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分權制度，沒有全民直接選舉，對當權者就沒有真正的監督。
《廣州日報》1998年1月26日刊登的通訊《煙草大王墮落記》在結尾
部份這樣寫道﹕「沒有監督的權力容易導致腐敗。褚時健擔任玉溪捲
煙廠廠長17年，在廠裡形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儘管廠裡也有職代
會、紀檢委，還有一個個規章制度，但褚時健集廠長、書記大權於一
身，對其監督幾乎流於形式。他的話就是『聖旨』，明知不對也不敢
阻擋」。

在中國，各種腐敗現象數不勝數﹕政府官員貪污、受賄、以權謀私、
以權走私、公款吃喝、濫佔公房、包娼嫖妓、賭博，無所不有。連亞
運會捐款、扶貧救濟款、計劃生育罰款都有人貪污，或者利用支配款
項的權力索賄受賄。難怪群眾都說，如今大概除了給死人燒的紙錢沒
人貪污，什麼錢都有人貪污。計劃生育根本就沒有抓好。超生現象大
量存在。政府只管罰款。罰了那麼多款，也不知用到哪去了。國家照
樣窮。

據《廣州日報》報導，從1993年到現在的5年時間內，受到起訴的貪
官就達18萬人之多，不少是地市、省、中央級的頭。而沒有被揪出來
的還不知有多少。越大的官越難揪，越沒人敢揪。其它腐敗現象更是
難以計數。更可怕的是，群眾對那些官僚的投訴、檢舉信往往都最終
轉到了被檢控對象的手上。這樣不僅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給投
訴、檢舉者造成不利、甚至傷害。一黨統治必然是官官相護、不負責
任。

中國地方政府對走私行為採取的作法是，抓一下，鬆一陣。如果時刻
都抓，那麼誰也不會走私了，政府和政府人員就斷了財路了。抓了一
陣後，鬆一陣子，看見了走私行為也不抓，讓人們以為不會管了。於
是走私的人又開始多了。然後就又突擊抓一下，又收一筆錢進來。如
此循環不斷，財源滾滾。例如廣東省惠東縣、番禺市等地區就是這
樣。中國交警部門對於違章行為也都是採取這樣的做法。

計劃生育政策不是成為真正控制人口的政策，而是成了政府和政府管
理人員收入的來源。人們違反政策越多，他們收罰款越多。所以政府
和具體管理人員並不真正去控制人口。於是人口照樣急速增長。

還有各地方、部門的亂收費現象，簡直五花八門，用盡手段。杭州市
餘杭的夏立軍到公安部門去領取被盜的摩托車，卻被要求繳納不知名
目的3,000元錢。98年3月28日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揭露的淮
河流域水運亂收費現象只不過是「小事一樁」。如果說地方上的那些
亂七八糟的人設卡強行亂收費的現象與政府沒有直接的關係，那麼，
政府機關、國家職能部門的亂收費現象就完全是無可推卸的。交通、
郵電、稅務、工商無不各顯神通。一些地方的交警表面上採取由銀行
代收費的做法，但實際上很多費用又並不通過銀行。還有一些地方的
交警部門曾經強行要求摩托車安裝防盜報警器，並指定安裝點，收費
相當高。如果在其它地方安裝，交警部門就在審查上百般刁難。後來
由於交警指定的安裝點的防盜報警器質量太差，且防盜報警器又造成
很大噪音，並可能因頻率相同導致行駛途中突然熄火而發生事故，交
警部門才取消強行要求安裝。對於政府機關的亂收費現象，群眾毫無
辦法，只能任其宰割，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自己也學著那樣做。政府
的腐敗行為使得社會道德風氣都全變壞了。社會上的不良現象其實都
是人們跟政府部門學來的。

製假、售假現象是真正堪稱「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不僅日用品、工
業用材料（鋼筋、水泥等）、農用物資（劣質種子、假冒化肥、失效
農藥）有假貨，就連人民日常食品都大多有假，甲醇酒、潲水油、注
水肉、骯髒臘味、偽劣食鹽、摻工業增白劑的麵粉、偽劣瓶裝飲用
水、偽劣藥品，等等等等。除非不吃東西，一吃就有假。人民還要不
要活了？！這是否也是中共控制人口的一種手段？這些現象為什麼不
能有效地遏制？作為一個區、鄉乃至縣的地方政府，難道他們真的不
知道他們地區內的製假、售假情況嗎？難道他們可以推卸責任嗎？事
實上是，他們不僅知道，而且還收稅、收好處費。當上頭的打假人員
對某地的製假、售假行為進行打擊的時候，地方政府往往進行阻攔、
威脅、通風報信、說情開脫。因為地方政府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不
能代表地方人民，所以上頭不可能對地方進行制裁。而要制裁政府官
員，則又有各種困難，往往就不了了之。於是，製假、售假現象打過
了又有，越來越猖獗。如果各級政府都是由人民經過民主選舉出來
的，那麼，就可以把打擊製假、售假現象的責任放到地方政府身上。
一旦出現製假、售假現象，上級就要求地方對政府官員進行罷免、重
選，如果地方人民支持那些打假不力、甚至縱容製假、售假的地方政
府官員，那麼上級就可以對地方實行經濟等方面的制裁。我想，要是
這樣的話，沒有哪個地方的人民會支持那些打假不力和縱容製假、售
假的政府官員的。

