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1月，我從第1看守所轉到提籃橋監獄。3月，我被秘密關在1大隊
的禁閉間。6月始，監獄辦公室主任每天來我監房陪我聊天談話，一
談就是5個多月，先是拉家常，後是談案子，表面上是勸我認罪伏
法。我也與他週旋。他姓官，是上海司法局的局長李庸夫的秘書。他
父親原是市委領導。我在單人禁閉間關久了，也不反對這樣一個談話
的機會。

一天他對我說，「監獄要成立一個犯人演講團，程麗萍（女，我的同
案服刑人）也將參加。」他還說，「如果你想參加的話，我們也可以
考慮。」對於他們的花樣，我是相當警愓的。我問，「傅申奇會不會
去演講？」他說，「與他無關。這次演講是全國第1次，是專為你們
安排的。」他的話應該理解為，這次演講是因為美國關注我們的案件
而安排的。

大約是94年的12月，起名為「走向新岸演講團」的那幾個犯人就開始
在市監各大隊試講了。我也從禁閉間回到了犯人群中。我記得總共有
5個演講者，除了程麗萍，其他4個名義上都是刑事犯。有一個是賭
棍，賭輸了犯罪；有一個是盜竊犯，有一個是跳黑燈舞被抓進來的。
那人顯然不是刑事犯，所以我只能稱之為名義上的刑事犯。

在過道上，上體司的造反派頭頭胡永年悄悄對我說，「還沒看到過這
樣的演講，不怕出洋相。」我明白他的話。他指的是程演講中有這樣
的話，大意是，我們被抓是因為追求學術自由，中國的學術思想和經
濟理論太保守。胡又看了看周圍，笑著補上一句，「這裡有花頭」。
胡是文革中的上海市體育界負責官員，閱歷既廣，那時也已坐了10幾
年的牢，磨難也深，所以對中國政治的觀察自然不同凡俗。

85年的春天，新岸演講團已經走遍上海﹕我們的母校財經學院去了，
上海的復旦大學去了……還去了江蘇省，累計聽眾有50萬以上。在財
經學院，程在台上講，底下的同學和教師在台下罵，「怎麼會這樣軟
檔的，丟我們學校的臉。」負責安全的司法人員說，「我們一直提心
吊膽，萬一程麗萍在台上喊冤枉就不得了，復旦有外國學生聽演
講。」

85年1月份，我開始收到程秘密傳來的第1份信息。她說司法局長對她
說，「參加演講會給減刑。」第2份信息說演講時警察防得很緊，很
難動作，但與外界的聯繫正在建立。

我們的聯繫越來越緊密，有時候一天一個信息。上海市監的這個演講
團得到中央要人的支持。北京甚至派來女排，讓程麗萍與周曉蘭一塊
拍照，然後登在《人民日報》上。程在監獄裡的照片還出現在香港的
雜誌上。我也談了對演講的看法。我說，「我們這個案子，我是主要
的。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從政治上，你的演講都不會影響我們案子的質
量。美國不會輕易改變態度。」「演講是你個人的事，我不反對。有
人因此對你有一時誤解，那要看你今後的表現。」她的回答是，「誰
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這是她最喜歡說的一句話。

6月，突然發生變化。有信息說，程麗萍作為演講團的成員和犯人代
表，在市監禮堂對來訪的美國老記者代表團的一個男成員用英語說，
「請告訴政府，我們受到不公正對待。」當時程還準備說其它的話，
但警員已經趕過來問程剛才說什麼。程說，「那個美國人問我，你穿
的毛衣很好看。我回說是的。」那個美國人也證實是這麼回事。旁邊
的犯人則說，「我們聽不懂英語，不知程說什麼。」

我一直尋找機會在市監直接與外國來訪者接觸，當面控訴中國警方迫
害我們。卻想不到這麼一個應該由男人承擔的危險，竟讓一個女孩子
承受了。代表團把程憤怒的控訴捅出去後，中國政府大為震驚；美國
政府則心知肚明。

監獄長在廣播裡公開對犯人說，「監獄的伙食卡路里不夠，不合國際
標準。但以後我們會改進。」這僅是監獄初步的公開回應。

不公開的回應是，85年9月，我被轉押到新疆，在荒涼的大西北熬我
餘下的10年刑期。司法局長答應的減刑也沒有兌現。還好，沒有加
刑。走向社會的犯人演講活動再也不搞了。

慘重的代價。但我們不悔。面對不公正的社會和政府，終需有個人挺
身而出。大不了魚死網破。終需有代價。參加演講團就是代價的一
種。

忍辱才能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