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不喑先生在《民運應該多元化，分進合擊大家來》一文中提到了革
命和改良應該聯手行動，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我想馬不喑先生在文
章中是錯誤地領會了我的意思。國際施壓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
有，是不應該一棍子打死的。但國際施壓在中國的民運中只能起輔助
的作用。它的最終的落腳點也只能是國內民心的轉化。期盼通過國際
施壓而最終促成中共轉變、放棄專制政權的想法是幼稚的。從1989年
到現在，國際施壓已經進行了近10年，中共在人權上改善了多少呢？
相反地，國際聲援的聲音卻由強變弱，民眾對民運也沒增添幾分好
感，由全體西方世界對中共的制裁到只有美國在孤軍奮戰，由「最惠
國待遇」到「正常貿易關係」，從中國人對美國的嚮往到《中國可以
說不》。每件事都證明了國際壓力在中國民主化問題上的軟弱性。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民運的現實。從1989年到現在，國際施壓成了民
運的主流路線。除了國際施壓，在國際媒體發表聲明和公開信，民運
事實上已無所作為。有的人說在中國搞民主化將導致動亂，可具有諷
刺意味的是﹕國內那麼多罷工、遊行，未聽說哪個是民運搞的。民運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嚴重脫離民眾，一味地走上層路線，不懂得深入民
眾，團結民眾，贏得民眾。

對浙江民主黨事件，我曾設想了他們被捕後的兩種不同的場景。一種
就如現在這樣的，民運人士繼續發表聲明，絕食（接力還未繼續下
去），請律師（律師被捕），要求美國象徵性的過問，僅此而已。中
共更加變本加厲地抓人，對民運人士進行鎮壓。這樣下去，民運如何
收場呢？另一種是民主黨籌備人員在被捕前能夠深入民眾，同群眾交
朋友，為民眾辦實事，在當地有較高的威信（哪怕僅僅在他們所生活
的區縣的小範圍內），大家談到他們的時候能夠豎起大拇指。即使他
們冒然去申請註冊民主黨，也有群眾為這些好人吶喊、請願、遊行、
示威。如此類型的事情在古今中外太多了。民眾是否願意為你去抗
爭，正是你個人實力、品德和素質的一個體現，也是你在群眾中做了
多少工作的一個檢驗。如果你在群眾中沒有如此的威信，那麼即使在
民主制度下你也無法當選。

很多民運人士整天在國際媒體中描繪中國國內的惡劣局勢。他們的話
語和形像在國內的民眾中卻有如過眼煙雲。要不要國際壓力？要不要
在國際媒體中揭露中共的罪惡？當然要。但問題是，在國際上雷聲灌
耳（事實上還遠沒到這種程度），而國內的民眾依舊冷漠如初就不正
常了。國內工人、農民的罷工、遊行是一碼事，對民運的印象又是另
一碼事。就浙江民主黨事件而言，如果有幾十名群眾願意堅決在杭州
市府前面遊行、請願、絕食、靜坐，局面又會怎樣？群眾如要遊行，
我們沒聽說像民主黨二線人士那樣還要去申請的。對群眾的示威中共
也不敢像抓民主黨二線人士那樣堅決地加以逮捕。如果中共拒不放
人，這幾十人的群眾隊伍是否會擴大成為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呢？屆
時，中共還敢不放人嗎？中共可以拒絕註冊民主黨，但放人的要求中
共還是可能妥協的。如果被捕人士能夠被營救出來，那對整個民運是
多麼大的鼓舞啊！

記得岳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民運「應該開一次遵義會議了」。我
個人非常贊同。民運人士如果不能加強自身建設，團結群眾，贏得民
眾，那麼國內的形勢離革命越臨近，對民主和國家的危險就越大。目
前的當務之急不在於論證國際施壓的合理性，而在於論證國內和組織
工作的重要性和秘密結社與公開聲明的相對有效性的問題。國內鬥爭
和國際施壓，秘密鬥爭和公開鬥爭，宣傳和組織，哪個也不可缺少。
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有需要分清主次，對症下藥。民運的現實已
經證明了舊的路線有嚴重的問題，為何就不能突破舊的框框呢？血氣
之勇容易做到，精神之勇才是真正令人欽佩的。