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0.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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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理論旗》 當時，全國各地幾十家民刊，千姿百態，相繼出版，一改中共建國後 新聞輿論工具獨家壟斷的局面，給深受文革造神之苦的人民以清新氛 圍。但當時民刊的致命弱點是情緒化多於理性，而我一向重視理論研 究，希望創辦一份以介紹、推薦各地民刊有影響的理論文章為內容的 刊物，並以此純理論刊物為中心，廣泛團結朋友，共同推動民運向理 性道路上發展。為此我以魯基為筆名，創辦了《理論旗》一刊。 《理論旗》的創刊號最先介紹了陳爾晉撰寫的10餘萬字理論著作《論 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該文在今天看來儘管未脫對抗社會思想窠臼， 但在當時針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提出無產階級民主理論體系是難能 可貴的。這也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民刊《四五論壇》，不惜代價全文刻 印出版它的目的所在。而《理論旗》所作的工作，則是全面論述評介 了該文產生的歷史背景、理論價值及社會作用，同時也對其提出了建 設性的批評意見。我為此還專門撰寫了萬餘字《論論無產階級民主革 命》一文。 《理論旗》創刊號首次出版發行了100餘份，反響強烈，紛紛來信要 求加印。為此我與朋友們又緊急加印了100份發往全國。同時收到一 些討論文章。第二期分別刊出了陳爾晉、呂樸、王沖、王屹峰等多人 的文章。此後便收到天津湯戈旦先生寄來的批評陳文來信。我有意專 題介紹一下湯老的《原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王希哲的《毛澤東與文 化大革命》一文。這些文章今天看來雖都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性，但 在當時卻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文章。 在此期間，我與維邦保持著緊密聯繫，經常一起交流意見，溝通信 息。當時全國正醞釀成立統一的民刊協會，出版《責任》會刊。廣州 來友找我與增祥協商籌組工作，但維邦此間正與文立籌辦《人》刊， 故對此持消極態度。外地朋友意見很大，我們倍感為難。我只是在 《理論旗》上發了一篇社論呼籲團結，並未實際參加工作。不久，我 們就遭到官方打壓，不僅所在單位領導要求我停止活動，而且公安當 局還給以特別「呵護」。為此《理論旗》被迫擱置了應刊出的內容， 而採取刊登馬恩語錄的鬥爭策略。當時《海浪花》也受到壓力，被迫 停刊。全國各地情況類同，民刊運動陷於難境。 三、籌組學社，出版《志友論壇》 我主辦《理論旗》期間，周圍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正巧青島建工 學院有位學生張貼了幾份小報，定點在棧橋討論問題。我基於好奇前 去了解情況，未發現有人出面，但我卻結識了幾位新友，如邢大昆、 薛超清等。這時，我認為發起籌組一個組織來推動民主運動的條件已 經成熟。於是我在主辦《理論旗》過程中，正式發起組織學社。大家 幾經協商，達成共識，學社全稱定為「民主志友學社」。我為此起草 了學社《宣言》、《章程》等。後經多次會議商討，選舉了學社領導 班子──理事會。我因當時已被當局監控，為確保學社的生命力，故 推薦為學社籌建作了大量工作的邢大昆擔任負責人。學社理事會下設 組織組、秘書組、通聯組、財務組、編輯部，由學社理事會成員分別 領導，同時出版社刊《志友論壇》。 學社的領導成員有﹕ 邢大昆﹕主要負責組織領導和對外總聯絡人。 胡海東﹕主要負責秘書工作和事務工作。 牟孝柏﹕主要負責財務工作。 李協林﹕主要負責通聯工作。 薛超青﹕主要負責編輯工作。 張霄旭﹕是學社最年輕的幹部培養對象。 牟傳珩﹕主要負責全面協調與理論工作 學社所有成員來去自由，但要履行登記手續。