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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文化格局的嬗變過程
──當代中國文化格局的嬗變(3之2)── Next Part Previous Part

陳小雅 

從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時代,轉變為革命文化、西方文化、傳統
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
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到1979年,這是革命文化「一花
獨放」的時代;第二個階段,是1979年到1989年,這是「解凍時
代」;第三個階段,是1989年到1999年,這是奠定革命文化、傳統文
化與西方文化「三分天下」格局的時代。

一、1949∼1979年﹕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時代

50年代初期,是革命文化伴隨解放大軍佔領地盤、藉革命政權的威力
確立自己的統治、並初步形成自己的文化個性的時代。50年代中後
期,隨著對經濟生活中資本主義因素的剿滅和蘇式計劃經濟的推行,
以及政治上專制的進一步加強,文化知識份子迅速轉向「極左」。到
了70年代,由於文化革命的敗象顯露、國民經濟出現崩潰徵兆、中共
黨內鬥爭使統治權威急遽流失,社會上對革命文化的質疑漸次彌漫開
來。最後,執政黨不得不自己放棄革命文化的專制,轉而實行文化開
放。

在這個時期裡,文化與經濟和人們社會生活及發展的矛盾,是以革命
文化「內部」衝突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部份時候,這種衝突表現為對
「新傳統」的內部開掘、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不同解釋。從斯
大林返回到列寧,再返回到馬克思;從老年的馬克思返回到青年的馬
克思;從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到伯恩斯坦。蘇紹智先生在《十年風雨
──文革後的大陸理論界》中描述的﹕凡是派、還原派、改革派、激
進派「四派」並存的局面,就是70年代──即革命文化專制末期到
「解凍」初期──的思想理論界狀況。

在「革命文化」一花獨放的時代,傳統文化中君主專制、愚民和人
身依附等文化因子在轉變了形式、取代了革命文化中「平等」的靈
魂以後,又頑強地存活下來。在蘇聯和仿蘇文化大舉進軍城市和官
方文化傳輸系統後,傳統文化退居農村。但經過一次次打擊和掃
蕩,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從倫理親情的觀念到和諧、平衡
的思想,無不受到嚴重摧殘,傳統的文學和藝術品種更是幾乎被摧
毀殆盡。

此時的西方文化,不僅被掃地出門,而且幾乎是一個罪惡的字眼。
在中共和蘇共的官方字典裡,西化都被稱為「自由化」。受意識形
態連累,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都只能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
結論範圍內進行研究。如遺傳學只能研究摩爾根;土壤學只能研究
米丘林;經濟學只有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人類學被斥為
「偽科學」;心理學更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更是「反動」!
……個人主義被當作「自私自利」,連同「成名成家」思想和「白
專」行為一道,一再受到批判;在西方文化中受到尊重和重視的私
人生活領域的文化全部「赤化」,就連結婚也被說成是「為革
命」,生孩子也是「為革命」;少女希翼中的最佳配偶是軍人!

正是因為所謂「革命文化」這種違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反人類本
性的特徵,使它最終走向窮途末路。鄧小平說﹕「改革,可以使社
會主義更具有人性。」鄧小平是看到了革命文化的本質弊癥所在
的。

二、1979∼1989年﹕解凍時代

以1979年為界,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可分為三個階段﹕解凍期、改
革期、整合期。它們是前後有序、犬牙交錯的。其中大循環中間套
著小循環。演進方向是「西化」。解凍的程度決定著改革的水平。
改革的水平決定著整合的結果。

這個時期的形勢,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向「革命文化」
爭地盤。革命文化的主要敵手是西方文化。從「清除精神污染」到
「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直到「6.4」鎮壓,營壘分明、論點清
楚,鬥爭得你死我活,但結果是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抽象觀念
每大戰一次,「自由化份子」每開除一批,西方文化的市場便擴大
一片,傳統文化也藉機擠出一片空間。

在這裡,有意思的是三者的關係。雖然這個時期的大勢是「傳統文
化」和「西方文化」向「革命文化」爭地盤,但二者並未「聯手」
作戰。正如1989年的青年學生與「法輪功」不曾結盟然。有時,革
命文化為了抵禦西方文化的入侵,還往往抬出「中國古已有之」的
論調。在「階級」觀點已經不得人心的情況下,他們往往祭起「民
族」這桿大旗,企圖以一種「對抗」形式代替另一種「對抗」形
式。而由於革命文化與專政工具的密切聯繫,具有很大的威懾力,
在大部份時候,鼓吹西方文化的人並不敢明火執仗地向革命文化挑
戰。他們往往迂迴出擊,有時不得不借批判「傳統文化」為名,向
「革命文化」開戰。儘管如此,在很多時候,西方文化也借「傳
統」之名作戰,搞「舊瓶裝新酒」、「借屍還魂」。因此,「革命
文化」為保全霸主地位,也不得不經常處於兩面作戰的境地。

解凍時代的完結,是以「革命文化」的「話語霸權」失落而告終
的。

三、1989∼1999年﹕革命文化、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
         「三分天下」格局的奠定

1989年「6.4」的槍聲,結束了80年代末期文化領域空前熱鬧的
局面,遏止了甚囂塵上的西化潮流,使在前10年中已經失勢、並
眼看要退出歷史舞台的革命文化又重新穩住陣腳。但軍事的勝利
並不能代替文化的勝利。中國社會要發展,就必然存在對各種文
化的內在需求。因此,正是在這一歷史的停滯中,確立了「西方
文化」、「傳統文化」與「革命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

這種「三分天下」的格局表現在﹕昔日被革命文化獨家佔據的市
場,現在已經被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所瓜分;昔日智識文化商品
的由中共宣傳部門統一領導「按計劃生產」,變為文化商人「按
市場行情生產」。儘管中宣部仍然不時發佈指導性文件,並動用
官方報刊批評所謂「不良傾向」,組織評獎活動鼓勵和表彰「優
秀作品」,在政治需要的時刻,還動用行政手段取締一些報刊、
出版社、禁止某個電影或書籍的發行,但不論是官方的出版社、
電影製片廠還是書商、獨立製片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已經不是
把「政治與社會效益」放在考慮的首位,而是把「經濟效益」放
在首位。

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者一般已經不再堅持「革命文化」的「話語
霸權」。1991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以後,關於姓
「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不要再爭論」,算是一種對大局的
認定。1998年,馬立誠、凌志軍撰寫的《呼喊》一書,也曾對中
國大陸目前的思想狀況作出描述。它說當今中國有五種聲音並
存,它們是﹕主流的聲音、教條主義的聲音、民族主義的聲音、
封建主義的聲音、民主的聲音。據說,對於這本讓人感到頭痛的
書,江澤民和中共官方宣傳機構確定的「不捲入、不炒熱,不受
干擾」的方針,可以看作是對這些「不同的聲音」的存在權利的
「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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