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目前的處境，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即「處心積慮，如履薄
冰」。所謂「處心積慮」，並非因為他怕丟官，算計別人；而是他一
年半以前就職演說中所作的承諾，絕大部份都要泡湯。所謂「如履薄
冰」，並非是如外界所言「江朱體制」破產，江澤民已由朱堅定的支
持者轉而成為強烈的批判者；而是因為他的小辮子太多，得罪人太
多。究竟這既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他政治個性導致的必然。

江與朱同乘一條船

近來，有關江澤民與朱鎔基矛盾激化的傳言不少。比較典型的有以下
幾種﹕

（一）朱鎔基訪美歸來凳子還沒有坐暖，就發生了美國轟炸北京駐南
　　　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於是黨內鷹派便對朱大肆韃伐，認為朱在
　　　美國表現軟弱、低三下四，甚至有辱「國格」，以至令華盛頓
　　　有恃無恐。原本為朱鎔基護航的江澤民，心知眾怒難犯，遂改
　　　弦易轍；
（二）朱在任職總理的500天之中，國家經濟面貌非但未能改善，反
　　　而在持續惡化，通貨緊縮、國企困境空前、尤其是失業率劇
　　　增，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江澤民也對朱的行政能力產生懷
　　　疑；
（三）江澤民在高層會議上反覆強調全黨都要「講政治」，而朱鎔基
　　　一直對此表示冷淡，在一些大型會議上對「講政治」只字不
　　　提。江認為這是對他的冒犯。

如果對北京的政治作業、江澤民駕馭權力的能力、以及江、朱處境及
兩人關係的淵源稍作了解，就不難發現上述猜測並無根據。朱鎔基雖
然敢言、敢幹、常常顯露「鐵面宰相」之態，實際上並無脫離高層集
體決議的基本框架，更無悖離江澤民的意志。例如在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談判中對美國的讓步、5月份以來的政府拉抬股市、以及國務院系
統精簡機構，都是統一決策、集體定案的。朱鎔基多的不過是臨場發
揮，發揮的時候也沒有忘記處處收斂鋒頭，維護江澤民的權威。儘管
鉤心鬥角、爭功諉過是共產黨權力遊戲的特色，但也決然沒有發生在
江、朱之間，因為他們早已同乘一條船，而這條船早已除害，除了同
呼吸、共命運，已別無選擇。最近的例證是，在今年至關重大的中央
北戴河會議上，江澤民非但沒有責難朱鎔基的意思，還主動站出來為
他解圍，誇讚「朱鎔基同志訪美是成功的」，並且在怒氣、怨氣衝天
的各部委主管以及各路諸侯面前充分肯定了朱鎔基內閣的成績，同時
也攬下不少責任。他們之間，何來矛盾之有？

北戴河會議賦予朱更大權力

對於北京領導集團而言，今年的北戴河會議頗不尋常。按照預定方
針，這次會議本來準備對目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及大陸政經形勢進行
分析及評估，然後集中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然而，由於今年上半年國
際與國內突發事件接二連三，它不得不調整議題。

議題依輕重緩急如下﹕

（一）重新定位「中」美關係。將與美國的關係由「戰略伙伴」調整
　　　為「亦敵亦友」，「既對美方的挑釁要予以還擊，也要和美方
　　　維持溝通與連繫」；
（二）將「三講」（即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推向高潮。其中，
　　　重點突出反法輪功與反腐敗；
（三）重新評估對台政策。領導層內部相當一部份人認為，過去的對
　　　台政策是失敗的，有加以檢討的必要。結論是「準備兩手」，
　　　即爭取和平統一但不放棄動武；
（四）同意利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並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五）確定了第四代領導人的基本配置，在黨的16大之前逐步完成權
　　　力轉移。

在討論上述問題的過程中，幾乎每一步都發生嚴重爭執。據知情者透
露，當時的氣氛尖銳、火爆，然而並沒有離開「同志式」的批評與反
批評。亦即，北京領導層並沒有出現毛澤東、乃至鄧小平時代所謂的
「路線之爭」。這既是鄧小平之後中共內部缺乏呼風喚雨、一言九鼎
的人物特有的新氣象，也是所謂「黨內民主走向成熟」的佐證。

經濟問題當然是重頭戲。大家議論最多、歧見最大、最難決斷的也是
經濟問題。他們深知這個問題搞不好，就會出「大亂子」。至於朱鎔
基要不要為目前的經濟亂象負責，則有不同意見。一種觀點認為，國
企改造進展不順利，並非這屆政府的過錯，實在有許多料想不到的因
素，例如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去年的百年洪澇災害以及產品過剩
等等。不過，如果不良效果都推到外部環境，政府的責任在哪裡？

批評歸批評。事實上經過北戴河會議統之後，朱鎔基的權力不是削弱
了，而是加強了，中央賦予他的經濟改革權更大了。這也是他在8月
中旬於雲南考察時依然是自信滿滿、胸有成竹的原因。他透露說，
「大陸經濟現已進入新階段，經濟結構要進行重大戰略性調整，經濟
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同時自上而下的機構改革，也準備在近期
推行至省一級。「內憂外患」當前，他哪兒有「請辭」的道理？

呼應江澤民顯示有志一同

細心者也許會發現，在江澤民與朱鎔基之間，各自的角色確實在發生
微妙的變化，具體說來，主管政府工作的朱鎔基開始涉足意識形態，
而「十年一貫制」地「講政治」的江澤民卻在大談國有企業改造。例
如在8月19日的國務院辦公廳機關「三講」教育情況匯報會上，朱鎔
基要求政府官員，必須善於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自覺地從「講
政治」的高度來認識經濟工作和其他工作，否則，就不可能成為一個
「清醒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領導者」。

江澤民卻在逐步插手政府事務，比如6月與7月之交在青島召開的華東
7省市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江澤民從始到終都是積極的參與
者。他在那次會議上提出，堅定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工作，同時也要
「堅持發揮企業中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其思路被認為明顯偏離了過
去朱鎔基主導的開放路線。

對於前一種現象，有人認為是朱鎔基為感謝江澤民在北戴河會議上的
拔刀相助，而投桃報李；對於後一種現象，有人認為江澤民在有意剝
奪朱鎔基的改革主導權。如此矛盾的信息至少表明，外界對北京權力
中心組合與運作存在頗多誤解，通過猜測、想象判斷他們之間的關係
以及走向，往往不會準確。

事實上從江朱體制成型的那天起，兩人就建立了莫大默契和利益關
係，權力交叉運用只能說明兩點﹕（一）彼此需要支持；（二）廓清
外界傳言。在政治局七常委中，朱鎔基可以說是最沒「野心」、最
「懂經濟」、最想把「中國的事情做好」的一個，盡管江澤民不乏
「武大郎心態」，也不至於廢掉朱鎔基「另請高明」（還有誰比朱鎔
基更高明？）況且，朱鎔基離開江澤民的支持便難以為繼，而江澤民
離開朱鎔基恐怕只能玩「空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