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一個夜晚，波、德交界的但澤灣。一個11歲的小男孩在睡夢
中被隆隆炮聲驚醒。那是德國納粹的軍艦向波蘭軍隊開火了。好奇不
懂事的孩子不顧頭頂上那呼嘯的戰鬥機，跟隨著一群小伙伴去撿炮彈
碎片玩。就在同時，他的舅舅被炸死了。

17歲，這個撿炮彈片的小男孩被強制徵召進德國軍隊服役。受傷並在
後來成為美軍俘虜，對他竟然是一個解救的機會。在被人抬到戰地醫
院之前，他看見各村莊路頭到處懸掛著年輕戰友的屍體。那些和他一
樣稚嫩、一樣不願打仗的德國年輕人，死後的屍體上還吊著牌子﹕
「我是可恥的逃兵……。」

於是這個孩子拒絕長成世俗的大人。他在他後來寫作的第一部小說
《鐵皮鼓》中，讓那個胸前掛著一只紅白色兒童鼓的小侏儒，用激烈
的鼓聲來詛咒戰爭的罪惡。今天，那個撿炮彈碎片的孩子已經成為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但文學對他來說不是唯一的目的。他要的是用文學
來承擔對這個世界的道義責任。不停地敲起人權和自由的鼓聲，他固
執而永不妥協地去震動世人。

他就是君特．格拉斯──德國積極的和平主義者，戰後德國的良心。

啟蒙運動遲來的門徒

和平主義在歐洲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歐洲
近代的和平主義作家，包括伊拉斯謨、伏爾泰、盧梭和邊沁，他們採
取世界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對戰爭──包括被稱為「正義戰爭」
的一切戰爭──表示深刻的懷疑，試圖取締在國際政治中的一切武
力。和平主義者們相信理性，相信人類能夠通過發展理智進而在國際
事務中消滅戰爭。這種希望在20世紀歐洲的兩次大戰中宣告破滅。

仿佛是隔代遺傳，戰後的格拉斯宣稱﹕在一個厭倦了理性的時代，他
是啟蒙運動遲來的門徒。小說《鐵皮鼓》裡的反法西斯主題，不斷地
重現在他後來的作品裡。執著不休地對德國發動戰爭的罪惡做出反
省，挖掘其深層原因，格拉斯因此被德國的極右集團所仇視。從50年
代開始，格拉斯就和他們那一批「四七社」的作家同仁們談論人權，
一再詰難「納粹主義如何能夠在德國興起得勢」的尖銳問題。這個問
題終於在60年代成為一代德國青年的重大關懷，以至釀成這個民族廣
闊的自我反省運動，從而使昔日保守和威權控制的德國，成為一個相
對開放和寬容的社會。

1979年的中篇小說《在特爾格特的聚會》裡，格拉斯讓一批作家從各
地趕到特爾格特，在德國戰後30年的日子裡，他們一起討論發動戰爭
而造成毀滅的祖國的歷史悲劇。

「多麼混蛋，德國是什麼東西？」這樣的質疑，促使格拉斯堅決反對
德國軍隊介入世界其它地區的事務，例如波斯尼亞戰事。他說道理很
簡單，因為巴爾幹半島今天的問題，就是德國在二戰時侵略它國留下
的後遺症。作為一個激烈的和平主義者，格拉斯不相信戰爭能夠解決
什麼問題。他認為，即使是正義戰爭，也只能暫時地制止暴行。

和大江健三郎互訴衷腸

格拉斯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通信集《我的日本，我的德國》，讀
來感人至深，是當代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面對曾經是殘暴侵略者的
祖國，這兩位當代偉大作家的心靈有太多的共鳴。

兩位作家都屬於曾經是戰時兒童和青年的那一代人，都飽受戰亂之
苦。即使戰後多年，戰爭在他們心理上仍然沒有結束。在二戰過去50
年之際，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德國人和日本人製造的戰爭罪行，至今
仍留下沈重的陰影。

不管在公開還是私人場合，他們的會見總是迅速進入共同的談話主
題。昔日的傷口從未痊癒。那荒蕪的青春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兩個
由國家專制控制的人民和軍事機器挑戰世界，終告失敗。

格拉斯不平地詢問道﹕德國和日本在戰後都成了經濟巨人，難道竟是
它們贏得了戰爭？他質疑世界是否從審判德、日兩國戰爭罪犯中獲得
了警告，並舉了巴爾幹半島的種族屠殺當例子。他感嘆說﹕「我們都
越來越衰老，但仍然保持著兒童的急切。我們被迫成為獨立的觀察
者。對於日本和德國，我們表達批判的觀點──這是對自己祖國最深
切的愛。我們倆有太多的共同之處。」