一切籌備工作就緒，我 們便在青島四方機廠圖書館舉行了學社成立大會。那天共有正式成員 30多人，並有不少社外朋友以觀察員身份列席參加。大會開得熱情揚 溢。會上大昆做了工作報告，我也做了發言，會議進行了熱烈討論， 會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由此標誌著青島民主牆時期第一個公開、獨 立的民運組織誕生。青島民運從此走上了組織有序的活動階段。 青島民主志友學社在堅持開放、務實、理性原則的基礎上，強調所有 社員深入社會，貼近生活，並利用《志友論壇》為喉舌，傳遞民主信 息，促進人權發展，抨擊時弊，伸張正義，以擴大學社的影響力。學 社成立後，為提高大家的認識，加強理論素養，每週都要用專門時間 組織理論探討與學習。同時，以學社的組織名義開展各種社會活動， 例如，通過公開申請學社註冊活動推動當局承認（至少是默認），以 強調建設性反對派組織存在的必要性。當蘇聯陳兵蘇波邊境，虎視波 蘭獨立工會運動時，學社成員立即召開會議，討論時局，並以學社組 織名義走上街頭，張貼抗議小報。大家當時都有工作，僅是利用業餘 時間開會、寫稿、收集信息、油印出版發行刊物，在極其艱苦、特別 是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為民主事業不懈地奮鬥。此外，我們相當重 視建立二線工作，學社背後還有朋友資源，以確保民主運動延續不 斷，故在此暫不提及那些朋友。 四、北上考查 1980年夏秋之交，全國民刊運動漸趨高潮，各地大學校院民主運動十 分活躍，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師範學院以陶森為代表的進京請願運動。 與此同時，北京大學校院也沸騰起來，爆發了學生競選人大代表活 動。加之全國民刊協會已經成立，北京的幾家民刊也在籌組地區協 會。當時，著名民運人士陳爾晉已在北京打入胡耀邦培植改革力量的 《人才雜誌》編輯部，他剛剛站穩腳跟，便來函邀我進京考察北大學 生競選和了解北京民刊整合。臨行前，我將《理論旗》與學社工作全 部交代給邢大昆，並與維邦匆匆告別（為他帶了三封信）。 進京後，爾晉先請我在一家不大的餐館吃了頓涮鍋，而後在照相館合 了張影。當時我們經濟很緊張，這也算是一次破費了。爾晉在京暫住 東郊一處生物研究所院內劉迪家中，我也同他一起住在那裏。記得當 天晚上我們先在一家旅館，約見了湖南師範學院學生上訪團代表陶 森。我們相互通報了各自的情況，大有相見恨晚的感嘆，以至於我們 後來一直保持通信聯繫。 我到北京從第二天開始，每天往返百餘里，中轉三次車，從東郊來到 北京大學三角地看大字報，了解競選學生的各種觀點，並廣泛與代表 性較強的學生交談。我記得當時分別與王軍濤、方覺、房志遠、費遠 等交談，而與房志遠接觸較多。那時，北京學生方覺等正在起草《出 版法（草案）》，並商議我可不可以代他們在山東徵集公民簽名。我 認為這是件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實事、好事，便欣然答應。我在北 大待了四、五天，直到胡平在校禮堂發表競選演講，進行辯論。那天 我與爾晉一起，早早來到北大哲學研究生宿舍，與胡平倉促見了一 面。因他即將登台亮相，故很不輕鬆。那天該校禮堂座無虛席，連走 道和窗台上都滿是人，主席台下全都是各種錄音設備，在京的許多新 聞媒體記者都在。 胡平在校屬比較溫和、穩健的一派。因而他演講時便遭到一些觀點激 進者的反對，發問、質詢的字條紛紛遞向講台，費遠等學生代表甚至 憤然退出會場。但多數學生還是支持胡平的，我也對他印象不錯。我 回青後就競選活動寫出詳細調查報告，發表在《志友論壇》第2期 上。 我在北京期間日程安排相當緊張，除要考察北大學生競選，還與在京 的民運朋友廣泛接觸與交流。我最先見了徐文立，他原是《四五論 壇》負責人，後退出《論壇》，創辦《學友通訊》。繼而又見了呂 樸、王沖、趙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許多朋友們。記得有一天我應 邀在一木工房裏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組織協調會。入會者有揚清、馬淑 季、沙裕光、孔建築、朱銳、王湘明等10幾個人，分別來自不同刊 物。會上，我應邀就當前時局與青島民運情況作了專題發言。