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近年來在海外發表了一些文章，引起了同道們的注意。我之所以
注意的原因有二個，也可以說是高寒文章的二個特點。一是現實針對
性強。他寫的東西總是針對海外異議活動的實際問題或弊病，有感而
發，有一定的邏輯性和論辯性。二是讓人讀了後，感覺到真誠。這年
頭還一本正經的討論主義和問題，非得要些真誠不可。

本人很想有機會與高寒切磋。這次他發表了《論民運應摒棄「合法性
崇拜症」》(以下稱「高文」)一文，給了我一個機會。

對於高文的評論，本文先談一個問題──「6．4」期間，中國大陸有
沒有兵變的事實或可能。不當之處還請高先生海涵。

高文在談到「6．4」的教訓時說，「我認為﹕在1989年，中國民運的
主持者們，壓根兒就沒有去思考、或是有意無意地迴避、排斥、拒絕
和抵制『兵變』這樣一種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往往是最有效的外科解決
手段這一事實本身。」這是個頗長的句子。為了方便，我把它簡縮成
為「中國民運拒絕兵變這一事實」。

於是，我們不得不問，「6．4」時期，有沒有發生兵變的事實？誰都
知道沒有發生我們這裡提到的兵變。所以為高文著想，但願它是筆
誤，也不計較原文的語法和邏輯，我把問題改成﹕那時有沒有發生兵
變的可能性？

高寒的兵變說是由三項事件組成的﹕（一）「以張愛萍為首的一大批
中共軍隊元老上書反對鎮壓」；（二）「徐勤先軍長公然抗命」；
（三）「據外高聯某學生領袖的回憶有傘兵來與他們接洽空降。」

其一，「上書反對鎮壓」和兵變畢竟有10萬8千里。把兵變帽子戴在
張愛萍頭上，對歷史來說太不嚴肅。毛時期，彭德懷也曾上書反對。
毛都沒有說他是兵變。其二，徐軍長即使「抗命」也不是兵變。徐軍
長當時「抗命」有他的情由。據說﹕「命令是戒嚴部隊司令部下的，
沒有中央軍委和鄧小平的簽字，所以不執行。」他的理由是不是充
足，我無從判斷。但即使理由不成立，也只不過是個找借口違抗軍令
而已。軍長後來送上了軍事法庭。我想，即使判罪也不會是兵變罪。
抗命和兵變也隔著10萬里。第三件事，那個學生回憶的真實性如何還
有待考量。在未證實之前，就作為證據使用，有欠行文謹慎。我懷疑
其中有詐﹕可能中共主張鎮壓的那批人有詐，引誘學生們像林沖一樣
擅入白虎堂，從此就有了鎮壓的借口。再說，傘兵空降是不是要請示
學生領袖？或者要學生讓一塊地，免得砸了學生們的頭。我沒有軍事
知識，總覺得是天方夜譚中國版。同時，可能那名學生有詐。如果他
為了引起外界的注意，還抱著廣場上「把事情鬧大才好」的心態，說
不定也會為了革命而造謠。

如果張愛萍──38軍軍長──和那個傘兵都真的想動槍桿子的話，按
高文的想像，那麼兵變就有了可能性。但是我們真正關心的，不是兵
變的可能性，準確地說，應該是兵變成功的可能性。這裡「成功」的
含義，又分為兩層﹕一是改變政權的政治意義，使兵變具有合法性；
二是改變政權的專制意義，使新政權具有民主性質。中國的民主人士
僅僅關心第二層的結果。中國89年的情況，即使發生兵變有沒有成功
的可能呢？我認為第一層意義上的成功可能性是基本沒有的；第二層
意義上的成功可能性是絕對沒有的。

把兵變的可能性取代兵變成功的可能性，又把兵變成功的可能性取代
中國民主事業成功的可能性，正是高文在思維邏輯上的漏洞之一。所
以高文拿羅馬尼亞政變和91年俄國軍隊的倒戈與中國89年的情況相提
並論。所以高文說，「在89年的中國，中國的民主運動曾經是有那麼
一個千載難逢、稍縱即逝的機遇的」。那就是高文渴望的「兵變」。
所以高文責難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因為，他們的主張換來
了血腥屠殺。我認為這個責難不符合有關研究的大多數權威性結論。
遺憾的是高文沒有就此展開必要的論證，或起碼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