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9.1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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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日，艱難掙扎、一盤散沙的海外民運團體突然感到振奮起來，原 因無它，主要是受到來自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發佈的兩條消息的感 染﹕一是中國民主黨山東籌備委員會的謝萬軍、劉連軍，10日前往省 民政廳要求辦理註冊登記，被出面接待的官員告知政府會考慮「批准 此事」；二是中國民主黨湖北籌備委員會的陳忠和、呂新華、任秋光 等，在同一天前往省民政廳要求註冊，受到「友好接待」。 民政廳無權政黨登記 據說，民政廳向中國民主黨山東籌備委員會提出4個條件﹕一、必須 要有5萬元的註冊資金；二、必須在申請書上列明「中國民主黨」的 辦公場所；三、必須列明「中國民主黨」主席、副主席、秘書長的個 人簡歷；四、必須在申請書上列明「中國民主黨」50成員。 上述4點雖然都以「必須」貫之，不無嚴厲意味，但也合乎《社團登 記條例》，且並不難做到。假若4點都具備的話，註冊登記便順理成 章，至少消息來源給了人這種感覺。如情況屬實，就意味著中共黨禁 不再，在政治改革上邁出一大步。甚囂塵上的西方國家對中共人權狀 況的批評也將從此斂聲息氣。 問題是這消息雖具「爆炸性」卻並非即將發生的事實。假若對中共政 治現狀以及政治作業稍作了解，就不難理解這一點。首先，民政廳根 本不具有批准政黨註冊的權力。在省政府數十個廳、局級機關中，最 沒有職權、財權、政治權的就是民政廳。民政廳的主要職能是擁軍優 屬（照顧軍人、烈士家屬）、扶貧救災、處理民事糾紛、辦理結婚和 離婚手續等等。80年代末，中南海決定將社團登記的業務交給民政 廳，主要是基於如下考慮──一、強化黨的文宣部門﹕過去社團登記 須到黨的宣傳部，實為宣傳部增加不必要的業務負擔；二、在形式上 做到社團民間化﹕將社團登記歸口民政廳，在對外宣傳方面會收到某 種效果，即淡化黨對意識形態的鉗制；三、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隨 著社會的開放，各種行業要求成立學會、協會、研究會的多起來，由 民政廳登記有利於社團管理的規範化。 官方出面粉碎了這一傳聞 民政廳負責社團登記，並不意味著對社團有審批權或管理權。有些敏 感的學會、協會成立，仍須報備主管部門以及宣傳部門，比如，被人 稱為極左堡壘的北京馬列主義學會和當代文化研究會等，皆是被時任 中宣部長的王忍之批准的。還有一些所謂的社團，壓根兒就是黨的附 庸機構，比如，各級總工會、婦女聯合會、作家協會、文化藝術聯合 會、社會科學聯合會等等，都是準官方機構，其主要領導人都是經過 省委組織部任命，在行政級別上與民政廳平級，它們到民政廳登記只 是履行手續。 至於政黨登記這樣大事，民政廳非但不敢作主，也沒有權力過問。民 政廳憑藉的只有一部由國務院頒佈的《社會團體管理登記條例》，而 《社團登記條例》明文規定﹕只接受學會、學社、協會、基金會等社 會學術團體的申請註冊，從不受理政黨登記。在中共的政治辭典裏， 政黨與社團是根本不同的兩個概念。社團可以成立，政黨卻不可以出 現。因此中共執政以來，被稱為「政治花瓶」的所謂民主政黨始終是 那麼幾個，50年來不多也不少。至於政黨登記是怎麼回事兒，很少有 人關心，也很少有人知道。 僅此一點，就可以斷定，北京允許「中國民主黨」註冊的消息為天方 夜譚。這個消息所以被海外媒體大肆傳播，如果不是由於他們不了解 中共政治作業方式，將地方官方的搪塞、拖延以及請示過程，誤認為 是默許，就是由於海內、外民運人士對中共內部改革頗多期待，由焦 慮所產生的幻象。 9月11日，中央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的官員也證明了上述判斷。那 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有關官方允諾民間政黨註冊的消息「完 全是假的」，是他們在「斷章取義」。山東、湖北民政廳主管在接受 海外媒體越洋採訪時亦否認了這一傳聞。 中共政治改革遙不可期 中共的經濟改革已進行了20年，政治改革也進行了20年，因為李鵬曾 經說過，大陸社會「從來也沒有停止過政治改革」。李鵬的話並不 錯。正如在人權問題上，中共有自己獨特的標準一樣，對於政治改革 同樣也有與眾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政治改革不只是體制的改革， 還包含觀念的改革，而且，所有的經濟改革都具有政治因素。 至於新聞自由、政治自由才算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那是西方的觀 點。中共的改革有一個前提，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的特色之一正是共產黨領導。如 果解除黨禁、報禁，那與資本主義還有什麼區別？ 說歸說，中共的政治行為還是有某些改變，在人權方面還是有某些進 步。比如﹕ 一、去年，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儘管這個公 約尚未被全國人大批准。同時，北京還承諾在今年秋天簽署《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這兩個條約皆是由聯合國制 訂，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人權文件。這至少意味著北京認同國際 社會的人權標準，不再堅持人權是內政問題，外界批評不得。 二、在處理海內外民運人士問題上，北京表現得既靈活又不乏人道情 懷。例如，在釋放魏京生、王丹等民運領袖方面、在批准何頻、 陳一咨奔喪方面、在迅速了斷吳宏達、曹長青、王炳章等闖關方 面、以及在對待徐文立、王有才等國內異見分子挑戰行為方面， 北京的態度相當溫和而理性。 而這些並不能說明北京準備在政治改革方面突飛猛進。事實是，即便 北京有此心也無此膽，即便是有此膽也無此條件。這是因為﹕一、俄 羅斯政治改革的「慘痛教訓」，足以令他們引以為戒；二、各種社會 矛盾包括經濟失衡、民族衝突、失業下崗等都在日益激化，開放黨禁 無異於引火燒身；三、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北京也覺得堅持目前的經 濟開放、政治從緊的策略更有利於建立國家形象。一些接近北京高層 的人士也在私下承認，中共政治地位的提升並不全是因為經濟發展、 外匯存底增加，也還因為它是碩果僅存的共產黨大國。共產黨的集權 統治、高度統一、意識形態，都對西方國家具有威懾性。 〔作者是旅美政論家，著有《中南海四巨頭》和《中國怪狀》二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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