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逢改革20週年，大陸風雲又有突變。也許可以從歷史的回顧中找到
一點解答。

20年前的這個時候，中共中央決定實行改革。中共之所以下這個改革
的決心，是因為它發現再不改革，瀕臨崩潰的經濟就會垮台，政權就
可能被推翻。至於中國老百姓，他們期望改革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從
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之後，中國的危機越來
越嚴重。1960年的大饑荒餓死了4,000多萬人，也沒有能使毛澤東的
路線有絲毫改變。數以千萬計的農民溫飽難繼，各個階層中都有由於
出身、歷史、或「思想問題」而遭受歧視或迫害。黨政官員的腐敗也
愈益嚴重。許多人寄予希望的文化大革命並未解決這些問題，反而使
危機更加嚴重了。因此，中國人民也對於這場改革抱有厚望，也願意
投入這場改革，但是動機卻和鄧小平不同，既不是為了加固那個政
權，也不是僅僅為了能夠吃飽肚子。毛澤東還沒有死，1976年的天安
門運動就顯露了中國人對於政治變革的要求。農村的包產到戶，實際
上是安徽農民自己先幹了起來，中共中央起初還是反對的。20年來中
共的改革和蘇聯相比成績更大，原因就在於中共社會自下而上的改革
動力更加強大。

改革初期，1978∼79年，事實上否定了毛澤東創建的人民公社制度，
同時決定給地主、富農摘帽，給57年的右派「改正」，平反一切冤假
錯案。這些改變，已不限於經濟，而屬於政治性質。幾億農民和數以
千萬計的政治賤民及其家屬得到了解放。但是由於中國官僚既得利益
階層的反對和鄧小平本人的局限性，政治制度的改革沒有進行，反而
發生了倒退。1984年修改憲法時取消了所謂「四大自由」──大鳴、
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毛澤東時代，這個「四大自由」也是為毛
的政治需要服務的。但是在文革期間，大字報確實常常成為人民群眾
揭發和制止官僚腐敗、保護自身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證明它有很大
的威懾力量，也是動員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一個手段。近年來一些地
方的農民對於官僚的橫徵暴斂忍無可忍，不得不採取張貼大字報的方
式去抗爭。官僚們就用憲法作武器來鎮壓。廣東省一處農民有一次在
鄉政府門前以大字報貼出中共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也受到
追查。可見大字報對誰有利。

鄧小平的改革給了人們一些經濟上的自由，但是政治上的自由卻不
給。以農村為例，農民雖然擺脫了公社的束縛，但在政治上卻和毛澤
東時代一樣沒有力量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幹部才能為所欲為，農民
的負擔逐年加重。改革前七年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都有較大提高。
1985年後卻每下愈況，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農民的政治地位沒有改變。

和1978年相比，現在中國人享有的自由確實擴大了許多。但這些都是
由於人民努力爭得和經濟自由化的自發趨勢帶來的。仔細看一看，有
哪一種自由是共產黨主動決定而擴大的？有哪些自由經過立法而固定
下來了？沒有。因此，這些自由都是不牢靠的。在對共產黨有利的時
候，它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讓你享受一點自由，一旦它覺得不舒服
了，就可以隨時把那一點自由收回去。比如說新聞自由，1978年到
1989年間，新聞自由忽大忽小，1989年「6．4」以後就全部收回了。
近幾年又有所擴大，可是，也是毫無保證，任何時候都可以被收回。

著名的民主運動領袖人物徐文立和秦永敏的遭遇就是一個例子。他們
兩位長期監禁被釋放以後，一直受到嚴密監視。有的時候自由多一
點，徐文立能和20多個省的民運份子聯繫，也可以接受西方記者採
訪。但是只要官方覺得形勢對他們不利，馬上就可以以各種名義（有
時甚至毫無名義）把他們抓起來，抄家、軟禁、判刑，隨心所欲。前
幾天公安人員又把徐文立和秦永敏抓了起來，可能判刑。

中共的這種出爾反爾行徑，也是它政治上進退兩難的表現。去年以來
政治控制的有所放鬆，顯然是在重重危機和社會壓力下領導層中較開
明的份子願意順應大勢的結果。但他們同時又左顧右盼，缺乏信心。
李鵬之類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人物當然要阻擾這一動向，發動反攻。
但是這種反動力量對於主流派反腐敗、禁止軍隊經商等也要反對，那
就只能是全面倒退，又是後者無法接受的。

20年改革的經驗證明中國的任何問題離開群眾的參與和合作都是解決
不了的；而中國人對於政治的興趣、參與政治進程的熱情，比俄國人
甚至比西方國家的人都更高。這是我們的極為寶貴的財富。現在的問
題是，不改變現狀，數以億計的中國人連生存都會發生問題，這個狀
況又和20年前很相似了。那時反改革的力量終被擊退，今天反對進一
步變革的人，下場能夠有什麼兩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