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血腥的「6．4」之夜，在從收音機裡獲知北京學生運動被鎮壓
的消息之後，我所任教的湖南省邵陽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馬上舉行追
悼會。當時我作為教師代表上台發言。我在5月26日為了制止兩個學
生去天安門自焚，就跟隨他們去了北京，親眼目睹了天安門廣場的學
生，在那裡一邊等待人大會議的召開，一邊習學迎接期末考試的情
景。所以我譴責李鵬政府的鎮壓罪行來得分外憤怒。在演講中，我和
本校師生們一起為北京死難者痛哭流涕。

誰知這一哭就哭到監獄裡去了。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
期徒刑3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利1年。

在像豬圈一樣烏黑燻臭的女牢裡坐著，我自己倒還清醒﹕既然要痛罵
這個殺人的政權，被他們懲罰報復也理應咬牙承受。但是高牆電網之
外，我的親戚朋友們全都傻了眼﹕從頭到腳，茉莉這人就沒有一點政
治味兒，怎麼會突然成了我們那個城市最著名的政治犯。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時，我的嫂子去南嶽山求神問卦，以證實我確實在
那個年月有不可逃避的牢獄之災。我的那些有學問的女友們，也開始
鑽研《易經》等深奧著作，以究天人之變﹕連學校換了幾任校長書記
都不甚了了、只知埋頭教書相夫教子的茉莉，怎麼一下子就把國家大
事扛到肩上去了。

我的律師很可憐我。這位由中共司法局指派給我（由我家自付費用）
的一級律師，在關押我的看守所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黨組
織決定，不能為你的案子做無罪辯。我是黨員，必須服從黨的指
示。」

我當時立即請這位律師走路，說我根本沒有罪，你如果不能給我做無
罪辯，就不需要你為我辯護了。後來這位很有名氣的律師對別人說，
他之所以忍受我攆他走的態度，並不是在乎我們家付給他的那些律師
費，而是可憐我一個女人將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據他對我的了
解，我這人根本就不懂什麼政治，只是一時悲憤說出了那些反對政府
的話，到了判刑的時候就慘了。他希望為我在承認有罪的範圍內盡量
減輕我的刑期。

後來這位律師也還真的這樣以他的方式幫助我。當我以半年關在黑牢
裡的時間猛讀法律所掌握的知識，在法庭上條分縷析地為自己做無罪
辯的時候，我的律師和他的助手在一旁大敲邊鼓。他們甚至不知從那
兒找來了我當年的一首小詩，那是我在「四人幫」剛倒台時寫詩抒發
自己對中國的希望。他們當場宣讀，以此證明我一貫是熱愛黨熱愛社
會主義的，應該從輕懲處。

我的公訴人──代表國家起訴我的檢察官──也很可憐我這個不懂政
治的女人。他盡量收集我的種種優點，在公審大會上起訴我時，也說
我是一位工作很不錯的女教師云云，就是「因為不讀馬列主義著作，
才在動亂中走上犯罪道路。」

公訴人的話引起旁聽觀眾的哄堂大笑。整整一天的公審，我的每一次
自我辯護都獲得上千聽眾的掌聲和讚嘆，而公訴人的每一次指控聽眾
都發出「噓」聲和嘲笑聲。尤其是在我指斥中共違背憲法踐踏人權、
要求他們給曾經阻止學生自焚和臥軌的我以獎勵時，聽眾的歡笑和掌
聲更是熱烈。我感到自己不再孤獨，因為人民與我同在。心地不壞的
公訴人比我更可憐，作為專制政權的一個工具，他在公訴人席位上面
紅耳赤、坐立不安。

一個不懂政治的女教師成了「反革命」叫大家跌破眼鏡。而我在法庭
上的表現更叫中共眼鏡大跌。他們滿以為我會在開庭時為求減刑哭哭
啼啼低頭認罪，所以他們安排在市委寬闊的大禮堂，在大學生休息的
星期天公審我，以殺一儆百，讓學生們吸取教訓。後來倒是中共從公
審我的大會上那雷鳴般的掌聲裡吸取了教訓。自公審我之後，湖南省
規定，對所有的「6．4」政治犯只准開「小庭」，只用選拔聽眾的
方式進行審判了。

公審判決之後，我被警車押送到長沙女子監獄去勞改。我帶去的判決
書令那裡的漂亮女幹警花容黯然（她們大都不戴眼鏡），因為我這個
需要嚴厲鎮壓的反革命在判決書上的全部罪狀，只是追悼會上的五句
話，例如﹕「總有一天，我們要修建一座更高大、更壯麗的民主女神
塑像﹗」、「總有一天，我們要用李鵬政府垮台的捷報，來告慰烈士
的英靈﹗」等等。那些見過殺人放火犯罪大世面的監獄女幹警，怎麼
看我也不像一個可惡的「反革命分子」。

在失去故園流亡異鄉的今天，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不懂政治的。如果政
治意味著爭權奪利，那我永遠也不屑去懂。但是，當政治意味著每個
人對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人權的關注，意味著一份社會責任和義務，我
怎麼能不去關心和參與呢？

既然我們注定要在一個鐵血的世界裡生存，既然歷史要用殘酷的事件
抹掉往日女性的浪漫，我也就被迫用肩膀扛起黑暗。憑著自己的本
心，對強權說出真理，在需要的時候拍案而起。雖然理想主義者的戰
鬥從來就沒有回報，但是人生因此不虛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