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王鵬令所謂「分野說」的分析我們看到，在「熱衷於」大談中國
變革運動中，力主變革的各種派別的分歧、及在變革路徑、取向上的
差異的同時，並不應該忽視民運整體的內在同一性，更不能不顧及中
國改革派與中共頑固派之間的尖銳對立與根本差異。相反地，卻應該
更多地藉強調內在一致性，從而在超越現實內部派別的權益爭奪、運
作衝突現象的基礎上，來探尋如何「異中求同」，並在衝突的高層次
中求創構（奠立規範與準則），合力同心，共同來推近中國的民主化
事業。這可以說是更具積極意義的重要課題。

對此，擬從現代政治科學理論的層面，就現實民運內、外部政治鬥爭
的特徵，及其與傳統中共毛式「鬥爭哲學與革命文化」的區別加以比
較說明，以求對民運內部整合與協同對外的運作提供一些思路，供有
識之士參考。

首先，王鵬令的指責方—魏秉持了毛式「鬥爭哲學與革命文化」之
說，不僅言過其實，也是對現代政治鬥爭的理論「缺知」所致。讓我
們先從一些事例來看。

方勵之曾提出「全盤西化─全方位變革」的主張。誠如王文所說，當
時確實具有用西方科技─人文─制度文化「衝擊」現時大陸傳統體制
的策略意涵。這與89民運時期中國變革的歷史背景是分不開的。如上
文分析，這也是當時無論體制內或體制外改革派中有識之士的主張與
共識。而隨著民主化運動的深化，時至今日，由於八九民運催化、中
共變革派的分化與發展，已經完成了由一般性主張變革、積極在體制
內、爭取盡可能直接參於改革的角色與階段，而演變發展成一個主張
全面變革中國國家社會體制的反對派陣線（營），並隨著形勢和時局
的發展，更進一步演變發展為致力於創建中國和平反對黨、以求在終
結中共專制統治和創構現代政治體制上獲得突破的新的格局與勢態
【註一】。而對這一新情勢，確實如王文所重複地：我們需要嶄新的
政治思維與新的民主化運動的策略路線，來指導（或應對）這樣一場
較89民運更加深刻、發展了的中國變革運動！為了對這一情勢及其歷
史演變、以及多種政治角色有深入的了解與把握，有必要對89民運時
期典型代表如方勵之等的角色與性格作些回顧和描述。

客觀上說，方勵之在那一時期扮演了中國改革的倡導、鼓動與實踐者
的重要角色。他之所以能力主全方位變革，是與他個人的經歷與體
驗、以及所處的位置和與中共黨內高層開明改革者的關聯與互動分不
開的。今天看來，他與民主牆時期魏京生一樣，實際上已高揚起了中
國異議人士和反對派「先驅的旗幟」。但中國民運存在著一個歷史難
題：對「旗幟」的認同和續延，及「旗幟」本身發展的問題【註
二】！他具有一種由體制內走向反對派異議人士的轉變過程，並與當
時的反對派比較而言，又具有雙重性格：既是反對派又與體制內改革
派有一種互動性關聯的特徵。其實這一現象也反映在當今諸多著名反
對派異議人士或民運人士身上，可以說是20年中國變革運動特定情態
下的產物。某種意義上說，它影響了中國反對派人物的心理和行為，
並不同程度地決定和形成了中國民運的一定特色。明確這一點，對深
入理解海內、外民運的運作特徵是大有裨益的。

而方勵之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他主張作理性的政治反對派。誠如深受
其啟蒙的王丹回憶說，方先生曾強調，「對共產黨是反對而不是敵
對」【註三】。他並鼓勵學生為爭取自由民主理想而奮爭。這位當時
中國科技大學的副校長，就曾鼓勵學生「加入共產黨，去從內部改造
它」。由此，可以看到方勵之的政治心理與特徵的一個真實方面，並
非如王鵬令文中所描繪的：處於完全與現政權對立或對抗的地步。甚
至也不能以其提出過「全盤西化」的主張，就推演出「對大陸全面徹
底否定」的仇視狀態的結論。至於經歷了89民運的洗禮，與海外流亡
的歲月，方勵之更加堅定自己作為政治反對派代表的重要角色與信
念，正如他自己宣誓地那樣，「對共產黨之不妥協是道義之所在！」
【註四】而王鵬令指責方勵之與魏京生都是毛式革命文化與鬥爭哲學
培養出來、具有「造反派精神」的反對派，若無特別的事實佐證，則
只能說是一種情緒化的宣洩。而他用如此激烈的語言指陳，在自由的
環境中，對大多數有識之士言，可能適得其反，卻也情不自禁地暴露
其本身的馬列革命文化與毛式鬥爭哲學的素養與性格。這實在無益於
中國反對派事業的大局和民運的整體協調發展。

當然，若從另一個角度看，要想全面推展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我們確
實要從人的秉性、從民運人士精神理念與政治文化性格的層面，來探
索討論現代中國國家社會變革，如何從提高人的政治素養，加強現代
政治文化理論，並從制度上規範制約政治行為，以培養現代政治鬥爭
的寬容與善於妥協的精神與藝術性，從而保證未來中國政治鬥爭不再
淪為「人與人的惡鬥」，並避免這種惡鬥的風氣與陋習在反對派陣營
內部蔓延。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說，今天民運的反對派形像、反對運
動的運作方式，可能既影響其自身發展，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對將來
中國民主政治作出一種示範。這種「示範」與「形塑」作用，無論是
在組織的制度架構或運作方式上，都將對未來中國發生重要影響。

所以，王文所能提出對毛式革命文化與鬥爭哲學的批判，應該說還是
有一定意義的。但是，首先必需對現代政治學原則精神與現實政治鬥
爭的本質有一準確的認知，即政治鬥爭是常態，內鬥也是不可能避免
的客觀現象，問題是必需學習和確立現代政治行為的「規範與準
則」，並與現代政治倫理互為補充。現代西方政治理論恰恰承認政治
鬥爭的客觀事實，並認識到人性的弱點及其對政治鬥爭的影響，從
而，旨在從制度規範及運作方式與程序上，尋找制約政治行為的方法
和途徑，同時輔之以現代政治倫理與社會道德的精神規約（如普世精
神、政治寬容與權益妥協均衡等等）。由此可辨識現代政治鬥爭原理
與馬教毛說的階級鬥爭、專制政治哲學的區別和差異，才可能正確理
解現代政治鬥爭運動的本質性格，並致力創構未來民主政治的制度規
範與行為法則。

【附註】

一、胡平《談「異議人士」和「政治反對派」的角色變換》一文，
　　http://www.freechina.net/bbs/messages/341.html；《米奇尼
　　克：人、角色、思想（下）》，《北京之春》（1999年1月）。
　　李近近《論組建反對黨》《北京之春》（1999年1月）。李贊新
　　《獨立工會與組黨運動》《北京之春》（1999年3月）。江棋
　　《民主運動：通往自由之路》《北京之春》（1999年4月）。金
　　楓《評中國民主黨事件》，《北京之春》（1998年9月）。海內
　　外101位著名人士《關於中國大陸當前政治局勢的嚴正聲明
　　（1998年7月22日）》，《北京之春》（1998年9月）。
二、如楊小凱先生等論民運的歷史傳承問題時提出的命題。
三、王丹訪問記﹕《對獨立知識份子的真誠嚮往》，《北京之春》
　　（1998年6月）。
四、方勵之《祝賀〈爭鳴〉創刊二十週年》，《爭鳴》（1997年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