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0.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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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牆下 民主牆下各個階層的讀者聞訊而來，越聚越多。最初，大家神情凝 重、默不作聲。繼而，有人輕聲地念，有人悄聲地評。看完後，大家 都不願離去，就三五成群地議論起來。有口才的便公開發表自己的觀 感，自然而然地開始了演說。 在演說的人群中逐漸有幾位嶄露頭角。一位是陳立群，機警聰慧又急 智。從濟濟的人群中，她毅然登上臨時搭建的桌台，大義凜然，滔滔 雄辯，博得圍觀群眾的陣陣掌聲。那年陳立群22歲，因腳疾，在街道 的裝訂廠工作。她出身在一個非常富有正義感的、具有相當文化涵養 的開明家庭。一兄三妹，她排行第二，為人樸實厚道。她父親也是專 制制度的受迫害者。在日後的民主運動中她表現出極強的領導才能， 無論內務外交，運轉自如，成為高壓時期浙江民運的重要負責人。另 一位是王榮躍，黑龍江回城知青，待人謙和，敢說敢為，頗具魅力， 以他的膽識、勇氣和口才，不久成為杭州回城知青的當然領袖。他的 哥哥王榮清（當時是杭州綢廠職工）也毅然加入了演說者的行列。不 知道為什麼，我總感覺到他們兄弟倆有種悲壯的俠風。他們兄弟倆都 很正直，每次演講總是娓娓道來，間或抑揚頓挫，富有感染力，沒有 半點嘩眾取寵、故弄玄虛的做作。他們的家一度成為民運人士的聚會 點。我曾認為，我們浙江民運之所以始終健康發展，他們兄弟倆的深 厚內涵也起了積極作用。 民主牆上的文章越來越多﹕署名「杭州鎖廠李雪安」的文章，秉筆直 書毛澤東，著實使大家驚悸不安。誰都怕引火燒身，誰都不敢與他有 任何來往。看看李雪安，沒有前呼後擁的氣派，只有「荷戟獨彷徨」 了。在眾多的民主牆作者中，李是署真名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第一 人。（多年後，我邂逅李雪安，發現他其實是個極誠實厚道的人，為 朋友講義氣。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他並沒有利令智昏，把自己嵌進 錢眼中去。雖然，他的景況並不太好。）風風火火又闖進一個「方醒 華」，文筆犀利，書法優美，頗具魯迅遺風，令人耳目一新。（他真 名方杏華，當時是杭州鋼鐵廠小軋分廠行政人員，後來為「6．4」下 獄，失去工作，顛沛流離，莫知所往。）還有署名「求是」的小塊文 章，短小精悍，切中時弊，不失時機地提出一些思考問題，意在讓大 家通過討論來明辯一些是非。（不久，我們通過家訪，知道「求是」 為張冶達的筆名。張冶達，海寧人，性格溫和內向，忠厚長者，愷悌 君子，當時在大福清巷的煤球店工作，住在湖濱星遠里。後來，張冶 達長期從事民運事業，成為後期民刊的主要撰稿人，現在個人景況極 差。） 民主牆下站著一個人，站在那裏幾乎沒有挪動過位子，也沒有講過一 句話，只是在看。張貼文章的人來了又走了，他幾乎沒有離開過。那 天，他突然輕聲對我說﹕「民鳴，葉航想要見你。」一邊說，一邊把 我拉到僻靜處。 三、「四五」月刊編輯部 在他向我介紹後，我知道了這個人名叫夏連忠，當時任杭州藤器廠工 會主席，曾參加過1976年的「四五」運動。夏連忠與我約好晚上在民 主牆下同葉航見面。1976年我在植物園時曾以「袁鼎」的筆名給當時 在杭州玻璃廠平板車間工作的葉航去過信，並索要他主編的《四五》 月刊。民主牆運動興起後，葉航也在牆上張貼了原來的以紀念周恩來 為主要內容的《四五》月刊。時值1979年，3年前的政治訴求一如明 日黃花，觀者寥寥。