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0.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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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盜回被宙斯竊據的火種，觸犯天條的普羅米修斯受到天帝的懲罰， 在高加索的懸崖上被緊緊束縛，凶惡的獵鷹啄食著他的肝髒，使他承 受無盡的痛苦。然而，他無怨無悔。今天，當我回憶起20十年前的一 切，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不斷在我眼前顯現。在惡毒的天條的詛咒下， 你們現在好嗎？盜火者們，你們是否還熱情如舊，是否還記得當初的 一切？我試著記錄下雪泥鴻爪的片段，以冀拋磚引玉。 一、「79」民運在杭州的興起 1978年大約是10月底，我去金釵黛巷杭5中宿舍朋友陳維健家。好多 以前認識的朋友都在﹕吳報建、章某某，還有幾個面熟但叫不出名字 的。大家臉上都有一種興奮感，似乎在我進去以前熱烈地談論著什麼 事。 我原來在撫寧巷小學讀書，四年級轉到了木場巷小學。我初小的同學 有很多是陳維健的中學同學。陳維健的母親萬老師又是一個極為慈祥 的人。陳維健的父親被打成右派後，家境一直不好。一些較優秀的、 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學生經常去他家交換書籍、交流思想、談論對時 局的和中國前途的感想，日復一日自然成了莫逆之交。 陳維健體魄強健、生活嚴謹、不苟言笑，逆境中的生活養成了他喜歡 深思，以自己的價值觀念來評判周圍的是是非非。在人性被極端扭曲 的時代，這種獨立的人格真可謂鳳毛麟角。他當時以「可教子女」的 身份在碼頭從事非常繁重的裝卸工作。 事後知道，陳維健和他周圍的朋友們，在聽說北京西單民主牆的消息 後，已經多次以「鄭石鳴」（鄭奮、魯石、民鳴）的聯合筆名，利用 上夜班的機會，在路過湖濱（現解放路百貨商店新舊樓交接處）時， 張貼了《國民性一瞥、二瞥》等反專制、倡民主的文章。他們利用夜 色，帶著大口罩，提著漿糊桶，到了那裏，一人扶著自行車，一人站 到書包架上，匆匆貼好，立即騎車向北消失在黑暗中。 我當時在玉泉杭州植物園工作，每週進城一次，在與陳維健和他的朋 友們的交往中，我提出可以為他們抄寫文章，因為我兼任單位的宣傳 和美工，文具紙張可以領用。幾次抄寫後，我又借用陳維健的個人筆 名「民鳴」寫了幾篇小文章。其後我在白天前往民主牆觀看，發現有 許多外地人在那裏抄文章。一打聽，他們都是受人之托前來抄寫的， 抄不完就住旅館，第二天接著抄，費用由委托人（大多是專制政體的 受害者）支付。我心裏有了一種想法﹕何不把這些文章油印後分發， 便於攜帶和流傳。我建議陳維健以刊物的形式定期出小冊子。陳維健 和他的朋友們認為沒有必要，我也就作罷了。後來我在抄寫《民主萬 歲》這篇文章時，自作主張添寫了許多尖銳的內容，引起了大家的不 滿。我趁機提出﹕為不連累大家，離開他們，自己改弦更張，並答應 為以前的事保守秘密，因為當時他們都是知識份子家庭出身，處事非 常謹慎，不願意招惹是非。 20年過去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青少年時代的歷史在我是刻骨銘心 的，今天在我的回憶錄中披露，不知是否會遭譴責。但是，在浙江民 運史上，這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作為一種對真理的追求，一種 人類精神，我想應該予以記錄。 「鄭奮」是吳報建的筆名。他文筆優美，見解獨特，是民主牆前期大 字報的主要執筆者。當年他從黑龍江回城，沒有工作，聯絡起一批志 同道合的朋友，並通過朋友結識了陳維健。也是他最早得到北京民主 牆的消息，開杭州民運風氣之先。我至今不知道「魯石」叫什麼名 字，只記得他瘦長的個子，文儒的樣子，戴一副眼鏡；是個中學教 師，已婚，有家室；在我們這麼一群毛頭小伙子中，可謂是大哥哥 了。在民主牆形成氣勢後，為家室的安全考慮，他急流勇退了。我幾 乎沒有與他講過一句話。但是，我很懷念他。 期間，我離開陳維健他們後，經常徜徉在民主牆下，繼續以「民鳴」 的筆名寫了《文革政治小詞典》等文章。有些文章在讀者中形成較大 的影響。文章貼多了，我的身份也為讀者所熟知。有許多讀者踫不到 我，就直接用筆在我的文章上寫著希望與我見面。 （同時，我通過在北京讀大學的朋友與《北京之春》聯絡，收到北京 來信已是1979年2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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