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李敖的一生，無論是他的思想、行為，還是等身的著作，都完全
在中國文化的範疇之內繞圈子。他的反傳統，僅僅表現在反對權威這
一方面。除此之外，他基本上秉承中國的傳統。他在學校讀書時就喜
歡穿著傳統的長袍，故有「長袍怪」之稱。後來雖然脫下了長袍，換
上了西裝，但是思想上的長袍，他卻一直脫不下來。我們都認為李敖
反傳統，實際上我們都受騙了；包括「長袍怪」李敖自己，也受騙
了。

李敖做學問的方式，並非西方學術的方法。對於西方文化的結構、西
方的認識論、方法論、形上學等等，李敖根本沒有能力把握。李敖在
學術上使用的，是我們中國最傳統的方法﹕義理、考據、辭章是也！
平心而論，在充斥著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中國文化傳統之中，這種
做學問的方法已屬先進，但光憑這種中國的「土法上馬」，根本沒有
辦法建築現代的學術架構和體系。李敖明顯缺乏西方哲學的底子，邏
輯思辨的能力也薄弱。他喜歡和別人打筆戰，氣勢咄咄逼人。但他並
不懂如何就事論事講道理，而往往是祭出中國傳統的第一張皇牌──
義理──，先搶佔道德立場的制高點，然後就是八仙過海，無所不用
其極。而且，他經常拿出「潑婦罵街」的絕招，把一幫最珍惜「人
格」、「風骨」和「氣節」的清流人士嚇得膽戰心驚。他們表面上裝
出不屑一顧的神情，實際上對李敖總是退避三舍，敬鬼神而遠之。

李敖打筆仗的方式完全是中國式的。他雖然有激烈的反傳統言論，但
他本身卻完全屬於中國傳統，是典型的人治社會產物。無論是為別人
打抱不平，還是為自己赤膊上陣，他都有固定的中國傳統模式﹕義理
先行、考據隨後、辭章搭夠。他站出來一定是先以「義人」自居，陷
對方於不義，斤斤計較於個人的恩怨，不厭其煩地捧著他那副道德顯
微鏡到處去放大恩怨，終日嘮嘮叨叨﹕「受人涓滴之恩，必涌泉以
報」，「有仇不報非君子」。不管何時何地，他都高舉中國倫理的招
牌，上書最缺乏現代理性而又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義氣」二字，並且
機械地要一以貫之。可惜的是，他從來不會像西方學者那樣，把精力
放在自己理論體系的建設之上，如何有能力讓邏輯一以貫之？！

對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區別，李敖的認識相當模糊。不錯，李敖
有十分敏銳的直覺。他感覺到西方文化確實是個好東西，比中國文化
更實用，因此大聲疾呼要「全盤西化」，要把中國的傳統完全拋棄。
反傳統，理所當然就是第一步。但是，李敖卻沒有能力深入分析兩種
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在幾百年前是互相隔絕、各具特色
的兩種文化。然而，西方文化走的是體系建設的道路。不管是分門別
類，還是歸納總結，它都很講邏輯。他們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都很科
學。中國文化則大異其趣，充滿了詩情畫意，既「超科學」、又「超
邏輯」，形成一個大型的垃圾堆；不管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往裡
邊一扔，就吟詩作對去了；而且都有一個堅定無比的信念﹕最後一定
會天人合一、世界大同。兩種文化的差距就這樣越來越大。

到了近代，兩種文化開始有機會撞擊和交鋒。西方文化有科學的結
構，決定了它是開放型的文化。而中國文化就像一部《論語》，只能
讓迷信聖人的無知愚民獲得心理滿足，根本沒有邏輯體系，完全處於
一種小農經濟的封閉狀態。兩種文化交鋒的結果，西方文化不斷受
益，體系日益完善；而中國文化則處處受重創，連正常的自尊心都失
去了，只好靠夜郎自大來維持心理平衡。

向西方學習，是要學他們體系建設的觀念，學他們科學的認識論和方
法論，而不是單純去搞破壞。李敖反傳統的主張和毛澤東的「不破不
立」極為相似，很容易讓直覺發達、但缺乏邏輯思維的中國人誤入歧
途。實際上，李敖並不懂得運用西方的科學方法來進行中國文化的建
設，倒是把中國傳統中一些看似合理的東西發揚光大了。

李敖曾經自稱為自由主義的第三代宗師﹕第一代是胡適，第二代是殷
海光，到了現在就數李敖了。其實，李敖可以算是自由主義的一面旗
幟、一員衝鋒陷陣的大將；但是，他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建設，
實在乏善可陳；自詡為宗師，未免是自我其許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