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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鵬令發表在《民主論壇》（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二十五　│
│　日）上的《八九民運研究》（以下簡稱《研究》），堪稱奇　│
│　文。文中，作者根據他對所謂八九民運的「源頭」──方勵　│
│　之先生《致鄧小平的公開信》（簡稱《公開信》）──的最　│
│　新「發現」，展開「考證」與批判，引申出所謂「西化派」　│
│　的困境及與改革派知識份子的「分野說」，並對所謂「方勵　│
│　之－魏京生現象」及其「毛式鬥爭哲學──革命文化的政治　│
│　本質與文化性格」加以指控與鞭撻。對此，筆者就自己所知　│
│　所思作點見證，以就教關心此事的同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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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89民運引起各階層的廣泛聲援與參與，產生強烈的震撼作用，並
以其悲壯的結局驚顫世界，從而促動加速了蘇東巨變，為人類走出冷
戰、終結共產主義極權統治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這已是不爭的事
實。就它的真實源頭、直接的動因和情勢背景來說，常言道：冰凍三
尺，非一日之寒。雖然方勵之的《公開信》實為八九民運之開山炮，
而直接動因，則非胡耀邦猝世事件的激發，不可能那樣迅發和猛烈；
倘若中共當局對學生民眾和平理性的訴求與抗爭能報以合理的回應、
妥善的處置（如趙紫陽等開明派的意見），那麼就不可能如此強烈地
刺痛民心、激怒群情，而有可能避免最終的悲劇。對此無論善良幼稚
的學生有多少過失和責任，頑固派政府實難辭其咎。王鵬令迴避這一
中共文化的本質，意欲歸罪歸責於方勵之的《公開信》的挑釁，和不
能為頑固派認同的「政治話語」的西化「破爛兒」（王所假設的鄧的
看法）的緣故等，實與常識不符，也有悖於當時歷史真實情境，更給
人以離奇的感覺。

人們記得，當時中國改革發展面臨著：經濟改革攻關未果、政治改革
嚴重滯後的險惡情態，卒有86∼87年間發源於合肥、波及全國20多
大、中城市的學運【註一】，及當時大陸民眾普遍的反腐敗怒潮和對
政治改革的期盼。但結果胡耀邦下台、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頑固派發
動了所謂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註二】，清除方勵之、劉賓雁、
王若望、郭羅基等四人黨籍，並罷黜了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
勵之、時任中共宣傳部長的朱厚澤【註三】等一批改革派精英。中國
大地出現了一股反改革的逆流。對此，論者之議雜陳，但公道自在民
心。論史者，不應忽視這一前因，及其對後發的89民運的深刻影響！

當時，中共頑固派借機出擊，以胡耀邦為代表的中共黨內改革派遭到
清算，其醞釀已久、反覆較量的真實情態和社願民心的潛流，才可謂
是89民運的最真實、最切恰的「源頭」！對此如鄧小平所言：89民運
「這場風波遲早會來！」【註二】也是一個鮮明的、突顯中共頑固派
政治心理情結的最好的註腳。由此，後來趙紫陽等一大批開明派遭到
更徹底整肅，也就順「理」成章，不難理解了。可見，中共頑固派早
已心有預知、深有謀劃，不但從反面推波助瀾，在89民運中頑固堅
持，毫不退讓妥協的專制政治文化性格，才是悲劇的最終致因所在！

面對中國改革運動這樣一場深刻的當代政治鬥爭的大較量，那些不諳
真諦、卻故作驚人的發現論者，視「潛流暗湧之勢態」於不見，卻要
在表面文章中考證出所謂政治文化諸多差異，並妄論「政治本質」之
新發現，委實給人十分荒謬之感！

王鵬令指稱：方勵之「也遠不像改革派知識份子對『改革』那麼熱
心」，因為在方勵之的心目中，「改革」似乎不足道！在300字的
《公開信》中竟然「對改革只字未提！」。事實上，方勵之呼籲中共
當局，本著人道與現代自由、人權精神，對主張政治改革的魏京生等
因言論獲罪的良心犯實施大赦，以為啟動政治改革之契機、改善政治
文化之氛圍，獲至了普遍認同與支持，追隨者如流。這種現象如何解
釋呢？

王鵬令又指稱：「方先生無論在政治和文化上……並無任何真正切實
可行的見解和主張，更不用說成體系、具規模的思想理論了」。這真
可謂，責人不如責己。試問，王鵬令及所謂「改革派知識份子」職業
理論家們是否早已有了：關於中國的出路和未來的前途的、切實可行
的思想體系與理論主張呢？若沒有，那麼何以指責、苛求如方勵之那
樣一位身為天體物理學家的、對中共極權專制秉持異議的科學文化人
呢？相較王鵬令，方勵之諳政治，而非職業政治家；呼變革，實踐家
而非職業理論家的政治性格與文化特色，其追隨者眾，聲望高，實也
當之無愧吧！

讓我們再回到「89民運源頭」的議題上來。如果對當時中國大陸改革
情勢多少有些了解的話，公平而論，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開明派改革追
隨者，雖因他的被罷黜，隨他進退者，一如趙紫陽等繼續堅持者，在
大陸是得民心和深具民眾認同基礎的。而胡耀邦之死，久蓄民心的憤
怒、怨氣、不平等等，一時傾瀉，而以李鵬為代表的頑固派所脅導出
的鄧旨意的「所謂『4．26』動亂定性的社論」，以及其後強硬的堅
持態度，所突顯的頑固立場，才是89民運最本質的導因所在。依當代
政治學原理論之，大權在握的政府，無論如何自當承擔事件的重責。

若不鞭辟入裡，僅僅以所謂文化話語、政治人物的文章性格論之，何
以能撥雲見性，既能看到久蓄民心的不平之氣終將爆發的必然性，又
能看到中共頑固派久習成性、無時不欲置改革者於絕境的政治本質
呢？【註四】這就是中國傳統專制政治和中共延續的極權統治下的政
治鬥爭的常態與險惡性所在！其毒尤甚者，則恰恰在於這種政治文化
統治對人心壓抑、人性扭曲的社會毒化。也是真正的中國變革家們倡
尊政治變革、追求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要義與真諦所在！

單就統治者言，一如鄧小平本人等，如果不能改變「生則任其揮屠
刀，死且心悸憂灰骨」【註五】的屠夫賭徒式的幽暗政治心理與政治
文化氛圍，對其不加以政治制度上的規約與限制，即實現政治現代
化，那麼中國政治之慘烈與惡鬥、社會之殘暴循環將無窮期。一如當
前兩岸敵視對峙升級、大陸當局殘暴鎮壓和平組建反對黨運動及異議
人士、和對廣大法輪功信眾與習練者非法取締等等，無一不秉持了中
共專制統治的一貫政治邏輯。人們無由幻想與此尋得所謂「政治和文
化共同點」。


【附註】

一、參閱陳破空﹕《八六學潮回顧》，《北京之春》，1999年1月。
二、參閱《鄧小平文選》。
三、朱厚澤：《超越姓社還是姓資》，文刊大陸1986年《文摘報》，
　　原發表在《深圳青年報》上。
四、陳一諮：《〈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發表前後》，《中國之
　　春》，1999年6月。
五、對中國政治家的這一現象的反思，可見傳統專制政治的殘酷性、
　　詭譎性。若推而論之，似可見其生前政治心態之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