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又多了一個時新的口號，叫做「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
治國家」。這是中共15大提出的，然後修憲，載入憲法，以示鄭重其
事。《人民日報》的社論說﹕「黨的15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
國家』和過去所說的『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雖是一字之差，卻
反映了我們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認識的深化」。「法
制」是指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法治」是說按照法律制度來治理國
家，有了法制還要求其實施。「法治」比「法制」，意義上較為完
整，但認識上「深化」不到哪裡去。「法制」有古代的法制和近代的
法制。同樣，「法治」也有古代的法治和近代的法治。「法治」與
「法治」無一字之差，卻有專制與民主之別。「依法治國」的法治，
究竟是什麼樣的法治？法治是相對於人治。人治與法治都是確立國家
的權威，但性質不同。

社會生活需要權威。沒有權威，社會成員不能進行有組織、有秩序的
活動。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一個人或幾個人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
人類最早的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氏族家長便是天然的權威。進入階
級社會，產生了國家，君主、國王、皇帝掌握最高統治權，成為顯赫
的權威。到了近代民主社會，權威的性質發生了大變化，人格化的權
威被非人格化的權威所代替。至高無上的權威不再是人，而是法；人
的權威也來自法。存在著人格化的權威，只要控制一個權威人物就可
以掌握政權，「挾天子以令諸侯」。或者，體現權威的人物一死，人
亡政息，往往爆發社會危機，「城頭變幻大王旗」。確立了法的權
威，是不可輕易顛覆的，社會就在穩定中發展。不管是誰當總統、首
相，不管怎樣上台下台，不管換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
舊」。以人為權威的政治是人治，以法為權威的政治是法治。人治並
非沒有法，法治也離不開人；根本的區別是人的權威在法之上、還是
法的權威在人之上。

法治有兩種。古代的人治社會中，就有人主張法治。即使是人治的社
會，有法比沒有法好。法治多少可以防止統治者治國的主觀隨意性，
在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亞里斯多德就認為法治優於人治。中國先秦
的法家是法治的積極倡導者。但古代的法治不過是君主治國的一種方
法。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用嚴刑峻法來統治老百姓。古人以為「王子
犯法與庶民同罪」就了不起了。假如王本人犯法呢？根本不可能發生
這種問題，因為法是王手中的工具，王非但不服從法，而且王的意志
就是法，「言出法隨」。這種法治還是人的權威在法之上。近代的法
治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任何政黨具有法律
之上的特權。美國18世紀的著名政論家潘恩說﹕「在專制政府中國王
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是國王。」（《常識》）前
一種法治是專制的法治，後一種法治才是民主的法治。專制的法治是
把法當作工具，以人為權威，用法進行統治（rule by law）；民主
的法治是以法為權威，一切人服從於法，實行法的統治（rule of
law）。

中共11屆3中全會提出，在進行改革開放的同時，「加強社會主義民
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和
尚打傘，無法無天」局面，發生了轉變。20年來，經濟改革有了長足
進展，政治改革卻在原地踏步。中共領導人將「法制」改為「法
治」，自以為一字之差認識就有了「深化」。其實，認識上真正需要
深化的是，究竟實行民主的法治、還是專制的法治？究竟以法為權
威、還是把法當工具？

實行民主的法治、以法為權威與一黨專權是不相容的。一黨專權是黨
治，黨治的實質也是人治。1989年天安門示威運動期間，鄧小平一個
人作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個人中3個贊成，就可以作出戒
嚴、開槍的決定，完全是蔑視法律的行為。

專制的法治是政治權力凌駕於法之上，法是當權者用法來治老百姓
的。民主的法治是法凌駕於政治權力之上，法首先是治當權者的，然
後才能要求老百姓來服從。

如果還是把法律當作工具，用來對付老百姓，所謂「依法治國」不過
是依法治民。這是中國古代法家的法治的翻版。

如果以法律為權威，凌駕於政治權力之上，那麼「依法治國」首先是
依法治官。能夠依法治民不一定能依法治官；能夠依法治官必能依法
治民。

中國政府常常高喊「穩定壓倒一切」。法治社會是不用擔心不穩定
的；老是擔心不穩定，就因為沒有法治。穩定是需要的，但不穩定的
因素在哪裡？就在3,000萬人的官僚隊伍以及官僚隊伍的貪贓枉法、
橫行不法。大陸的老百姓說﹕如果把當官的個個都抓起來，可能有冤
枉的；如果一個間一個抓起來，肯定有漏網的。吏治敗壞到了極點，
勢必官逼民反。不穩定的根源就在於權力機關的腐敗，維護穩定的根
本措施是以法律制約權力。

「依法治國」當然比無法無天要好一點，但好不了多少，因為不能不
問，究竟是專制的法治還是民主的法治？最後落實到一點，究竟是依
法治民，還是依法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