大江健三郎則告訴格拉斯，戰爭時期他還是一個10歲的兒童，住在日
本一個偏僻的島上。直到他長大成為一個文學作家，才得知殘酷的戰
爭真相──日本軍隊在許多亞洲國家犯下的令人髮指的罪行，特別是
在中國。他說﹕「你的《鐵皮鼓》中的人物──奧斯卡總是站在我的
面前。他不停地大喊大叫。……我為他而悲傷。他就如同在我的體
內，我背負著他。……這本書是半個世紀以來，對我最有價值的一本
書。」

戰時逃兵是真正的英雄

格拉斯在向大江健三郎回憶他作為納粹士兵的見聞時，談到二戰快要
結束時，有兩萬多名德國逃兵被臨時的戰爭法庭匆匆判處死刑。他們
因此一直被視為「可恥的懦夫」。格拉斯反問道﹕難道他們不是真正
的英雄？他們不肯盲目服從上司的指令，具有反抗的勇氣，拒絕執行
犯罪的戰爭行為，難道不應該給他們恢復名譽？

那懸掛在許多村頭的逃兵屍體，永久地銘刻在格拉斯的腦海裡。他說
，作家的使命是記憶。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義原則。那些被處死的逃兵
值得後人去敬佩和尊重，以使他們那痛苦的靈魂安息。

大江健三郎則說，他被格拉斯有關逃兵的回憶深深震撼了。他完全同
意格拉斯的有關恢復逃兵名譽的要求。在大江健三郎童年時，他也曾
聽說過這樣一個事件﹕一個日本年輕人逃離他服役的軍官學校，回到
他的家鄉，結果被日本憲兵抓住。他就在父母親住屋旁廁所裡上吊
了。在他死後，那些憲兵們竟然當著他父母的面狠踢他的屍體。這件
事一直留在年幼的大江健三郎的記憶裡。後來，他把這個逃兵的命運
寫進他的第一部小說。

「親愛的格拉斯，我非常希望您那關於恢復逃兵名譽的建議能夠獲得
超越國界的贊同。」大江健三郎再三強調，日本人必須為發起侵略戰
爭的罪行請求亞洲人民的寬恕，必須制定有關法令來防止軍國主義死
灰復燃。他說﹕「我們爭取和平的努力不是去相信國家機器，而是相
信全世界的人民。」

避免民族主義煽動戰爭危機

許多人都不能理解格拉斯對兩德統一所持的反對立場。其實特立獨行
的格拉斯雖然總是發出不同聲音，但他不變的觀點是認為民族主義製
造禍端。從反對一切民族主義出發，他對兩德統一持反對態度。格拉
斯不厭其煩地告誡歐洲人，歐洲的歷史是和戰爭聯繫在一起的，歐洲
的富裕源於多元化，因此要尊重多元化，以避免民族主義煽動戰爭的
危機。

秉持和平主義者的道德、良心和勇氣，格拉斯在德國廣泛論政。對德
國向土耳其提供武器屠殺庫德族人民，他提出激烈的批評，並一直為
遭土耳其政府迫害的庫德族作家克馬爾呼籲。這裡，筆者譯出格拉斯
於1997年10月在法蘭克福演講中的一段話﹕

　　「多少年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已經不追究向土耳其共和國提供
　　武器一事，而這個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反對它自己的人民的殲滅
　　戰。1990年之後，當一個順利的時機帶來了德國統一的可能性
　　時，坦克和裝甲車從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人民軍隊的武庫裡取
　　出來，轉讓給這個被戰爭撕裂的國家。我們已經成了同謀犯，並
　　且在繼續充當幫凶。我們縱容了這種骯髒的交易。我為我的國家
　　感到羞恥。我的國家已經墮落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實體。其政府竟
　　然容許由死亡帶來的貿易。更有甚者，它駁回了被迫害的庫德人
　　要求得到庇護的權利。」

60年前在德軍轟炸機下撿炮彈碎片的小男孩，今天成為背負德國歷史
責任的文學大師。雖然早期的他是作為一個抒情詩人和劇作家走進文
壇，但他不肯做一個孤獨地坐在屋子裡寫作的詩人，而是要持久不懈
地關注政治現實。他參與一切政治紛爭，毫不懼怕由此招來的批評和
詬罵。最終，他成為一個時代的代表。（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