
鼓勵學生「合作、利他主義、國際主義、團體生活和對社會研究的興
趣」（引自美國康乃爾：《20世紀界教育史》英文版）。

杜威的教育強調一個變字。因為，現代社會已經不是保守的、停滯的
社會，而是一個迅速變化、日新月異的社會。在科技方面說，在學校
裡學習的科學技術知識，工作以後會發現它早已陳舊了。在社會的思
想意識方法，在學校裡學的一些信條，參加工作以後會發現它已經不
適應新的形勢了。所以重要的不是學習許多現在的知識和信條，而是
學會應付變化的本領。應該培養青少年的首創精神，遇到各種新的問
題時，知道如何去探究它，解決它。」（引自劉佛年：《開放教
育》）杜威的學校就是要學生自己去探究和解決問題。

學生將來要進入社會生活。要讓學生在學校裡學會將來適應社會生活
──民主生活方式──的心理狀態、習慣和能力，那就只有把教育本
身就安排成生活，把學校辦成雛型的民主社會，讓學生從小就生活在
這樣的環境中。既然學校就是民主社會的縮影，那麼校長和教師卻必
須尊重兒童，尊重他或她到底。所以，杜威學校的最高教育原則是兒
童中心主義，即一切從兒童的意願出發。杜威希望建立起一種把科學
內容與兒童的經驗緊密結合起來的課程和教材，認為將兩者有機聯繫
起來的交接點是「做」。所以，杜威的教學原則是「從做中學」。做
和學的過程是一致的，貫徹的步驟就是《實驗主義》所提敘述的五步
法。

20世紀，無論是在哲學、民主主義還是教育領域，杜威都是當之無愧
的一代宗師。迄今還沒有出現能夠超越杜威的新學說。因為杜威的理
論體係龐大、完整、系統而又嚴密，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了時代的命脈
──變。20世紀就是一個處於不斷變革中的世紀。我們追求民主，不
能不學習杜威的學說。但是，杜威的民主生活方式是概念化了的「美
國主義」，原則上不適用於目前中國。因為，中國社會在中共極權統
治下，沒有上下左右溝通的可能。沒有溝通就談不上合作。沒有合作
也就無法團體地去解決問題。所以，民運也罷，什麼別的民主運動和
組織也罷，只要能在中國為人民爭得溝通的權益，中國就能按杜威的
一套去做。中國改造的突破口是溝通，四面八方的溝通。通，就活；
不通，就死。溝通對中國的重要性就如經絡之於人的生命活動那樣至
關緊要。1920年的一個月夜，陶行知與胡適等密友談心時說：「我要
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知行書言》。陶
行知當年就是要用民主的教育來溝通社會。當年軍閥政府給了中國教
育極大的自由。可是中共給教育的是鎖鏈。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