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0.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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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青島中級人民法院組成了以刑事審判庭庭長孫建為審判 長、市委理論學習室主任周永仁和市委宣傳部幹部宿良箴為陪審員的 合議庭，對我在民刊上發表的文章進行了聲稱「理論討論式」的內部 審理。法庭上我凜然辯答，任何法庭都無權對一種思想或理論進行有 罪無罪的認定，只有實踐和時間才能做出正確與否的判決。而今民刊 運動已歷時20載，一個對民主人士反復打壓，甚至「6．4」開槍的中 國共產黨政府，面對電腦加談判的世界新紀元和全球民主化文明浪 潮，終於承認了人權的普遍原則，承諾將簽訂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 治權利公約》，表示要走民主與法治的道路。儘管這僅僅是口頭上 的，但仍然不失為一種進步。中國20年的社會發展，正在對20年侵犯 人權的歷史進行審判。 當此之時，回首往事，歷歷如昨，我別有一種心境。在此，我本著尊 重歷史、尊重事實的原則，和嚴肅負責的精神，僅從一個當事人親身 經歷的角度，對當年山東地區民刊運動作以粗線條的簡略回顧。 一、走進《海浪花》 1978年秋正值民主牆興起之時，我撰寫了一篇文學評論《呼喚魯迅、 契柯夫現實主義精神之再生》，交給了《海鷗》文學編輯部(青島文 聯刊物)。但當時評論組組長趙多青先生兩次找我談話，說編輯部主 任認為文章政治觀點模糊，要按他們的意見修改。我表示不能接受， 寧採不發表，決不屈從。據我所知，當時官方儘管奢談「思想解 放」，但仍有不少理論文章和文學作品被共產黨的思想教條所扼殺。 為此我動念主辦一種不受任何約束、能自由表達思想的刊物，並找過 幾位朋友商討此事。恰好《海鷗》舉辦作者座談會，有朋友帶來位新 人，他就是現身陷囹圄的中國民主正義黨成員陳增祥。他當時談及北 京民間刊物，並說青島也有。我曾到過北京西單民主牆，也聽說過民 間刊物，故頗感興趣。會後便與其相約，探訪青島民刊《海浪花》舉 辦人孫維邦。 我與孫維邦相見很談得來，於是就決定加盟《海浪花》。當時全國民 刊普遍質量不高。《海浪花》卻有《論黨》、《論權》、《論人》三 論，可謂上乘之作。作者孫維邦雖是青島草製品廠工人，但勤奮好 學，為人耿直，思想敏銳，且有敬業精神。他把自己的一間住房用來 作了編輯部。在這裏我看到全國不少的民間刊物，如《四五論壇》、 《探索》、《北京之春》、《鐘聲》、《民主之音》等。我為此大受 鼓舞。令我吃驚的是，《海浪花》僅有孫維邦一人操辦，陳增祥只作 一些輔助工作。我加盟《海浪花》的首要一件事，就是希望能使其力 量壯大，團結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我為此召集了10多位感興趣的朋 友到孫維邦處，但都因思想境界或話不投機而相繼離去，僅有葛樹邦 一位朋友留下。這樣，《海浪花》後來只有孫維邦、我、陳增祥、葛 樹邦4人，組成了一個小小的編輯部。 我在《海浪花》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呼喚魯迅、契柯夫現實主義 精神之再生》，之後又發表了幾首詩歌和《試論民主運動的歷史地位 與社會作用》。恰巧這時以堅持「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著稱的陳 爾晉先生來青，讀到《試》文，約我在維邦處會唔。 爾晉為人大度，經歷坎坷，富有政治家的機敏。我與爾晉一見如故。 他與我談了他的政治計劃與設想。我們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與此 同時，編輯部因維邦與增祥不和，增祥悻悻離去，編輯部的力量不僅 沒有壯大，反而削弱。我為此憂心忡忡，建議編輯部的工作開放些， 以便團結朋友，擴大影響。為此我徵得維邦同意，聯絡了幹部職工業 校校長金又新先生及文學電大班10多名優秀學生，共同討論如何將 《海浪花》提高檔次，擴充容量。為此青島詩人欒新建還專門寫出書 面意見，但維邦認為思路不對，仍堅持自已搞。這樣我和樹邦便很難 再在《海浪花》發揮作用。 民主運動是大家參與的運動，只有團結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才有前 途。我眼見許多朋友資源被浪費，擔心我們越走越孤立，便與維邦商 量，仍按我以前設想，再辦一個刊物，同時把朋友們組織起來，相互 支持效果會更好一些。維邦對此表示理解和支持。恰在這時，有一位 新人姜福禎經徐文立介紹，加入《海浪花》，而我與樹邦相繼退出。 後來《海浪花》只有維邦與姜福禎兩人一起工作。福禎是位有深度、 文筆不錯的朋友，「6．4」時竟被判刑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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