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89民運的10年「祭年」。之所以叫「祭」年，是因為它終於敗
在了中共專制的血腥的屠刀之下。對10年前的那場由許多學生領袖們
所組織、所領導的驚天地、泣鬼神的運動之失敗的教訓，這10年來，
已有許多人從各個角度試圖作出總結。譬如，有說天安門學生沒有
「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也有說學生絕食太過激進的；還有指責
學生們壓根兒就不該借胡耀邦之死而鬧事，從而葬送掉本已來之不易
的「良性互動」之局面的。在對89民運的反思中，我也曾在3年多以
前一篇題為《試論中國地下民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它》的文章中
寫到﹕

　　「我認為，89民運的失敗，更深層的原因應為﹕沒有自覺的民運
　　地下組織來領導這場運動。質言之，在一九89年，中國的『體制
　　外』民主運動還尚未成熟到要以非法鬥爭去促進並領導合法鬥爭
　　這樣的自覺程度」、「當民運的高潮到來時，由平時就『時刻準
　　備著』的地下民運組織來運作，與由臨時湊合而成『精英群體』
　　去運作，絕非同一碼事。……因此在一個人民的結社、出版、言
　　論等權利均被剝奪殆盡的集權社會裡，對於一場大的群眾性街頭
　　抗爭來說，其臨時指揮機構的背後有無民運地下組織的強有力的
　　影響和領導，其結果會是大不一樣的。俗稱﹕外行看熱鬧，內行
　　看門道。倘將此話中的『看』改為『幹』，即﹕外行幹熱鬧（幹
　　得歡），內行幹門道，那就可說是一語道破了89民運進退失據的
　　真諦。」

今天，我不僅仍然堅持自己的這個見解，而且，我還想將這個認識更
推進一步。我認為﹕在1989年，中國民運的主持者們，壓根兒就沒有
去思考、或是有意無意地迴避、排斥、拒絕和抵制「兵變」這樣一種
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往往是最有效的外科解決手段這一事實本身，可以
說是中國民運在當時尚未脫離蒙昧、自發狀態的一個極其顯著的標
誌。這一點，不僅與此後的羅馬尼亞革命，與91年俄國軍隊的倒戈形
成幼稚與成熟的鮮明對照，而且還在去年印尼軍隊嚴守「中立」而致
蘇哈托獨裁政權跨台的事件中，更在在得到了印證。事實上，現在已
有越來越多被披露出的材料證明，在89年的中國，中國的民主運動曾
經是有那麼一個千載難逢、稍縱即逝的機遇的。這不僅從當時以張愛
萍為首的一大批中共軍隊元老上書反對鎮壓一事可以看出；不僅從直
接被派進京戒嚴的第38集團軍徐勤先軍長公然抗命一事可以看出，而
且還從北京一些相當有實權的中級軍官關於議論「兵變」的回憶
（「我們當時真不知去與學生中的誰聯繫」），從外高聯某學生領袖
的回憶（「有傘兵來與我們接洽教我們在廣場怎樣點火迎空降，可我
當時竟然傻到通過緊急渠道去中南海向中共檢舉報告了──我們當時
一個心眼想的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呀！」），等等，等等，多方
得到了印證。

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多麼動聽的辭藻，多麼純真的願
望！可是它在中國換來的卻是「血腥、屠殺、大鎮壓」。真是一言可
興邦，一言可喪邦！其實，在政治上，任何口號，任何謀略，只要你
對它陷入某種盲目性，只要你將它視為包治百病的萬應藥方，這本身
就是走向災難的開始。因此，對和平、合法鬥爭的偶像崇拜，與對暴
力、非法鬥爭的盲目迷信一樣，都統統不過是中國民運中的一種蒙
昧。而這兩種貌似兩極對立的東西，其實在民運幼稚病這一點上，可
說是互為因果、互相補充的。

本來，蒙昧、幼稚，都並不可怕，它是任何個人、組織、乃至整個人
類的必經之路。可怕的只是一些民運組織的頭面人物、一些號稱民運
的精英或理論家，一些民運雜誌的主持者們，卻至今拒絕啟蒙、拒絕
成熟和自覺。誠然，倘若這只是一種個人的信念、個人的選擇，它本
無可厚非；或者，它作為民運內多元光譜中的一元，也自有其存在的
價值。可是，它作為一種思潮──注意﹕我不是說的作為一種鬥爭策
略的合法鬥爭本身，而是指那種排斥任何非法鬥爭手段的「合法性拜
物教」──竟然長期以來主導著民運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行動路
線，主導著各民運雜誌的辦刊方針和輿論導向，這豈非咄咄怪事！從
去年國內組建中國民主黨、中發聯一類視鬥爭合法化為「圭臬」的組
織及其今天的結局來看，從一些民運頭面人物成天只熱衷於作媒體秀
來看，從我們那以呼喚祖國之民主春天為己任的民運雜誌的主編卻一
再抵制民運隊伍內對革命和改良關係的大辯論來看，可以說，民運合
法性崇拜症，仍然是今天民運基本戰略策略中的主要危險，仍然是將
中國民運一次又一次地引向失敗的主要病根。從這種意義上看，人們
完全有理由懷疑﹕今天的中國民主運動較之10年前到底成熟了多少？
從這種意義上我要說﹕在今天，中國民運已到了旗幟鮮明地批判和摒
棄「合法性崇拜症」的時候了！（1999年9月16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