也就在 這次會議上，我提出建立「三條線」的構想（此次發言被官方錄音， 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後，預審員用了相當的時間審查這「三條 線」）。 此外，我在主辦《理論旗》過程中，為討論陳爾晉理論與河北王一峰 通信較多。因此我在北京完成使命後，特意前往保定與他會面，並從 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歸來途中，我又順路到天津探訪了湯戈旦、呂 洪來、劉士賢等諸友。大家相聚，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只可惜全 被公安當局查抄。湯戈旦知我主辦旨在進行民主理論研究的刊物，當 即交我《評「中間狀態」》一文，並表示今後將全力支持我的工作。 後來我每到天津，都要與湯老暢談。儘管我並不完全贊同他的「原旨 馬克思主義」理論，但當時他在經濟理論上的深度是首屈一指的。 我在天津待了兩天後返回濟南，來到山東師範學院。該校學生會一位 幹部周國柱，是我在建設兵團時的一位老戰友。當年我是右派子女， 難逃「知青」厄運，中學時代便負笈從師，駐守泰山腳下，常與國柱 等伙伴在岱廟茶館論古抨今、興詩誦文。兩年後，我被抽調至青島工 作，國柱被選拔山東師範學院歷史系深造。我們長期保持聯繫。我從 事民運工作後，將各地民刊與民運信息傳寄給他，由他在學校同學中 傳閱。我曾為此去過該校，專門向他們介紹全國民運，也由此影響了 一些學生，導致了校院以詩朗頌為形式的學生運動，驚動了山東教 委。後來他們也有意辦一份刊物與我們呼應。我正是因此而由津抵濟 與他們共磋的（這便成為官方指控我煽動學生「鬧事」的一項罪 名）。但我的行蹤被監控，國柱為此受到校方嚴厲處分。本來他畢業 被內定留校，但卻因此而被分配淮坊師範。 五、不懼嚴寒的廣場集會 秋去冬來，濱海島城雖已雪花飄飄，但民主運動卻如火如荼。學社朋 友們同心協力，十分團結，除把刊物辦得紅紅火火，更重視以組織名 義走向社會。正在此時，北大學生方覺將他們起草好的《出版法（草 案）》郵寄給我，希望我們代為廣泛簽名。我接到《草案》後，先是 寄了一份給濟南的周國柱代為徵名，接著便召集全體社員，專題開會 研究採取什麼方案更有利於擴大影響、推動民運。會上大家積極性很 高，提出許多方案。我當時主張第一次搞這種活動穩一些，力求成 功，勿搞惱了當局，可採取張貼、分發、設點咨詢答疑的方式進行。 但大昆等朋友們主張場面大一些，要出面演講。我見大家熱情可貴， 便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見。但一定要找一處不影響交通、市容、營業等 各種可為當局干涉的場所，並要維護好秩序，嚴防破壞。後大家反復 協商確定在匯泉廣場主席台下進行，時間為1981年元旦午時一點，演 講人定為李協林、邢大昆。但後來李協林因工作抽不開，改為邢大昆 一人主講。大家為此印製了許多公告，以「民主志友學社」的名義向 市民說明召集集會的時間、地點、原因、目的和要求，呼籲市民踴躍 參加。公告製好後，學社成員為此提前10天，劃分線路，分頭廣泛張 貼。 但事後幾天，大昆突然找我商議，提出搞演講不妥，希望按我原先的 意見辦。我認為當時公告已廣泛貼出，必須對公民負責，對自已的聲 譽負責，否則學社便很難再開展工作了。但我的個人意見不能代表大 家，為此在我的一間小小單人宿舍中，召開了一次緊急理事會，會上 我談了自已的意見，大家一致贊同，大昆思想也通了。會議的結果是 仍按公告辦。 1980年最後一天，學社各項籌備工作就緒，為防變故，決定所有社員 第二天中午12點30分在到會場的前一車站會面，以便根據最新情況， 採取應變措施，集會完畢再到中山公園牡丹亭匯合。說來也巧，那天 夜裏老天突然翻了臉，西風突起，寒氣逼人，新歲凌晨剛至，我便被 一陣急促的叩門聲驚醒。我頓感有變，急忙披衣開門，只見邢大昆神 色緊張地闖了進來，直言公安當局連夜傳訊了他並找了他的父母，還 警告他元旦要抓人，不得外出。他問我怎麼辦？我沉思了一下，意識 到一場嚴峻的鬥爭不可避免了。於是便讓大昆先回家休息，為避免不 必要的損失，我決定明天由我一人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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