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0.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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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浙江潮》與方醒華 在《四五》月刊第3期發刊後，某日，民主牆上張貼了《浙江潮》刊 物。從選用的文章看，出這份刊物的是方醒華無疑。通過民主牆上的 文章，我已經與方醒華有過幾次接觸。我們真可謂是「以文會友」 了。他清瞿黝黑的臉，一口蕭山官話，機敏而強悍。從第一次見面， 我憑感覺一下子就把他和布朗基（巴黎公社時期的法國職業革命家） 聯繫了起來。在幾次的接觸中，我們彼此的印象都很好。他曾同另一 位民主牆的早期發起人王東海一起來我家，約我合作。我至今想不 起，為什麼竟沒有答應他。也許我當時不能接受他那麼激進的政治態 度。也許我正忙於《四五》的改制吧。於今心裏還隱隱有些遺憾。 民主牆下有些獨往獨來的勇士。他們個性獨特，辯才滔滔，膽略過 人。我曾同他們接觸，希望他們加入到《四五》裏來，但是沒緣分。 吳某某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們總認為，《四五》是由學生辦的，有種 「少不更事」的感覺。在這種想法下，方醒華牽頭，聯絡王東海、吳 某某、李雪安和其他幾位加盟。《浙江潮》便誕生了。在當時，裏裏 外外都認為，這是一份工人雜誌。《浙江潮》的發刊，為浙江的民運 注入了新的活力，壯大了聲勢。我們《四五》不再形單影隻。編輯部 的全體成員都很受鼓舞。 記得，在《浙江潮》發刊沒幾天，方醒華約我去半道紅與《浙江潮》 全體成員見面。那是一幢樓房的底層（後來知道是王東海的家）。我 進去後，裏面煙霧騰騰。不會抽煙的我幾欲窒息。但是，我還是一支 一支地接，縷縷不絕地吸。在向他們介紹了《四五》編輯部的情況 後，一個一個地回答他們接二連三提出的尖銳問題，真有一種「舌戰 群儒」之感。特別發難的是吳某某和另幾位。老謀深算的王東海等待 著我的破綻，不緊不慢地送上一個問題。每當這個時候，我發現方醒 華的眼睛裏閃著狡黠的光。那天，特別提出了幫派問題，因為他們有 幾位認得《四五》裏的原「紅暴」派成員。我對他們說，經過風浪波 折，每個人的認識在提高，觀念在改變，大家都是懷著對民主的信仰 才走到一起來的，個人的非組織行為由個人負責，在《四五》月刊裏 不允許搞任何派系活動。《四五》月刊也不會是任何個人的派系活動 工具。我對他們說，我們大家面對的是具有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餘 孽。我們既然參加民主運動，就是選定了走一條充滿了血與火的荊棘 路。我們都是使者，也許，會以我們的一切殉了我們選定的事業，不 要讓無謂的猜忌和爭論耗費我們的精力。不管是《浙江潮》或者《四 五》，大家是兄弟。我們有著共同的信仰和目標，為著解放思想，確 立人權而抗爭。最後，方醒華高度評價了我的觀點。其他人也消釋了 以前的誤解。當方醒華送我上車，我幾乎虛脫了。在整個「79」民運 期間，杭州的各個刊物和團體間也有出現過一次摩擦。我在其中的穿 梭起了很好的作用。我當年在各個民運團體間獲得的信任，使我成為 唯一來往於各民運團體間的人。 幾乎是同時，陳維健和他的朋友們也出刊了《沈鐘》雜誌，封面由木 刻製版，在眾多其貌不揚的刊物中，可說是「裝幀精美」了。 連同後來出刊的《螢火蟲》，杭州有了4家民刊，在與既得利益集團 的較量中，在嚴酷的政治形勢下，此起彼伏，互相呼應，探討之風日 盛，民主之聲日高。其聲勢為國內所罕見。較之《四五》，其他三家 的成員比較單純﹕《浙江潮》以工作多年的工人為主體；《沈鐘》以 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為主體；《螢火蟲》的成員則為具藝術 氣質的青年工人，也算是聲氣相求了。實際上大家都是為了共同的政 治訴求。 五、民運的政治訴求 「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79」民運期間，眾多 熱血青年痛恨「文革」時的種種倒行逆施、禍國殃民的事實，認識到 一個不受監督的、用強權而不是民意來統治的政體給民族帶來的空前 浩劫；希望通過和平的、理性的方式進行探討，鏟除產生「四人幫」 的土壤。否則，沒準兒一個偶然的機會再出現一個強人，再把中國拖 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希望大家通過反思，認識尊重個人權利的重要 性，使每個個人不再成為專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於是，大家提出 了要順應歷史發展，反封建專制、反社會法西斯主義。這些要求當然 會遭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壓制。 於是，大家提出，為治癒民族創傷，必須為被自己創造的怪物所吞噬 的彭德懷、劉少奇平反，為被迫害和侮辱的千千萬萬冤、錯、假案的 受害者平反。記得當時我們提出了文革期間在杭州發生的幾件案子﹕ 發生在鳳起路的美術家全家自殺案；發生在浣紗路的青年自焚案，以 及李提木被槍決的「反革命」案。 李提木，籍貫東陽，生前是杭州鳳凰山小學的老師，出身貧困，因家 庭多子女，父母準備將其遺棄，為教堂所收養，並根據使徒「李提摩 太」的名字被賜教名李提木，受洗後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工作 後，敬業愛崗，受到有關方面好評。