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令的「西化派」，說白了，就是指鄧小平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
化派」。他的「分野說」是建立在這樣的一種政治邏輯思維基礎上：
即中國大陸的改革是共產黨主導的社會主義自我改造運動，是在所謂
的四項基本原則大框架下進行的。所以承認這一大前提的皆屬改革派
知識份子。一般而言，他們包括體制內改革派或改革的溫和派。相
反，凡體制外的力主全面變革的的社會精英，或與鄧路線與方略相衝
突的改革思維與主張者，無論「自由化」或「全盤西化」論者，皆統
統被劃歸西化派及其「弟子」之列，而為王鵬令所大加鞭笞：什麼
「在80年代，中國的西化派知識份子為什麼從歷史、傳統到現實的政
治主張，均與改革派有點格格不入，似乎與後者很難找到多少共同之
點」。前者的「全盤西化無疑意味著對中國大陸現有制度、體制和文
化之全面徹底的否定。因此，它不僅僅與現政權處於完全對立，乃至
對抗的狀態，……與改革往往也是很難協調的」。

由此可見，什麼「全面徹底否定現有制度」，與「現政權處於完全對
立乃至對抗的狀態」，王鵬令已將其「分野說」定義擴延為敵對關
係：格格不入而毫無共同之處。

89民運及其後對趙紫陽等改革派的清算，一定意義上說，正是中共黨
內政治鬥爭及自86年以後改革派發生分化、各種勢力互相衝突的一種
必然結果。深諳其變化的鄧小平之所以會說「這場風波遲早會來」，
而不惜最後痛斷改革10年的左右手（胡與趙及其改革派），一方面是
有其深層政治心理與權利意志秉持的；另一方面，也是複雜的社會變
革與政治鬥爭情勢詭譎、分合異變、「權用為先」（傳統專制政治邏
輯和鄧的實用主義哲學的混雜）所致。所以「分野說」既不能在理論
上對「西化與改革」作出精確的界定和劃分，更未能對現實政治鬥爭
中，原本交相變化、派別分合的情形作出合理的區隔與辨識！

某種意義上說，當時所謂的西化派的觀點和主張，與中共黨內的真正
開明改革派（如胡、趙及其追隨者）的改革意向與主張，卻有驚人的
相似之處。舉例說，我於87年，曾在一次學術會議後，與原任中共宣
傳部長的朱厚澤（當時已隨胡耀邦同被罷黜）作過長時間的討論【註
一】，對他勇於在中共報刊上提出「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
的鮮明主張的真實意涵有一個深入的了解。有兩點至今記憶猶新。

其一，出乎意料，朱厚澤也是用「全盤西化」這一詞，來說明當時黨
內改革派主張政治體制變革的意義的。因他親身感受了「老佛爺」垂
簾聽政式的中國專制政治對變革的滯礙。朱厚澤用了形像化的比喻：
變革如同要進口一部汽車（或高精密度的機器），你不能捨其關鍵重
要的部件、體系的完整內容與系統性，而只是進口零部件，那是夠不
成先進系統的。政治體制是國家社會的控制中樞，是現代國家體系的
關鍵部位。你絕不可能以中國古代式的馬車輻軛來匹配現代動力系統
（無論形式或內容）。所以，現代國家制度的文明體系也同現代高精
密系統一樣，具有它的系統性、整體全面性，需要相互配套的「全盤
化」的變革（借鑒）！

雖然，實踐中變革的途徑和方式各有所不同，但最終都是以創構符合
現代標準的系統為目標，不可能超越這種「現代性」。就制度文明
言：如公開性、制衡性、法制化、程序化等等，必需獲得絕對的保
障。尤其在資訊化發達的當代，這種「全盤化」的主張意味著對現代
制度文明體系的完整性、系統關聯性的認知與創構，並強調其最基本
的「制度原則精神」奠立與貫徹的重要。