政治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的最基本條件。沒有政治言論自由就根本不
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想當初，馬克思、恩格斯可以堂而皇之地在資本
主義國家中撰寫反資本主義的《資本論》等書，並得以公開出版發
行，政府並沒有把他們打成反動派，給予專政；美國也於1965年取消
了關於指示郵局扣留「共產主義政治宣傳」的外國郵件的法令。而在
當今的社會主義中國，是絕不允許任何異端學說的。儘管中國憲法上
說公民有言論自由，然而他們有足夠的手段來制裁那些發表異端學說
的人。他們說什麼「要政治家辦報」，就是為了嚴格控制政治言論。
中國的所謂政治家都是當權者們自己封自己的。他們還說什麼「要提
倡講真話」。這是什麼話？這也要作為一個最高指示提出來？簡直好
笑！這說明中國不講真話的情況太嚴重了，也說明他們是允許講假話
的，因為提倡的事情是並非一定要做的，不做也沒有關係的。你提倡
講真話，人家就會講真話嗎？如果講假話比講真話更能得到利益，那
麼自然就會有很多人講假話。正是因為在中國講假話可以升官發財，
所以絕大多數政府人員以及一些群眾都講假話。中國的制度不能保障
講真話的人的利益、乃至人身安全，講真話的人總是受到打擊、壓
制，誰還敢講真話？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曾說道﹕「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
給自己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人數多了一倍，已
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
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
卻總是想寫給許多人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由此可見中共對言論自由是多麼的害怕。不管「黨八股」究竟是好、
是壞，反正別人願意寫、願意傳播，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人家願不願
意看也是人家的事情，你管它那麼多幹什麼？「群眾的眼睛是雪亮
的」嘛，人民自然會辨別真理與謬誤。等到某人寫的東西人們都不看
了，賣不出去了，他也就自然不會再寫了。當然，那些純粹淫穢的、
迷信惑眾的東西是要限制的。而政治言論是絕對不能限制的。毛澤東
其實是借反對「黨八股」來限制所有與他們不同的政治言論。他們打
倒某種言論的方法不是通過自由辯論去駁倒，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
倒，對發表言論的人進行人身迫害。他們說什麼要「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等你的花開放了，他就來踐踏、劈砍，等你鳴了，他就來
「槍打出頭鳥」。

他們又把文化大革命時的「大鳴大放」說成是錯誤的搞法，以此證明
不能完全放開言論自由。其實，文化大革命中大鳴大放並沒有錯，問
題是中央最高層掌權者本身利用文化大革命來整人奪權、混水摸魚。
毛澤東想把部份失去的權力奪回，以便更加集中專制，林彪等人則是
為了奪得更大的權力以便自己實行專制。這都是專制的惡果。

中國的宣傳工具都是為中共頭頭服務的，一旦確定了某個領導者，就
大肆宣傳歌頌他的所謂的豐功偉績，拋售他的理論。毛澤東時期就宣
傳歌頌毛澤東，華國鋒時期就宣傳歌頌華國鋒，鄧小平時期宣傳歌頌
鄧小平，趙紫陽時期宣傳歌頌趙紫陽，江澤民時期宣傳歌頌江澤民，
現在又是宣傳歌頌朱鎔基。為什麼平時不見宣傳他？為什麼人們自己
不能宣傳自己，不能傳播自己的理論以贏得支持？禹作敏散佈了一點
新觀點，「狂妄」了一點，就被整下去了。

秦始皇最大的過錯還不在於焚燒了大量的書籍，而是開創了中國限制
言論自由的時代。

在專制的統治下，人們的心態、性格變得懦弱、浮躁、陰險，或者具
有雙重、多重人格。難怪人們哀嘆「中國沒有男子漢」。由於政治上
的壓迫，中國很多男人陽萎、早洩，於是街頭到處貼滿了「老軍醫」
的廣告紙。而且，國家政治上的不民主風氣也滲透到家庭中，影響到
下一代的正常成長，造成很多社會問題，並產生惡性循環。專制統治
下的人民，就像我們小時候玩「木頭人」遊戲時唱的歌謠一樣﹕「我
們都是木頭人，不許說話不許動，人人都要做怪樣子。」遊戲雖然好
玩，但現實生活變成這樣卻是可悲的。

魯迅先生所揭示的「阿Ｑ」式人物正是專制制度下的產物﹕麻木不
仁、猥瑣、無奈的自我安慰、……，這也是當今多數中國人的寫照。
另一方面，很多人對當今政治制度不滿，又無能為力，於是浮躁粗
暴，不負責任，玩世不恭。

〔作者亞瑟（筆名）現居中國南方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