但是，不可否認，以葉航的人格魅力，在他周圍 已經聚合一批富有經驗、知識淵博的智囊人物。我所接觸過並敬如兄 長的有陳曉峰、韓幼叔、貝立等。在日後的政治活動中，這些人發揮 了很大作用。 晚上，一行人匆匆而來，一式大氅，挾裹著風塵，為首的便是葉航﹕ 氣度軒昂，寬額隆準。他一面與我握手，一面說著諸如「早就想見 你」的客氣話。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葉航，可以說對他的印象相當不 錯。我明白走上這條荊棘路的人，本身是對信仰的祭獻。異教徒的命 運自古淒慘，然而我們「為王前驅」，以一個小小的我為我們的時代 做一個詮釋。在葉航身邊的是陳曉峰，瘦瘦的個子，深邃的目光，顯 出幾分無畏和哲理。葉航請我隨他們一同到西湖邊上去會談。於是， 我們來到了一公園的僻靜處。 四周漆黑一片，冰冷的風從湖面上強勁地吹來，我們彼此看不清對方 的臉。稍稍寒暄後，我直截了當地向葉航提出不要再做回鍋菜了，我 們的刊物應該以啟迪民眾、宣傳民主、鏟除產生「文革」專制獨裁的 土壤為目的。葉航和他的朋友們表示同意我的觀點，提出要請我加入 《四五》月刊。我也答應了。葉航當時在杭州大學政治系讀書，沒有 太多的時間從事事務性的工作。我加入《四五》以後一下子就忙碌開 了。我有意識地把民主牆下的積極活動份子吸收到《四五》月刊中 來。其實，當時《四五》月刊內已經是人才濟濟了，除了前面提到的 葉航的朋友們，還有聶敏之、施國翔、朱惠良、葉崇武、毛慶祥、沈 宏、徐濤、夏連忠等等（這幾位大都是在文革中久經考驗的、在原來 的派系鬥爭中他們獲得了豐富的政治經驗的人，難能可貴的是，他們 終於看到了社會的癥結所在，毅然投入到民主運動中去）。對於各類 人才我兼收並蓄，根據他們的特長──設立理論組讓智囊們切磋探 索。記得理論組是由陳曉峰負責的。會寫的進入寫作組，根據智囊們 的理論寫出群眾易懂的文章。我兼任寫作組負責人。會說的，建立演 說組，定期、不定期的民主討論會供他們揮灑自如，由王榮清兄弟負 責。不會寫、不會說的安排在發行組，從事後勤工作和刊物的分發工 作。朱惠良負責刊物印刷，陳立群姐妹主動負責張貼與發行（其實她 們的文章也寫得不錯）。還有財務總管，由徐濤負責。我加入前， 《四五》月刊編輯部對社會公開的通信地址是「杭州市第4醫院同心 幹」（施國翔的太太在第4醫院工作），有許多讀者來信、來稿，並 留下聯絡地址。我提出根據讀者留下的地址分片回訪，通過回訪為編 輯部進一步組織稿件，同時也擴展了力量。在具體操作上，為了便於 和讀者溝通，我們在民主牆下設立了「民主信箱」，讓讀者把意見和 建議及稿件自行投放。每次開箱，我們都感動不已。許多讀者給我們 寫來了熱情洋溢的信件。個別讀者還每月從微薄的工資裏拿出錢來捐 給我們。陳立群姐妹、王榮清兄弟、吳闖（地力）、張冶達以及其他 多位積極份子的加盟，內部策略的調整，組織框架的搭建，使《四 五》頓然生色，一舉成為杭州民運之翹楚。在柳浪聞鶯某官邸召開的 一次會議上，大家選我為《四五》月刊的臨時召集人。當時我估計大 家是從幾方面來考慮的﹕第一，我在民主牆發表的多篇文章已經具有 一定的影響力；第二，我的背景比較單純，既不是葉航和他的朋友們 那樣出身大幹部家庭，也不是從派系中來，原有二方都對我感覺不 錯；第三，我的組織和活動能力，已由事實證明比較強；第四，當 時，接連出刊的《浙江潮》和《沈鐘》刊物裏有不少是我故友，他們 都比較給我面子，我的出任有利於相互間的協調。 期間，返城知青在王榮躍、沈建明等人的帶領下，展開了大規模的活 動。他們遊行、靜坐、絕食，要求廢除「上山下鄉」政策，要求返回 故土，要求落實生存的權利。當局也以強硬態度對待他們，矛盾日漸 激化。接連數天，憤怒的知青在湖濱路十字路口集會。參加的知青人 數之多，交通為之堵塞。