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俄共把中共當共產主義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但斯大林卻早
早私下譏諷說，中共是麥淇淋式的共產黨。但中共還自以為是、一直
自況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歷史證明，這其實是一個沈重的包袱。
正是因為自以為是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所以毛澤東要搞社
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結果搞得天怒人怨。後來到了鄧小平手
裡，每走一步大家又都顧忌﹕這符合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符合不
符合共產黨的傳統？所以走得很累。現在許多人想，中國的社會主義
過時了，其實馬克思主義規劃的社會主義從來沒有在中國存在過，所
以也不存在社會主義過時不過時的問題和好壞的問題。

想像的社會主義包袱剛剛開始扔，中國人又開始背上了另一個想像中
的包袱。這次不再是西方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而是西方的民
主。

好些中國人在這個世紀的上半葉都想，如果實現了社會主義，中國就
有救了；如果中國共產黨奪得天下，老百姓就翻身了。現在又有好些
中國人在想，如果實現了民主，中國就有救了；如果打倒了中共，就
萬事大吉了。

把「6．4」事件定性為民主運動，把「6．4」人物稱為民運人士，始
作俑者是海外，包括香港的中文傳媒。相反，當時的一些西方記者則
認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學生對西方民主並不了解。直到今天，西
方非中文傳媒多數還把中國的逃亡人士稱為異議份子而不是民主鬥
士，表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意見保留。儘管如此，西方政界還是普
遍接受「6．4」是民主運動這樣一種看法，或許僅僅是一種說法。

費正清是美國中國研究的泰斗，他的《論中國》一書中曾把「6．4」
事件稱為民主運動。但是，他又加了以下這些話﹕

「天安門事件的觀察者評論學生們的私人需求與其公開聲明之間的差
距，也是以這種崇高理念為依據。學生們需要的是好一點的衣食，大
一點的居住空間，多一些可讀的書，多一點以口與筆表達意見的機
會。但是這些自私的需求，如果公然說出來，會顯得可恥而不識大
體。因此，他們公開的聲明都只涉及抽象意念──民主、自由、道德
（反貪污）、公正（反偏私）、國家榮譽（反對外侮辱）。學生們若
是實話直說，是得不到知識上的認可的。」

他又引用其他學者的話說，「要理解天安門示威運動，最好能從中國
傳統儀式與戲劇表演的觀點來看。」

這些話表明他並不認為「6．4」是真正的民主運動。而他前文中的那
肯定句則是官樣文章，或是為了應付官場。中國的春秋筆法其實美國
人也很會用。

美國政界認可「6．4」是民主運動的立場，我想，可理解為政治表
態、而非學術研究的結論──他們不是在寫文章，不能像費先生那樣
坦誠──，也可理解為是70年前蘇俄扶植麥淇淋式中共的美國新版。

今年最近一期的《紐約客》上有一個美國資深學者(Ian Buruma)撰文
斷言，「天安門前的那場運動根本不是民主運動，而是一個抗議運
動。」他的文章談到柴玲和李祿的近況。他們都有了自己的公司，一
心發大財。他說，「柴玲無權指揮別人。」

中國著名的理論家劉吉對中國的民主有一句切中肯綮、發人深省的斷
語。他說﹕（中國）「有幾個人真正懂得民主？」他還說，「這方面
的教訓太多太深，要從根本研究起，到底什麼是民主？」「民主不能
只是口號，不能只寫理論文章，必須有科學的嚴密的操作機制確保付
諸實現。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過程。」

當然他這個話主要不是針對中國異議份子的，而應該是提醒中共販賣
「社會主義民主」的宣傳家的。作為著名理論家的劉吉尚且如此謹
慎，不敢輕言民主，那麼「6．4」廣場上的學生們，如果也有求實的
態度，是否也應該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對西方的民主理念有相當了
解？是不是能分辨毛澤東的民主主義與林肯的民主主義的區別？民主
作風與民主制度的區別？對民粹主義、民本主義是不是也有一定了
解？如果當時在廣場上多數學生並沒有機會和可能了解西方民主政治
的真諦，那麼何來民主的訴求和民主的運動？

如果反專制政府的抗議活動就是民主運動，那麼中國歷史上的陳勝、
吳廣起義也是民主運動了。如果以運動的口號來判斷運動的性質，那
麼太平天國的農民造反就成了宗教運動。

許多人都對「6．4」事件的參與者感到失望。但是他們沒有想過把民
主政治的希望放在「6．4」事件和「6．4」事件的參與者身上。把
「6．4」事件想像成民主運動，把滿腦子毛式宣傳的學生想像成民運
人士，本身是一個美麗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