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台灣當局的「特命全權大使」辜振甫先生訪問大陸，正式向大陸
領導人面對面地提出了「民主化」才是兩岸統一的途徑，並提出願意
讓大陸人民來分享台灣的民主經驗。這體現了台灣方面在兩岸關係中
反守為攻的一著妙棋，就像搶佔了一個戰略制高點。無論是江澤民回
應──大陸人多，直接選舉產生中央政府，目前仍有困難；還是錢其
琛表示──以民主化完成統一的想法不切合實際，在民主化問題上他
們顯然都落到了辜先生的下風。

長期以來，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以其強大的意識形態機器向人民群
眾宣傳灌輸了「當家作主」的民主思想。儘管其中不乏扭曲走樣、甚
至被偷樑換柱（如毛澤東在文革中倡導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
辯論」，也被冠以「四大民主」，一度還寫進了憲法。），民主觀念
幾乎是已經被「神化」了。在大陸老百姓心目中有其特殊的「法統」
地位。儘管世人都知道中共實行的是極權專制統治，但它還是要打人
民民主的旗幟，不敢公然地否定民主，如他們將自己的極權專政稱為
「人民民主專政」。

隨著20年的開放、大陸普遍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民主化早已不再
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也日益覺醒。自由知
識份子、民運份子、人權活動家、中共體制內的開明人士，在追求民
主化的進程中更是不屈不撓、前仆後繼。近來民間頻頻傳出的組黨呼
聲、中共當局不得不簽署聯合國兩個重要公約、……，所有這些事實
都證明，以民主化來實現中國的統一，在大陸上下都已有廣泛的現實
基礎；而江澤民、錢其琛如果一味地抗拒民主化，不但會失去民意基
礎，加劇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危機，最終將遭到大陸人民的唾棄。

現在的問題是，台灣方面究竟準備怎樣讓大陸人民分享其民主經驗？
當筆者以此詢問貼近台灣政壇核心的一位要人時，他說他也不知道有
什麼具體的方案，甚至台灣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可以運作的「大陸政
策」。他本人就負責一個專門與大陸有密切關係的部門，但是從來不
見有人給他下達具體的指示，在實際工作中全憑他個人的感覺，高興
怎麼做就怎麼做。聽到他的這一番表白，我吃驚不已，感覺台灣似乎
在與中共打「遊擊戰」、「遭遇戰」，難免有民主化「紅旗到底能打
多久」的擔憂。

現在活躍在歐美國際舞台上的魏京生先生曾不無遺憾地向筆者表示，
當他與一些國際政治家接觸的時候，他們對台灣與中國民運的關係感
到相當的不解，無論台灣是想統一還是最後要獨立，無論是從民主理
念出發還是從現實政治著眼，幾乎沒有比支持中國大陸民主化更好的
選擇。而西方國家之所以沒有像支持俄國、東歐的反對派運動，或像
支持昂山素姬那樣支持中國的民運，除了中國民運本身確實有其存在
的問題以外，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已經實現了民主化、目前生活在
台灣的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會去盡這種職責。由此，中國民主運動陷
入了目前這種前後不著、捉襟見肘的窘況。有人甚至抱怨，如果沒有
台灣的存在，海外民運也許可能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

這種情緒是有其背景的。當某些民運人士公開聲稱如何獲得台灣資助
的同時，台灣由於立法院的質疑或其它的種種原因，支持海外和大陸
民主運動的資源卻是在連年大幅削減。與中共凌厲攻勢相比，台灣在
國際輿論上的「守勢」幾乎也呈現出不斷的萎縮。這種趨勢甚至還有
進一步發展的跡象。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台灣一方面實行了民主
化，並且強調要用民主化來實行中國的統一，一方面卻出現了對中國
海內外民主運動支持減少的現象。

台灣的資源如何運用，說到底，必須由台灣人民按照他們的意願、通
過法定的程序、自主地作出抉擇。這是他們的權利，旁人無須說三道
四。但同時，台灣人民也得為自己的決定承擔責任。這就是權利、義
務的一致性。而集思廣益、聽取各種不同意見，也是台灣多元民主生
態應有的題中之意。台灣現在不但要在戰略上高舉民主化的旗幟，更
需要在戰術上予以具體的落實，即，不但要談判時口頭上講民主化，
更需要採取具體行動去推動大陸的民主化。

哈佛大學的一位大陸學者強調，大陸人民對民主化的堅定信念，海
內、外民運人士對民主化的堅持不懈的追求，讓大陸人民分享台灣民
主經驗，不應該只是一種口號或理想，應該是一個政治現實，更需要
行動！比如，台灣是否可以考慮，如果用現在爭取外交空間經費的十
分之一，來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支持海外流亡人士組織一個
「流亡政府」，將來由四個政府（海峽兩岸的政府，加上印度的西藏
流亡政府和流亡海外的大陸異議人士組成的流亡政府）一起來談統
一，難道不比現在台灣與北京單打獨鬥要強些嗎？

我相信，中國的民主運動要靠天助、人助，但更要靠自助的。但是，
台灣民主化支持大陸民運的悖論、魏京生的意見、哈佛大陸學者的看
法，如果也是可以給人啟發的話，倒也不失為給台灣方面如何具體落
實民主統一中國的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