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說﹕不要過高估計海外民運的作用；它至多只能在整個中國民
運中扮演配角。這類議論，作為對一些人曾一度將某個海外民運組織
自視為「影子政府」之批評，不失其積極的意義。但是，它的似是而
非又往往可被用於為海外民運組織之取消主義的無所作為而開脫和辯
護。是的，倘若民運鬥爭僅止於「合法鬥爭」、「公開鬥爭」，那麼
海外的確就只能始終是一個配角；但是倘若中國民運是縱橫捭闔於合
法與非法兩條戰線上，那麼，這種機械的劃分卻未必適用。

其實，從我們常說的「中國民運的主戰場是在國內」並不能邏輯地推
論出上述論斷。國父孫中山搞民運就是從海外開始的，國民黨的前身
興中會、同盟會也是在美國、日本成立的。上個世紀，歐洲各國的無
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或改良黨也往往都是肇始於國
外，其後才隨著形勢的發展逐步分出國外部份和國內部份，而且開始
還往往無不是「國外民運」領導「國內民運」的。譬如，俄國社會黨
的中央機關報《火星報》就長期是在國外出版、並通過偷運回國以指
導國內鬥爭的。列寧是直到「10月革命」前夕才潛回俄國；而辛亥革
命爆發時孫中山人還正在美國，他是由「國內民運」急電請他回國任
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就連中共建黨，也實際是由第三國際從國外派人
去國內幫助組建起來的。其實這裡道理十分簡單，因為任何軍隊的指
揮系統總是設立於相對地較為安全的地帶，其中樞機構甚至還設在遠
離戰場、敵人力所不及的大後方。要不然，這仗就沒法打了。事實
上，從歷史上看，之所以某國發生政治流亡者現象，就因為該國的合
法鬥爭受阻；從邏輯上看，任何政治反抗團體的誕生，當然只可能首
先出現在專制壓力最為薄弱之處，因此，本國專制所鞭長莫及的國外
也就自然地往往成為義舉的首選之地了。所以，我的看法是﹕海外民
運組織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儘快地幫助國內建立起地下民運組織；海外
民運組織的角色定位應是﹕在一段的時期內，它是國內各地下組織的
指揮機構、後勤基地和安全營地。

還有朋友說﹕只有共產黨才搞暴力革命，而社會民主黨則只搞合法鬥
爭。坦白地說，我作為一個多年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作為一個一直
鼓吹中共的社會民主黨化將是中國民主轉型之捷徑的人，不僅不同意
這種對歷史的不甚準確的描述，而且更要強調指出，向中共專制政權
承諾不搞革命、不行非法、不幹地下，這將無助於中國的民主轉型，
也不利於中共的分化瓦解。

我們知道，儘管馬克思、恩格斯寫了《共產黨宣言》，但在其生前，
各國眾多的工人政黨還沒有誰直接用「共產黨」命名的。其中的大多
數均取名社會民主工黨或社會民主黨。率先用「共產黨」這個名稱的
是列寧。「10月革命」後4個月，他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俄國
共產黨。直到1919年3月，共產國際才成立。儘管歐洲各國社會黨在
19世紀末葉的擴大選舉權時期都或先或後地走上了議會鬥爭的道路，
但這畢竟與此前數十年歐洲大陸築街壘、打巷戰的起義幾成家常便飯
不無關聯。而在這一系列革命的背後，你都會發現各國社會黨人的影
子。且不說即使俄國「十月革命」中的布爾什維克，當時還是社會
黨，就拿在俄國「2月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俄國社會革命黨，以及
我們所熟悉的孟什維克，等等，也都是第二國際中的成員。可見，
「革命、非法、地下」，等等，這些並不是，也從來不是社會民主黨
人意識形態中的禁忌，它之是否實施實際只取決於與統治者的互動。
這無論從早期社會黨人的綱領中均有著革命的部份，還是從第二國際
著名領袖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著述中均不乏革命的闡述，都可得到證
明。因此，中國的民主轉型是否能走和平的道路、是否可用合法的手
段達成，這不取決於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單方面的心願。我們決不
能事先在思想上解除武裝，決不事先作這種單方面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