其二，朱厚澤在論到當時我們籌組全國私人企業家協會、遇到重重困
難的情形時說：為什麼要層層審批？現代政治制度原則精神之一，就
是在於它的由下而上性。要結社自由，就是要突破「審批」的舊傳統
觀念，由下而上化！公民實施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各級政府只有依
法律規定，執行「簿記員」的職責與監察權。例如核實和給於登記而
非「審批」！而現代法律規範必須具有詳實和精確的規範內容，以便
於準確地解釋與執行，等等。由此可見，中共黨內開明改革派，對現
代中國變革及「全盤西化」主張的真諦與精義，在當時已有了比較清
晰的認知，似乎已形成一種共識與默契，差異僅在於所論及內容、層
次與範圍的不同而已。所以，「全盤西化」並非只是方勵之如是說！

正如王鵬令《研究》中指出的，對《公開信》不獨是《簽名信》
的33位學者支持，也為大多數改革派知識份子所認同、相呼應！不同
的是，王鵬令卻試圖藉兩封信之間的「稍微差異」借題發揮，把它指
斥為「政治本質與文化性格」上的根本差異！

至於王鵬令提出的「西化派的困境」說，我以為，若能對什麼是「西
化」有一種精確定義與描述，就能發現其真實的語境與涵義何在。雖
然在中國指陳和批判「西化」，算是一種「時髦」，甚至連小孩都
會，但若有人問什麼是西化？中國近現代現代化發展與西化有什麼不
同？日本「全盤西化」與日本民族文化振興、國家富強有什麼關聯？
【註二】等等，則能言其詳者寥寥。其實，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政
治意識形態馬列化算是一個最不成功的西化範例。而從政治觀念主張
看，孫中山憲政民主的理論與制度創設，可以被視為至今仍具意義的
政治上西化的成功範型。雖然它在實踐中仍然被修正、補充和發展。
所以，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政治發展即在兩種完全不同的西化理論
衝突中發展。而「西化」概念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一種廣泛借鑒西方
近、現代之長，而圖中國迅速發展富強、長治久安之道。或者也可以
說是全面現代化的同義語。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曲折演變的過程，
雖有逆境也有希望，關鍵在於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調適。那麼，何為
「西化派的困境」呢？其實真正的困境在於中共馬列意識形態與中國
國家社會現實發展趨勢的深刻衝突。

至於王文提到的「西化」的理論與思想體系的問題，何不作一傳承與
借鑒的思維呢？近則孫中山觀念與台灣經驗的借鑒傳承，遠則整個現
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整體經驗」與長期歷史實踐中成功的科學合理的
範例：制度理念與原則精神等等。正如朱鎔基「新政」改革方案【註
三】中，不是仍在大量借鑒嗎？所以，所謂「全盤西化」也不過是全
方位變革、全面現代化的同義語【註四】而已。方勵之和朱厚澤一
樣，是在86年前後、中國大陸變革的特殊情態中提出的，他的主張具
有確定的意涵和語境，是可以為廣大有識之士理解和認同的。一如始
自洋務運動的「體用之辯」，30年代胡適倡導的現代自由人文社會精
神的「全盤西化」等等，皆意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說「西
化」與「變革」皆在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全面發展、整體化約，那
麼在這一過程中，只會發生「主體的變異」如國家社會的改觀，而不
可能導致「主體的化失」，其民族文化與傳統（正如日本一樣）只會
經過冶煉而浴火重生。與其說「西化」與「變革」的分野，倒不如
說，兩者殊途而同歸、貌離而神合！

【附註】

一、朱厚澤：《超越姓社還是姓資》，文刊大陸1986年《文摘報》，
　　原發表在《深圳青年報》上。
二、沈清松教授在論述日本文化學術創新發展的啟示時，提出一個重
　　要命題：為什麼現代日本能夠發展創新「日本儒學」、神道和武
　　士道精神，並與西方文化綜合為新日本民族文化精神，而台灣比
　　較而言則未能？詳見他的《海洋文明與亞太文化的未來》，《哲
　　學雜誌》第23期，1998年。
三、如朱鎔基「新政」的金融體制改革，施行銀行跨省區設行，仿照
　　美國聯邦銀行跨州大區體制；而政府行政改革，採「大經委，小
　　計委」模式，並試圖創設「小政府，大社會」體制，實也參照日
　　本「大通產省」體制構設。
四、方勵之：《危機感下的責任．談政治體制改革》（1986年9月27
　　日），實行全方位改革，第128頁；《民主、改革、現代化》
　　（1986年11月18日），全方位的現代化，第196頁；「所謂全盤
　　西化的含義……就是全盤地、全方位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