60年代初，在率學生登山時，為 搶救墜崖遇險學生而頭部受傷。未幾，文革飆起，養傷中，李提木借 到《十字勛章》一書，希特勒的焚書、反猶、擴軍、備戰、蓬勃的被 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和國內狂熱的學生和群眾運動、最後發動第2次 世界大戰的歷史史實，使他與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聯繫了起來。他對 「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解放全人類」的叫囂十分反感。他敏 感地認為，中國政府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根據種種跡象，中國將對 世界發動一場戰爭。而他，作為上帝的羔羊，要起來盡自己的力量阻 止這場戰爭。而且，他通過自己的感受，對於社會的不平等及官僚的 腐敗非常厭惡。於是，他利用自己的繪畫才能，畫了一些宣傳漫畫， 到西湖邊去張貼。這就是發生在1969年的杭州「3．5」、「3．25」 案件。當局被深深地激怒了，在市民中進行了反復偵查。當李提木再 一次去西湖邊張貼時，在路上被盤查，經搜身後發現傳單而被捕。隨 即，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李提木死刑，於 1970年4月中旬被處決。是年李提木36歲。一個基督民主主義者由於 和平的抗議而喪失了生命，更體現了專制制度的殘暴。 一個偶然的機會，有人向我提起李提木的侄子在植物園工作。更巧的 是《四五》編輯部的聶敏之曾與李提木一起關在死囚牢中。李提木臨 處決前，把部份物品委托聶敏之轉交家屬。聶敏之由於林彪事件發生 而免於一死，出獄後遍訪李提木家屬不著。我便輾轉找到李提木的髮 妻任月琴，並約聶敏之在植物園見面。 那一幕淒慘的回憶，我至今揮之不去。那天，任月琴帶著13、4歲的 女兒一起來了。她說，兒子任靈年小不便帶，留在家裏。在大家談了 李提木的生平和獄中的情況後，我問及任月琴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 李提木被處決後，在當時的恐怖政局中，他的遺孤得不到任何合法保 護，不斷遭到暴力的任意侵犯。說到傷心處，任月琴母女泣不成聲。 於是，我對任月琴提議，當局正在文過飾非、推卸責任、標榜自己， 應該趁這個機會向有關方面提出為李提木平反。可是任月琴沒有文 化，子女弱小，沒有人會寫要求平反的材料。我提出由我以李提木侄 子的名義寫申訴狀，由李提木的侄子去向有關方面遞送。當局推卻不 過，只好私下裏悄悄地平了反，但拒絕了苦主提出的登報公佈的要 求。由此可見，假如以前的事與當局無關，當局用不著躲躲閃閃，登 報也不會丟了他們的面子。 我們始終認為，開放黨禁和報禁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一個不受監 督、或者由自己來監督自己的政權是什麼黑暗事都做得出來的。這就 是我們要求民主、我們為民主而奮鬥的根本原因。堂堂中國真的空無 一人嗎？歷史的空白會永遠保留嗎？民選政府不適應也是10月懷胎所 生的中國人嗎？中國人的生命價值不應該重視嗎？「文化大革命」過 7、8年還要再來一次嗎？「8億人口，不鬥行嗎？」 於是，我們義無返顧；於是，我們為某些既得利益者所不容；於是， 我們被深深地烙下了「異端」的烙印。20年過去了，迫於國際形勢的 發展，「月亮它悄悄地在改變」，傅粉施朱，為了生存，為了既得利 益。對於那些明智的政治家，不會忘記滿清政府頑固地拒絕政治改革 而終於喪失了生存機會的教訓。20世紀的最後一次機會，他們會放棄 嗎？頑固反對人權準則的政府，能擔負起國際重任嗎？ 民主，我深深地愛你。中國真的不能適應民主制度嗎？真的不能容許 不同的聲音存在嗎？中華5千年的文明史，民主精神一脈相承，就是 在政治最清明的帝堯時代，尚且有《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在不同的時期，賦予民主不同的內容。人類智 慧創造的科技已經把人類從自然經濟的封建時代發展成了現代文明社 會，我們還要把人類蒙昧期的制度帶入到21世紀嗎？ 20年過去了，在這個中國歷史的徘徊期，我的許多朋友們為了自己的 信仰付出了很多很多。每一念及，五內如焚。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 是無怨無悔的。畢竟我們在魔鬼的手掌間挖開了一絲光。我們堂堂正 正地享受了一點作為現代人所應該享受的表達意見的權利、出版和交 友的權利。我們的存在使獨裁者的自我感覺不再那麼好，使他們有所 掩飾和顧忌，從而漏出更多的光來。對於一個渴望自由的人，比起我 們的父兄，我們付出的代價並不大。從鄧小平的「中國沒有人權問 題」到當局給的豬權──「人權就是吃飽飯」──已經是一個飛躍。 在此我謹將此文紀念那段不能忘卻的經歷，並把一首普希金的詩獻給 當年的朋友們﹕ 在西伯利亞礦山的深處， 保持住你們高傲的耐心， 你們的思想的崇高的意圖 和痛苦的勞役不會消泯。 不幸的忠貞的姐妹──希望， 在昏暗潮濕的礦坑下面， 會喚醒你們的剛毅和歡顏， 一定會到來的，那渴盼的時光﹕ 愛情和友誼一定會穿過 陰暗的閘門找到你們， 就像我的自由的聲音 來到你們服苦役的黑窩。 沈重的枷鎖一定會被打斷， 監牢會崩塌──在監獄入口， 自由會歡快地和你們握手， 弟兄們將交給你們刀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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