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組織的行為動機，集中體現在組織者
　　或者是政治領袖的行為動機上。

在開放的、多元的民主的社會，政治組織的行為動機必須以民意為基
礎。而在一個專制的、獨裁的、畸形的政治生態環境裡面，政治組織
的行為很容易被扭曲。不成熟的政治組織者所關注的往往是短期的社
會反應，並以此為政治資本對自己未來的政治前景寄託無限的期望。
民運中出現的「五搶」現象就是這一行為動機的具體表現。一是條件
不成熟時「搶時機」，二是程序不民主時「搶排名」，三是無所作為
時「搶鏡頭」，四是自不量力「搶地盤」，五是投機鑽營「搶旗
號」。

98年的中國民主黨的動議，首先由浙江發起。去年8月份，我在北京
與徐文立先生有過多次接觸，當時他們並沒有組黨的具體打算。9
月，國內許多異議人士受到了浙江組黨的感染或者是啟發（其實，毋
寧說是受了國際輿論的影響），尤其是在國外有些嘩眾取寵的民運人
士不負責任或者是別有用心的直接鼓噪下，有些人出現盲動。由於在
「商號」或者「旗幟」上，中國民主黨在中國社會沒有法律上的侵權
問題，同時，各自所標榜的又都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理念和
信仰，因而，在國際輿論轟動、而中國社會又沒有凸現出明顯的政治
風險的時候，許多政治敏感人士便開始浮出水面，自稱黨部主席或負
責人。我見過某自稱為該省黨部主席或負責人的人，明顯感覺到他的
行為動機不太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有些地區，哪怕是一個人，
也紛紛宣佈成立省民主黨部，只想捷足先登，惟恐名落孫山。這也成
為我們當前無法判斷中國民主黨這個「金字」招牌的正宗扛旗者的困
惑。

當然，由於國內的特殊環境，浮出政治水面的人魚龍混雜，除了一個
人的政治勇氣和風險意識外，我們尚無法判斷各自參與政治活動的真
正動機。而在國外，中國的民運人士卻「清流退出，濁流主導」（徐
水良先生語），是一個可悲的現象。在以封閉的、專制的、畸形的社
會為背景從事政治活動，是很難解決政治收益的平衡問題。這些人是
否得到短期的政治實惠，我想這不重要，問題是這種人參與政治組織
和對這個政治組織所可能形成的長期的社會效應。政治運動對組織者
是一個長期的考驗與淘汰過程。在開放的、多元的、民主的社會，一
個人的政治地位應該是對他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的回報，這種回報不
一定會與其所受到的專制迫害成正比。

另一方面，部份在形式上比較堅定的知名政治異議人士，其政治動機
的盲目性也不能給人們較好的政治預期。中發聯被國際輿論關注的時
候，曾經有國內十分著名的老一輩民運人士，直接要求參加中發聯。
為此，我曾受彭明委託專門上門拜訪，交流一些基本信息。最後，我
希望了解三個問題﹕一是對方原政治信仰與中發聯的政治信仰的的轉
換問題；二是對方原政治派別或關係怎麼處理的問題；三是鑒於對方
歷史上的政治影響，我們需要了解對方加盟中發聯後在政治地位上的
期望值。然而，對方連這三個基本問題都沒有認真考慮過，我們也就
很難識別他的政治動機了。許多人政治角色不清，在行為上只能腳踏
兩只船。這種現象在海外民運組織中更為普遍。

二、政治響應者的行為動機

從響應者來看，我們對政治組織的基本群眾的政治考慮不能理想化。

由於中國社會長期實行「政治真空」，中國人缺乏對政治信仰選擇的
機會和自由，人們的政治動機基本上只是表現為一種怨氣的釋放，因
而一時的政治選擇肯定是盲目的、缺乏最起碼的穩定性和堅決性的，
部份人還帶有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一大部份人則是「從眾」心理。
這是中國民眾的政治心態。其政治行為的表現形式常常表現為集市貿
易式的「趕場現象」。以這種方式組織起來的政治力量，不可能形成
曠日持久的運動性力量，難以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對政治組織者來
說，運用的模型也只能是一種粗放的組織行為。中發聯自去年9月被
國際輿論開始暴炒的時候，每天中發聯辦公室3部電話鈴聲不斷，到
辦公室來訪、入會的人絡繹不絕。許多地方的政治敏感人士，甚至要
代表半官方組織提出成立中發聯的地方性機構。這種政治形勢很容易
讓政治組織者們自我膨脹。可是，我們一旦遭到政府的打擊，許多人
就作鳥獸散了。政治運動是民眾的運動。怎樣將民眾的政治熱情反映
出來和集中起來，並形成一種持續的政治參與行為，確是值得我們加
以認真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