為保護《四五》月刊，保護王榮躍的人身安 全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我寫紙條告誡王榮躍把遊行集會安排到少年宮 去。但是，從眾法則已經使知青隊伍無法駕御。王榮躍被捕。在受審 時，問及我在知青活動中的行為時，王榮躍出示了我的紙條，我們都 得以倖免。 記得在知青第一次湖濱集會時，王榮躍在崗亭裏演講。我站在他旁 邊，盡可能保持冷靜，維持著周圍的秩序。集會結束，我走下崗亭， 被人群密密地圍住，無法脫身。在緊急中，朋友劉志群擠過來，把手 上的自行車鑰匙交給我，並幫我擠出人群去，輕聲約我在孩兒巷見 面，就讓我跨上車走了。到了孩兒巷劉志群的家，裏面坐著一大批 人，都是劉的朋友，如胡天馬、卓剛等。他們都很年輕，向我提出要 參加《四五》月刊。我以前也認識他們，都是一些特具藝術氣質的好 青年。我告訴他們，在中國政治迫害非常殘酷，他們還年輕，希望他 們不要加入進來。如果他們有意見想發表，可以向我投稿。或者，他 們自己出一份刊物，盡量溫和一些。以後，他們果然出了《螢火 蟲》，很有特色，很溫和，可讀性很高。但是，最後當局仍然沒有放 過他們。劉志群被迫從單位辭職。當知青請願達到高潮時，我們在岳 王路附近的某位民運成員家開踫頭會。有人介紹來兩位青年人，其中 一位相貌堂堂，器宇軒昂，帶著一種軍人的氣質。他自我介紹叫楊曉 雷，在杭鋼焦化分廠工作。他非常熱情，滔滔不絕地談了對民運的一 些看法和建議，並表示願協助我做一些具體工作。正如他的名字，楊 曉雷辦起事來雷厲風行，渾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勁。他和另一位民運成 員徐國強（筆名馬列兵，當時是杭州印染廠職工，為民運嘔心瀝血， 不幸早逝）病懨懨的樣子剛好形成對照。在我離開《四五》編輯部 後，楊曉雷一直成為民運的中堅力量。另一位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 朱惠良，一副憨厚的樣子，訥於言辭，人緣極好，辦事踏實，社會活 動能力很強。當時《四五》的刻印和發行工作幾乎都是他包攬的，一 直到具有一手刻蠟紙和美術絕活的吳水泉兄妹加入。 接連幾天的集會，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上海的民運人士龔星南正 好在當時來杭州。他主動找到我們，約我們去上海與上海的民運人士 交流與合作，互相學習，互補優勢，使滬、杭兩地的民運形成合力。 我們編輯組全體人員欣然同意。 1979年2月初，葉航、陳曉峰、毛慶祥、徐濤和我一行數人，前往上 海。龔星南陪著老喬等幾位《人民廣場》的民主活躍份子到車站迎 接。我們一下車就被「條子」（便衣）盯上了。但是，由於我們一直 提倡體制內改革，一直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我們很坦然， 按計劃和各民運團體的負責人進行了交談，並由上海方面安排在復興 公園內的茶室裏作了較大規模的會談。大家就民運在中國的存在必要 和發展方向作了積極探討。我們介紹了杭州民運的發展狀況。最後， 根據上海民運人士偏長演說、杭州民運偏長文章的情況，我們邀請上 海方面有機會來杭州演講，而我們則為上海提供文章。這天，我記憶 最深的是，坐在我對面的那位小伙子，白皙瘦削的臉，戴著眼鏡，個 子不高，很文靜，總是問我一些具體問題。在我們互留通信地址時， 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傅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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